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开学时,去新华艺专的学生又要求返校,与校方发生冲突,事情演变愈来愈厉害,刘海粟在各种压力下被迫辞去了校长职务。
关于1927年学生风潮的事件起因,刘海粟在时隔几十年后说,起因是潘玉良。在一次电视采访时,刘海粟说:“潘玉良在上海美专读书时,大家并不知道她出生青楼。有一次周末开同乐会,师生都要表演节目,轮到潘玉良表演时,她推却不了,就唱了一段《李陵碑》,字正腔圆的演唱,惊呆了所有在场的人,因为这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必受过严格训练,于是让同学起了疑心,才千方百计打听她的过去,才有身世泄密,闹出退学风潮……”
学生退学风潮还未平息,上海又迎来了白崇禧部队,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协助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建立了南京政权。一时间,上海陷于刀光血影、一片恐怖之中。刘海粟与章太炎、黄炎培等知名学者的名字一起出现在了国民党的“学阀”名单中。在黄炎培的劝说下,刘海粟离开上海,流亡日本。
1919年,刘海粟曾经游学日本,这一次是流亡而去,心情大不一样。不过在日本,刘海粟遇到了同样流亡天涯的旧友、美专教员王济远,画家张善子,著名诗人柳亚子等,生活倒也不寂寞。
柳亚子后来写了一篇文章记录了他和刘海粟在日本街头相遇的情景:
1927年,我在日本东京市外井之头公园中,第一次遇到了他,却大家都在过着亡命的天涯。这时候的当局者,大概嫌我的思想太左倾了,以为是有什么嫌疑之类;而对于海粟,却又认为太右,加以“学阀”的头衔。做人是这样的不容易吧,我们一见面就笑起来。于是谈政治,谈文学,谈到拜伦,谈到曼殊,很是津津有味的。酒酣耳热之余,我便写了两首旧体诗送给他: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刘海粟出国游学(2)
相逢海外不寻常,
十载才名各老苍,
一卷拜伦遗集在,
断鸿零雁话苏郎。
白衣送酒陶元亮,
皂帽居夷管幼安,
一笑劝君钳口好,
人间鸡犬尽淮南。
刘海粟拜访了第一次来日本就认识的著名画家小室翠云,后来又陆续认识了日本画坛的桥本关雪、满谷国四朗等人。在日本两个月时间,收获颇丰,在朝日新闻社做演讲,并做了一个很隆重的画展,“刘海粟”这三个字便在日本画坛上响起来。
1927年8月,国内形势好转一些,在蔡元培的信件催促下,刘海粟渡船回国。他向蔡元培提出想要出游欧洲学习的愿望,蔡元培时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刘海粟的这一想法得到了蔡元培的大力支持,不仅仅为他提供了留学名额,还为他谋到了学院特论员一职,每个月有160元的收入,一下子帮刘海粟解决了生活上的后顾之忧。
刘海粟很感动,写了一封信给蔡元培:
屡蒙我公嘉惠提携,窃以为生平大幸。尝自傲曰,生平无师,惟公是我师矣。故敬仰之诚,无时或移。今更蒙许由大学院派赴欧洲研究,足见先生爱我之切,亦无时或易也。感激之情,更非区区楮墨所可表于万一。并希望此项使命形式先期发表,俾晚早日收束国内琐事,以决心渡欧也。
1929年2月,刘海粟携第一任妻子张韵士、儿子刘虎赴欧考察,同行的还有画家张弦。在欧洲,刘海粟认识了早他两年来欧洲的傅雷,出于对艺术的热爱,两人很快成为至交,傅雷法文基础好,成了他的法文老师继而是左膀右臂。这段时间,刘海粟创作颇丰,在卢浮宫、奥赛博物馆,他临摹了很多著名画家的杰作,比如,伦勃朗的《斐西芭的出浴》以及凡高等其他印象派的作品。
1929年9月,刘海粟在傅雷、张弦等好友的鼓励下,将《前门》一画送往法国秋季沙龙参展。后来,他的《森林》、《夜月》等四幅画又在蒂勒里沙龙参展。在欧洲,刘海粟与傅雷一道,游历了很多地方,他们一起乘火车去凡高苦难人生的最后驿站奥弗凭吊,与傅雷、张弦又拜访了巴黎美术学院院长贝纳尔和其他著名画家。刘海粟在巴黎风光无限,在1931年应德国法兰克福中国学院的邀请奔赴德国讲中国画学,在巴黎克莱蒙画院举行个人画展,其中《卢森堡之雪》被法国政府购买。巴黎大学教授路易赖鲁阿教授写序说:“刘海粟确是一位大师,因为他有他的信徒,这不但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先锋,即于欧洲艺坛,亦是一支生力军。”时年35岁的刘海粟第一次在欧洲被冠以艺术大师的称谓。
1931年9月,刘海粟与妻子张韵士,朋友傅雷、张弦一起离开巴黎,回到上海。此次欧洲游学,刘海粟可谓收获丰厚,他带回了大量作品,其中,《巴黎圣母院夕照》、《塞纳河》、《卢森堡公园》、《卢森堡之雪》等代表作均出自这一时期。尽管在赴欧之前,刘海粟就认识并接受了印象派和印象派之后的西方现代艺术,但他还缺乏对西方艺术近距离的品评与观摩,缺乏真实的接触,为期近三年的欧游,使得刘海粟弥补了这一缺失,并且,置身于西方艺术世界,更为有力地促使刘海粟去反观中国文化。可以这样说,刘海粟此次欧游,奠定了他此后一生致力于“中西融合”艺术之路的基础。
大师初长成(1)
刘海粟的欧游之行,奠定了他探索“中西融合”的艺术道路,后印象主义风格愈来愈明显。30年代之于徐悲鸿,也是艺术创作的高峰期,很多具有传世经典的作品都在30年代蓬勃而出,这一时期的作品也明确地预示了他此后的写实主义路线。
徐悲鸿于1927年9月从法国经新加坡乘船回到上海后不久,南京国立中山大学的学生听说徐悲鸿欧游归国,选派了叶季英、吕斯百、徐风三位学生到上海拜访徐悲鸿,诚恳地邀请他到南京国立中山大学任教。南京国立中山大学的前身是江苏省立第四师范艺术专修科,后来更名为南京中央大学。徐悲鸿接受了邀请,但同时提出一个条件,因为他居住在上海,每个月只有一半的时间在南京任教。南京中央大学答应了。
徐悲鸿的好友田汉,当时正在与欧阳予倩等人一起筹备南国艺术学院(又名南国社)。田汉兴致勃勃地让徐悲鸿主持南国艺术学院的画科。这样,徐悲鸿就半个月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半个月在上海的南国社任课。
田汉在南国社为徐悲鸿专门辟出了画室,在南国社任教的半个月内,徐悲鸿整日泡在画室里,在这段时间里,徐悲鸿创作了很多有意义的现实主义作品。
由于徐悲鸿在上海期间天天泡在南国艺术学院里,很少着家,引起了妻子蒋碧薇的强烈不满。蒋碧薇对田汉一向无甚好感,认为田汉不务正业,而徐悲鸿在南国艺术学院任教,几乎没有什么收入,全是义务教授学生画画,这也是蒋碧薇不愿意徐悲鸿留在南国社的原因之一。有一天,趁着徐悲鸿在南京中央大学任课,蒋碧薇雇了一辆车将徐悲鸿画室中所有的东西都搬走,并告诉南国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