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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部分（第3页）

位志同道合的战友。从二次大战结束、基督教民主联盟成立以来，阿登纳和

勃伦塔诺就密切合作，阿登纳曾对勃伦塔诺寄予过莫大希望，称勃伦塔诺为

“我的政策得以继续贯彻的必要保证”。现在勃伦塔诺却先他而去，阿登纳

不能不感到莫大悲痛。他去参加了勃伦塔诺的葬礼，其后一直情绪低落，直

到1965　年初，他去了法国，见到了戴高乐，并接受了法兰西学院隆重授予他

为伦理学和政治学院士的荣誉，他的心情才开朗得许多。这次去法国，报界

评论说他在法国“红得发紫”。在这种恭维客套之辞中，他感受到法国人的

极大诚意，并为此十分愉快。

1965　年1　月5　日，阿登纳度过了他八十九岁的生日。在几天前圣诞节的

讲话中，阿登纳就已经表露出他对世界形势的极大忧虑，况且人到这个年龄

对本人来讲也没有什么值得庆贺的，就好像是做展览，他希望不搞大型庆祝。

生日这一天，他只接受了基民盟在小范围内对他的祝贺。在他心里有更

多的事还等着他去操心。1965　年对他来说充满了问号：联邦议院还面临着选

举，基民盟形势岌岌可危；英国工党政府又上了台，谁知道他们会对东方有

什么新的举措？克里姆林宫换了新人马，去向未明？中国爆炸了原子弹，它

又会有什么更深刻的影响？刚刚赢得竞选的约翰逊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方针还

不得而知。。他最关心的北约改组和欧洲联合问题更是前途未卜。

1　月24　日，从伦敦传来了丘吉尔的噩耗。又少了一个同路人，阿登纳的

心情再度沮丧。曾与他一起搞政治的人越来越少，圈子也越来越小了，世界

形势的发展令人目不暇接，从旧有的逻辑出发，阿登纳认为政治局势与其说

在继续发展，不如说在不断恶化。

他仍然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联邦德国同法国和美国的关系。自从艾哈德和

戴高乐总统再度会晤之后，德法关系看来已经摆脱了夏季以来的冰冻状态，

出现了某些好转。虽然对法关系有了些希望，但同美国的关系却一点也不容

乐观。这些年来，阿登纳利用一切谈话的机会向他大洋彼岸的政治伙伴们灌

输：美国的命运同欧洲的命运休戚相关，欧洲应是美国外交的决定性重点，

是美国利益真正的所在。但是，这一基本事实是否也为华府官员们所看到呢？

艾森豪威尔——杜勒斯时代过去之后，白宫的新主人虽然继续着这一路线，

但从柏林危机、北约改组这一系列事件中，让人不能不感到欧洲的重要性在

华府的心目中已经丧失。难道欧洲已经安然无恙，再也不会有来自苏联的危

险了吗？阿登纳决不相信这一点。他希望美国人也能看清这一点。

2　月5　日，阿登纳在波恩联邦参议院侧屋的办公室里接见了《纽约时报》

的发行人C·L·苏兹贝格。阿登纳认识他已多年了，苏兹贝格对美国舆论有

重大影响。他们畅谈了几个小时。

1965　年2　月10　日，《纽约时报》刊载了一篇轰动一时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