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皮黄戏中歌曲的词句,虽然勉强着用韵,而事实上实在不能算是诗,或者连韵语也够不上;而且演员有自由改定词句的权利,所改正的有时远不及原文,但是,在声调上更悦耳,听者也便不去管它象话不象话,而专以好听为主。今日的新剧提倡者,对于戏剧应用何种言语还在讨论,其实,这是无须多讨论的——表现什么便应用什么言语,一个学者与一个车夫的言语是不相同的,便应当用学者与车夫所用的言语去表现,这便能真确有趣。京腔大戏中的言语是已经成形,不管它是好是坏,它对于国语的推广确是极有力的。新剧的言语自然应该利用国语,但是为提倡新剧,就是全用方言,也无所不可。旧剧中的尖团字是一成不变的,是伶人的一种很重要的训练,尖团颠倒便遭“怯口”之诮,其实伶人自己也并不晓得为何必须如是。新剧的演员未必都能说国语,而且没有遵守尖团字的必要,所以在各地方演剧——除非是为国语运动——满可以用方言,以免去那不自然的背诵官话;——不自然便损坏真实。
至于舞台的布景与行动,中国旧剧中的实在有改革的必要。那自道姓名,与向台下的听众讲话,是极不合表现真实的原理。自然,在西洋古代戏剧中也有与这类似的举动,但是已经改掉了,而把舞台视成另一世界,以幕界为一堵厚壁,完全与台下隔开。这并不难改掉,只要有好剧本,而且演员能忠于剧本,这些毛病自然能免去。这个问题系于皮黄剧的是否有成立的价值,或是否能改善。这是个大问题。假如我们承认皮黄戏是“一种”歌舞剧,有保存的价值——以现在民众的观剧程度说,它确有保存的必要——那么去改善它,把它的音乐与歌舞更美化一些,把剧本修改得更近于情理,便真可把它看成“一种”歌舞剧,而与真正的新剧分途前进,也未不可。这样,旧戏的改善便可专从美的方面下手改善,而把真实的表现让给新剧去从事工作,因为在旧剧的壳壳中决不能完全适用真正戏剧的原理。在新剧中呢,那舞台上的不近情理的举动,与自道姓名等,自然会在写剧本时便除去;那文明剧中的由旧戏得来的毛病是该一律扫清的。至于布景,在改善的旧戏与创作的新剧有同样的困难。戏剧是表现真实的,也是艺术的,它的布景是必须利用各种艺术而完成一个美的总集。在旧戏中,以手作推势便算开门,以鞭虚指,便又是一村,这自然是太不近于真实,但是,这也比那文明戏中的七拚八凑的弄几张油画来敷衍强得多;这虽不真实,究竟手势比破油画在强烈的煤油灯光下还少一些丑恶。在这里,新剧感着同样困难。舞台上布置的各项人材是极感缺乏的。旧戏的改善在一方面,在今日的情形之下,或只能消极的去避除那丑恶之点,如在舞台上表现杀人洒血等,在美的表现上,似乎得等着新剧的设施有成绩之后,它才能想起采用,采用的得当与否,要视旧剧改善者的审美的程度而定。这样,新剧家的只努力于剧本——现在的情形是如此——是决不足以使新剧推展得圆满的,他们必须注意到这全体之美的设施,不然,他们的剧本在舞台上一定比旧戏还更丑劣。自然,舞台上的真实永远不能避免人为的气味,所以,现代西洋戏剧有灭除这种不自然的表现之趋势;但是,在现在的中国,戏剧到底是要含有教育的目的,我们不能不拿较比真实的打倒无理取闹。对于观众有了相当美的训练,我们才能更进一步去减除这不自然的布景等。
至于演员与戏剧的关系,设若戏剧能达到以艺术表现真实的地步,是最有趣的。那就是说,演员在忠实于剧本之中,而将身心融化在剧旨里去解释它,去表演它。这样,演员决不仅是背过了剧本到台上去背诵,或是随意参加自己意见与言语,而是演员本人也是个艺术家,用他的人格与剧本中的人格的联合而使戏剧表演得格外生动有力。有许多人以为表演不算是艺术,这是错误的。一个演员的天才、经验与真诚,是不能比别的艺术家少的。诚然,他的职务是表演,不是创作,但是,设若他没有艺术的天才与经验,他决不会真能明白艺术作品而表演到好处。戏剧的进展既依表现真实为准,演员的困难便日见增加。中国或古代希腊的伶人决不会把近代的剧本能演到好处,因为他们的舞台经验是极有限的,极死板的,极不自然的;近代戏剧是赤裸裸的表现人生,不假一切假作的事情,如画脸,如台步等等来帮助他们作成伶人,而是用自己的天才与人格来使剧中人物充分表现出来。他们不是由脸谱与台步等作成自己的名誉,而是替创造家来解释来表演真实。他的一切举动都要恰合真实,这不是件容易作到的事。中国戏剧的改良,要打算成功,对于培养这样的演员是极当注意的,这样的演员除了自己的天才外,必须受过很好的教育。
第十五讲 小说
