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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部分(第1页)

好饮亦无在予上者。

常以谓人之至乐,莫若身无病而心无忧,我则无是二者。然人之有是者接于予前,则予安得全其乐乎?故所至常蓄善乐,有求则与之。而尤善酿酒以饮客。或曰:“子无病而多蓄乐,不饮而多酿酒,劳己以为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乐,吾为之体轻;饮者团于酒,吾为之酣适。盖专以自为也。”

东皋子待诏门下省,日给酒三升。其弟静问曰:“待诏乐乎?”曰:“待诏何所乐?但美酝三升殊可恋耳。”今岭南法不禁酒,子既得自酿,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广、惠、循、梅五太守间复以酒迁予。略计其所获,殆过于东皋子矣。然东皋子自谓五斗先生,则日给三斗,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东皋子与仲长子光游,好养性服食,预刻死日,自为墓志。予盖友其人于千载,或庶几焉。〗

苏东坡写过一篇“酒颂”。即便不解杯中趣的人,读了他描写陶然微醉的快乐,也会为之神往的。

〖浊酵有妙理赋

酒勿嫌浊,人当取醇。失忧心于昨梦,信妙理之疑神……伊人之生,以酒为命。常因既醉之适,方识此心之正。稻米无知,岂解穷理?翰英有毒,安能发性?乃如神物之自然,盖与天工而相并。得时行道,我则师齐相之饮醇;远害全身,我则学徐公之中圣。湛若秋露,穆如春风。疑宿云之解驳,漏朝日之域红。初体粟之失去,旋眼花之扫空……兀尔坐忘,浩然天纵。如如不动而体无碍,了了常知而;心不用。座中客满,惟忧百磕之空。身后名轻,但觉一杯之重。今夫明月之珠,不可以儒,夜光之壁,不可以铺。刍豢饱我而不我觉,布帛懊我而不我娱。惟此君独游万物之表,盖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在醉常醒,孰是狂人之乐;得意忘味,始知至道之腴。〗

苏东坡不但是酒的鉴赏家和试验者,他还自己造酒喝。他在定州短短一段时期,他曾试做橘子酒和松洒,松酒甜而微苦。在他写的“松酒赋”里,他曾提到松脂的蒸馏法,但是如何制酒却未明言。在惠州他造了桂酒,而且生平第一次品尝中国南方的特产“酒子”。酒子是在米酒还未曾充分发酵时取出来的,所以其中酒精成分甚少,实际上有些像稍带酸味的啤酒。有一次,在一首诗前的小序中他说他一面滤酒,一面喝个不停,直到醉得不省人事。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他说了“真一酒”的做法。这种酒是白面粉、糯米、清例的泉水这神圣的三一体之精华,做成之后,酒色如玉。上等面粉展酿粉,揉成面鞠饼,挂起来干两个月;然后煮上一斗米,在取出之后用水冲净,晾干;再拿三两翻饼,轧成细粉,与米和匀,放入瓮中,压挤极紧,中间留一圆锥形小坑,在中间低处流出酒液时,把刚才留下的一部分却粉洒在中间低处。等酒液已经够多,把压紧的米切开,放入新煮好的米,其比例为一斗旧米加入三升新米,再加进两碗开水,过了大约三天到五天,便酿成了六升的好酒。但是时间的长短,也要看天气如何而定。在热天,酵母要减少半两。

说公道话,苏东坡在做酒方面,只是个外行中的内行,而不是个真正内行。做酒只是他的业余嗜好而已。在他去世之后,过和迈两个儿子常被人问到他父亲做各种酒的方法,尤其是在苏东坡诗和书信中常提到的桂酒。两个儿子都大笑。二子过说:“先父只是喜欢试验罢了,他只试过一两次。桂酒尝来犹如屠苏酒。”苏东坡大概是太性急,不能锲而不舍研究个透彻。据说尝过他在黄州做的蜜酒的人,都有几次腹泻。

在哲宗绍圣三年(一○九五)四月十九日,他的堂妹去世。真是不幸,她的名字始终未能传下来,苏东坡只是称她“堂妹”,或“小二娘”。她丈夫写给苏东坡的信报告这个噩耗,竟走了三个月。苏东坡对堂妹的钟爱并未少减,这一点在几年前他写信给一个亲戚,可以证明,因为那封信里他说一次旅行时未能到常州去看她,始终引以为憾。在最后一年,她与丈夫显然是迁到苏东坡为官的定州去居住。她丈夫柳仲远,是一个方正的贫儒,并未考中科举,但甚喜收藏字画。苏东坡在京都时,他曾去拜望苏东坡,苏东坡曾以书画相赠。苏东坡在给程之才的信里,提到堂妹的死讯,说自己“情怀割裂”,在给堂妹的儿子的信里,也说“此心如割”。用这类说法表示伤怀,在中文里虽非什么特殊,但所表示的仍是很深的伤怀。

