土人不言,就只跪拜叩头,另一边,小六也泪如雨下,伏地不起。
不久后,一尊石像在太子集天庙里立起,驼背中年目含仁悯,默默注视着每一个拜祭者,既有华人,也有土人。
按照说书人的路数,这个故事的结尾该是刘墉以性命点醒了人心中的仁善,就此华人与土人和睦相处,过起了和和美美的日子。
但就如二十年前,团结拳头领处死拳民,自己再被刘墉处死,而刘墉再面临高澄的屠刀一样,历史之潮下,每个人都只是这股大潮的微小变数,并不知道自己会给历史带来怎样的变化。
刘墉的仁德事迹很快传遍吕宋,不仅推着天庙更深地介入到华土争端中,也逼得吕宋当局不得不降低明融暗逼土人的力度,吕宋华人被这大义名声限制,也不得不自缚手脚,土人在天庙的努力下,也渐渐降低了斗争烈度。看起来,刘墉的心愿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实现。
可这仅仅只是开始……
华人越来越多,加之勤劳,无业不作。而土人虽不断融入华人,但不愿融入的也越来越顽固保守。这些土人地位低下,生活艰难,对华人恨意更盛。而因刘墉之名,华人基于仁人大义对土人的忍让,他们又认为是华人畏惧自己的力量,斗志更为坚定。华土冲突虽不再那么广泛,烈度却不断上升。
十年下来,对刘墉的评价就成了华土矛盾的一条基准线。赞同并敬佩刘墉的人,不论华土,都成了温和派。而将刘墉骂作腐儒、汉奸、以仁祸国的华人,以及视刘墉为华人竖起来瓦解斗志之牌坊的土人,则是激进派。土人激进者出没密林,成了“反政府游击队”,而华人激进者则自组各类武装会社,暗中剿杀土人,被总称为“三杀党”(有害华人之行的土人,杀!有害华人之心的土人,杀!乃至所有土人,杀!)。
十年后,宰相选人票从吕宋省下落于县,适逢此时,族争血脉论和大同新义相继从北面传来,成为土人抗争华人的最新理论武器。吕宋华土矛盾再度激化,而当局的政策却因仁人大义而始终犹豫不定,只以糊墙为主。
这一犹豫就又是十年,吕宋本岛东南部渐渐成了土人的“革命据点”,吕宋北部也因时局动荡而人心惶惶,经济一落千丈。而英华战略重点又集中在了亚非之交,正为苏伊士运河而竭尽全力,当局不得不痛下决心,希望一劳永逸地解决吕宋问题。
此时人人平等之势越来越入人心,国中“清流”之势大盛,刘墉的形象愈加高大。以杀戮解决问题的政策难以摆上台面,最终争论下来的结果是,既然难以相处,就别待在一起了。
当两院通过《吕宋华土分立事案》时,一国沸腾,无数国人痛哭失声,甚至有人冲上天坛自焚,军队都出现了不稳迹象。反对此案的上层人士更聚于未央宫大门前叩阍,要求皇帝出来主持公道。恰逢太子出事,皇帝卧床,若非如此,皇帝还真可能与两院和政事堂干一仗,英华国宪将面临重大考验。
让国中人心近于分裂的原因在于,此案是一项议和案,英华与吕宋土人独立势力言和,将本已纳入英华版图的甘州(民都洛岛)、丁州(巴拉望岛)和沙瑶岛(棉兰劳岛)割出去,设为外藩属地,所有不愿融入华夏的土人,全都搬去这三座岛,自己建国。虽然名义上还是英华藩国,其实已是异国。
这还是英华立国以来第一次言和退土,国人志气大受打击,但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英华国体稳固,仁人大义渐渐占据主流,即便是王道派,也不好再妄论杀伐,这毕竟是一项大义,是“政治正确”,同盟会渐渐势大就是明证。
不好大动屠刀,那就只能赶出去,反正那几个地方多年垦殖都没什么成果,殖民公司转手无数,谁接谁破产,看似岛子都大,其实毫无实利。英华最不缺的就是地盘,将这些荒岛丢给土人,让他们自生自灭好了。
此策虽损国人心气,却是两厢折中的最佳办法,即便丢了面子,但执政的同盟会为了里子,也顾不得这么多了。以“弃虚荣,存实利”为理由,推动两院勉强通过了此案。
同盟会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不仅那一届宰相只作了五年,开宰相第一次未能连任先河,在两院里的席位也暴跌半数,“腐儒卖国”的帽子更一戴就是几十年。
这项议案也开了中洲民族独立运动的一扇窗户,尽管之后执政的共和会更重王道和帝国尊严,但面对南洋,尤其是马六甲、苏门答腊一带那些被英华带着初开民智的土著所掀起的独立浪潮,共和会也不得不以利为先,依循吕宋先例,容土人独立建国。西元十八十九世纪之交,中洲变动就来自于此,再之后天竺动荡也源于此势。一连串新国家出现,天竺也进入分治时代。
刘墉作为此势的道义肇始者,来历也在割三岛时代被国人连根挖出,形象从仁善大德沦为清遗汉奸,吕宋太子集天庙里的刘墉石像,不是被泼上粪水,就是被砸掉手臂,甚至还断过头颅。
历史长河从来都是蜿蜒曲折的。当英华立国奔向百年之际,血脉族争论和大同新义在中洲乃至寰宇生根开花,中洲和天竺变动之后,国人回首,才恍悟当年同盟会之策的英明决断。
在英华所割三座岛上创立的土人国家,不仅没有建起领导者所谓的“土人天国”,反而日日争斗,残酷烈于与英华争斗百倍。原本是一个国家,不到五十年,就分裂为十多个名为国家,实为部落的群体,相互征战不止。
英华在吕宋本岛人口已达千万时,这三座岛上的土人人口依旧没突破百万,除了一些粗糙的农业,经济支柱全来自种植园,而种植园又由英华资本控制。这些国家的统治阶层与英华资本紧密勾结在一起,欢快地压榨底层土人。
三座岛所聚起的几座稍具规模的城市,乃至日后马六甲、苏门答腊兴起的土人城市,全都是英华势力范围。华人在这里尽享贵人待遇,土人自甘为奴。不仅租界林立,“土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华语牌子更四处高挂。
百年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阴云密布时,南洋土人国家已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些国家里的“革命派”不断呼号,恳求英华“接纳游子”,甚至有国家全民投票,百分之九十赞同“回归母国”,可得来的全是英华的冷脸。
这时候在英华国内,谁要抱着开疆拓土的虚荣之心,鼓噪接纳它们,谁就要被骂作国贼。
南洋的百年变动,被英华历史学家概括为“吐故纳新”,而英华为什么能完成这样的吐纳,国人不得不承认,是刘墉这样的人所坚持的仁人之义,是天人大义应于国家和民族内外时的延伸。有这样的大义,英华才能守住根本之利。若是没有这一道人心底限,只图快意恩仇,以屠刀相向,土人蛊毒终究会留在英华体内,不知什么时候发作,溃及心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