好听故事是人类天性之一,可是小说是文艺的后起之秀。不但中国的学者,象纪昀那样的以为:“班固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则博采旁搜,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是西洋的大文学家,如阿瑙德(Matthew Arnold)也以为托尔斯泰的Anna Karenina①不能算个艺术作品,而是生命的一片断。自然,这种否认小说为艺术品有许多理由,而它是后起的文艺,大概是造成这个成见很有力的原因。当英国的菲尔丁(Fielding)写小说的时候,他说“实际上,我是文艺的新省分的建设者,所以我有立法的自由。”这分明是自觉的以小说为一种新尝试,故须争取自由权以抵抗成见。
那么,小说究竟算得了艺术作品么?我们先拿一段话看看:
“近代小说将抽象的思想变为有生命的模型;它给予思想,它增加信仰的能力,它传布比实在世界中所见的更高之道德;它管领怜悯、钦仰与恐怖的深感;它引起并继持同情;它是普遍的教师;它是读众所愿读的唯一书籍;它是人们能晓得别的男女的情形唯一的途径;它能慰人寂寥,给人心以思想、欲望、知识,甚至于志愿;它教给人们言谈,供给妙句、故事、事例,以使谈料丰富。它是亿万人的欣喜之活泉,幸而人们不太吹毛求疵。为此,从公众图书馆书架上取下的,五分之四是小说,而所买入的书籍,十分之九是小说。”(Sir Walter Besant,Artof Fiction①)
这一段话没有过火的地方:小说是文艺的后起之秀,现在它已压倒一切别的艺术了。但是,这一段只说了小说的功能,而并未能指出由艺术上看小说是否有价值。依上面所说的,我们颇可引叔本华(Schopenhauer)的话,而轻看小说了——“小说家的事业不是述说重大事实,而是使小事有趣。”(On Some Forms of Literature)但是,小说决不限于缕述琐事,更不是因为日常琐事而使人喜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一些历史小说可以作证。那么,小说究竟算艺术品不算?和为什么可以算艺术品呢?我们的回答,第一,小说是艺术。因为,第二,有下列的种种理由:有人把小说唤作“袖珍戏园”,这真是有趣的名词。但是小说的长处,不仅是放在口袋里面拿着方便,而是它能补戏剧与诗中的缺欠。戏剧的进展显然是日求真实,但是,无论怎样求实,它既要在舞台上表现,它便有作不到的事。亚里士多德已经提到:如若在戏剧中表现荷马诗中的阿奇力(Achilleus)①追赶海克特(Hector)②便极不合宜。再说,戏剧仗着对话发表思想,而所发表的思想是依着故事而规定好了的;戏台上不能表现单独的思想,除非是用自白或旁语,这些自然是不合于真实的;戏台上更不能表现怎样思想。诗自然能补这个短处,但是,近代的诗又太偏于描写风景与心象,而没有什么动作。小说呢,它既能象史诗似的陈说一个故事,同时,又能象抒情诗似的有诗意,又能象戏剧那样活现,而且,凡戏剧所不能作的它都能作到;此外,它还能象希腊古代戏剧中的合唱,道出内容的真意或陈述一点意见。这样,小说是诗与史的合体,它在运用上实在比剧方便得多。小说的兴盛是近代社会自觉的表示,这个自觉是不能在戏剧与诗中充分表现出来的。社会自觉是含有重视个人的意义;个人之所以能引起兴趣,在乎他的生命内部的活动;这个内部生活的表现不是戏剧所能办到的。诗虽比戏剧方便,可是限于用语,还是不如小说那样能随便选择适当的言语去表现各样的事物。这个社会自觉是人类历史的演进,而小说的兴起正是时代的需要。这就表现的限制上说,由人类历史的演进上说,都显然的看出小说的优越;艺术既是无定形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些优越之点果能用艺术的手段利用,小说便是新的艺术,不能因为它的新颖而被摒斥。
在形式上说,它似乎没有戏剧那样完整,没有诗艺那样规矩,所以,有些人便不承认它有艺术的形式。诚然,它的形式是没有一定的,但是,这正是它的优越之点;它可以千变万化的用种种形式来组成,而批评者便应看这些形式的怎样组成,不应当拿一定的形式来限制。设若我们就个个形式去看,我们可以在近代小说中,特别是短篇的,如柴霍甫,莫泊桑等的作品,看到极完美的形式,就是只看它们的形式也足以给我们一种喜悦。短篇小说的始祖爱兰坡①便是极力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人,这个主张对与不对是另一问题,但它证明小说决不是全不顾及形式的。不错,在长篇中往往有不匀调的地方,但是这个缺点决不能掩蔽它们的伟大。总之,我们宜就个个小说去看它的形式,这才能发现新的欣赏,而且这样看,几乎在任何有价值的作品中,都可以找到一种艺术的形式,它可以没有精细的结构,但是形式是必定有的;而且有时候越是因为它的结构简单,它的形式越可喜,它有时候象散文诗或小品文字,有种毫无技巧的朴美,这在诗艺中是很少见的。什么是小说的形式,永不能有圆满的回答;小说有形式,而且形式是极自由的,是较好的看法。小说的形式是自由的,它差不多可以取一切文艺的形式来运用:传记,日记,笔记,忏悔录,游记,通信,报告,什么也可以。它在内容上也是如此;它在情态上,可以浪漫,写实,神秘;它在材料上,可以叙述一切生命与自然中的事物。它可以叙述一件极小的事,也可以陈说许多重要的事;它可描写多少人的遭遇,也可以只说一个心象的境界,它能采取一切形式,因而它打破了一切形式。
那么,小说之所以能为艺术品者,只仗着这些优越之点吗?当然不是。小说的发达是社会自觉的表示,上面已经提到。社会自觉含有极大的哲学意味。每个有价值的小说一定含有一种哲学。这种哲学暗示出,如梅瑞地兹(Meredith)①所谓:哲学告诉我们,我们并不美如玫瑰之红艳,亦非丑如污浊之灰暗;反之,哲学使我们看到我们的光景是美好,下得去的,有结果的,因而最后得到欣悦。又如杜司妥亦夫司基所谓:大概说,人们,即使是恶劣的,是比我们所设想的更天真更简单一些。我们自己也是这样。这样的暗示,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因为一个没有哲学的故事是没有骨头的模特儿。但是,有哲学是应当的,哲理的形成也不算极难的事,小说之所以为艺术,是使读者自己看见,而并不告诉他怎样去看;它从一开首便使人看清其中的人物,使他们活现于读者的面前,然后一步一步使读者完全认识他们,由认识他们而同情于他们,由同情于他们而体认人生;这是用立得起来的人物来说明人生,来解释人生;这是哲学而带着音乐与图画样的感动;能作到这一步,便是艺术,小说的目的便在此。
戏剧与诗也能如此,但是,上面所指出的小说的优越之点,使小说在此处比戏剧与诗更周到更生动。戏剧中如过重思想,人物便易成为观念的代表,而失其个性;若欲保持个性,无论如何也不如小说那样能刻骨入微的描画。诗艺中是能以一语之妙而深入人心,但是,它不能永远用合适的言语传达一切,它的美好的保持往往限制住它的畅所欲言;而高深的哲理往往出自凡夫俗子之口,小说于此处便胜过了诗艺。这样,小说必须有它的哲学,而且是用艺术手段来具体的表现它,假若能达到此点,它便不能不算艺术。
从哪里得到哲学?要观察人生与自然。怎能具体的表现出这个哲学?要观察人生与自然。观察人生与自然,从而以相当的工具去表现人生与自然,不是一切艺术的根本条件么?小说家既也须懂得人生与自然,小说家便不是容易作到的。阿瑙德以为托尔斯泰的作品是一片真实,不错,小说几乎都是真实的一片段,但是,这一片段真实从何而来?不是由生命的观察与体认么?这一段的组成,不是许多不同的心象的织成么?这分明是说:这些是生命,容我以艺术表现之。就是那极端写实的写家,随便拾起任何人物,随便拾起任何事实,随便拾起任何时间,似乎无所求于艺术了;但是,敢这样大胆的取材的人,必是对于人生与自然有极深的了解与心得,他根本的必须是个艺术家。俄国的写实作家有时只给我们一些报告似的东西,没有多少含义,没有什么最后的印象,然而这究竟不是报告,而是艺术家眼中的一片真实,也照原样使我们看一看;能使别人看到我们自己所看到的,便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样写作的态度是怎样看到便怎样写出,而在一写的时候,写家已经象那些事物的上帝似的那样明白它们。况且,他们所要写的多是人类的心感;托尔斯泰以为能传达感情是艺术唯一的目的。由观察人生,认识人生,从而使人生的内部活现于一切人的面前,应以小说是最合适的工具,因此,小说根本是艺术的。乔治·伊利亚特(GeorgeEliot)①说:“我真愿意再多看人类生命;人在世上只有这么几年,怎能看够了呢?但是,我是说,现在我正在用诗艺的自由与深刻的意味检讨我最远的过去,有许多步骤必须走过,然后,我才能艺术的运用我现在所得的任何材料。”(GeorgeEliotsLife,J.W.Cross②)
这是一个有名的写家的自述,这里指给我们:生命的观察是一件事,观察以后能艺术的应用又是一件事;那就是说,经验与想象是艺术组成的两端。设若一个人不能设身处地的,象被别人的灵魂附了体的样子,他必不会给他的一切人物以生命及个性。这个外物与内心的联合是产生艺术的仙火。人生与自然经过想象,人生与自然才能属于作者;作品的特色便是想象的颜色。假如戏剧与诗艺是以思想装入形式,小说是以想象变化形式;戏剧与诗艺也要想象,但在形式上远不及小说能充分自由。Worsfold说:“以想象的运用而解释自然,是小说的本色——提出目前生活的一个理想的表现——决无缺欠。它完全凭着字的力量,而不需韵文的音乐,也不要戏剧的实现,而是以自由与完整来补这两个缺乏。与一旁的创造文艺相比较,小说对于这个工具,言语,有绝对的支配权能,而言语是艺术能影响于想象的最有力的工具。”(Thenovel③)
这样,小说家的想象天才辅以善于打动想象的工具,小说之能感动人心是自然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