他为堂妹写的祭文,显然是得到噩耗之后写的,这篇祭文颇有真诚感触,显示出一往情深之致。文中说,他祖父所有的孙子,只有四个尚在。那四个是东坡、子由、子安(他伯父之子,在家乡为弟兄们照料祖茔),另一个便是这位堂妹。说她“慈孝温文,事姑如母,敬夫如宾”。随后谈到私人的感受。他盼她的两个儿子能长大成人,能够光耀门媚。祭文上说:“一秀不实,何辜于神,谓当百年,观此胜振。云何俯仰,一螫再呻。救药靡及,庵为空云。万里海涯,百日计闻。柑棺何在,梦泪儒茵。长号北风,寓此一搏。”

一年之后,她丈夫也去世,灵柩南运至靖江附近的老家安葬。

苏东坡到惠州不久,得到一个消息,颇使他心中焦虑。在过去四十二年中,自从他姐姐去世,他父亲公开指责他内兄家之后,他和弟弟子由就一直没和内兄程之才通信或交谈,但只和程家其他弟兄有书信来往。章惇听到这件亲家嫌隙,他就特派程之才专程南下担任提刑,处理重大诉讼和上诉的案件。在哲宗绍圣二年(一○九五)正月,他到了广州,是苏东坡到了惠州的三四个月之后,苏东坡摸不清楚程之才究竟是否已把过去的事置诸脑后,所以完全不知道会有何等情况发生,由于一个朋友的关系,苏东坡给程之才写了一封客气礼貌的信,因而知道程之才要在三月到惠州。确知他别无他意之后,苏东坡派儿子过在他来时去接他,并且带着一封欢迎信,自称:“杜门自屏,省穷念咎。”程之才此时已然年老,年约六十岁。事实是程之才颇想弥补过去的嫌隙,重获此一门贵亲的友谊。他向苏东坡恳求为他曾祖父(苏东坡的外曾祖父)写一篇墓志铭。也许是亲戚毕竟是亲戚;也许是眉山城皆以苏东坡此位大文豪为荣,而程之才也颇有此荣誉感。于是双方的关系又显得真正亲热起来,由双方交换很多信件诗文,苏东坡也对他有所请求。在惠州过了十天,程之才又出发视察,不过那一年大部分时光他在广州附近度过。

有程之才在,并且凭藉他的友情,苏东坡得以对地方颇有建树。虽然苏东坡已无权副署好多公文,可是他却充分利用他对程之才的影响力。他对朝廷高层政治固然是已告断绝,可是对邻人和当地百姓的福利,他还是视为己任。倘若有什么事非法越理,他若能运用势力予以纠正,他不会坐视不顾。绍圣三年正月元旦,博罗大火,使苏东坡大为震惊。全城付之一炬。地方官对无家可归的百姓都有救济,临时搭有篷帐供灾民居住,并严防抢劫。官家衙署完全焚毁,全需重建。苏东坡恐怕那些官衙的积弊恶习又要发生。他怕官方在重建此一城镇时,又要乘机剥削人民,而地方政府会征用物资民工。他建议程之才令当地政府在市场公开购买,禁止征集民间物资,征用民工。他指出来,否则“害民又甚于火灾”。

他站在惠州街上,看到使他十分痛心的事。看见农夫满车装着谷子去向当地政府缴纳捐税。因为丰收,谷价下跌,政府拒绝收取谷子。这正是苏东坡要管的事。他一探询,才知道政府要的是现款,因为谷价太低。农民必须在低价市场将谷子卖出,才能得到现款,可是农民须要缴纳的捐税现款却按粮价高时计算。结果,农民欠一个粮税,却得卖两斗谷子才够缴纳。苏东坡给程之才写了一封长信,内容雄辩滔滔,言词峻切,就仿佛以前上皇太后的表章一样,这样把此衙署积弊揭发无遗,指为向农民纯然勒索。他请程之才和当地的税吏和运输官举行一次会议,并建议当地政府当依谷物市价向农民征税。数月之后,他听说那三位官员已经决定向朝廷联合呈请,他十分高兴。

他现在开始关心惠州城的诸种改善革新事宜。他还是一秉过去喜爱建设的天性,经过与程之才、几位太守与县令会商,建筑了两座桥,一个在河上,一个在惠州湖上。为兴建这两座桥,子由的太太捐出不少朝廷当年赏赐她的金币。在忙于进行这项工程时,他又做了另外一件事,特别受地方居民的敬仰,就是把无主野坟的骸骨重建一大家埋葬之。重新安葬之后,他写了一篇祭文,安慰那些无名死者。他相信,那些死者不是平民,便是兵卒。他颇以那些骸骨有些残缺不完,必须合葬为歉,只希望那些阴魂和睦相处,犹如一个大家庭一样。他又在城西修了一座放生池。这纯然是佛教思想,其基本观念是轮回思想,相信那些鱼也许前生是人身。鱼类一放入此一放生池内,则生命安全无虞。那个池塘即名为“苏东坡放生池”,直到清末,当地士绅百姓,还保持在节庆之日,去买鱼放生的风俗。

他常对做些小事感到兴趣。一件新奇的东西,在几年之前很使他着迷,那时他正贬谪在黄州,那件东西叫做“浮马”,是插秧用的。插秧是累得腰酸腿疼的事,农夫必须在水田中涉水而行,整天弯着腰肢劳做。浮马就像在水面飘浮的一只小船,农人可以坐在上面插秧,用腿当做桨移动,马头正好用来盛稻秧。这种东西既可使工作进行快速,又可以节省劳力。他想把这种东西向南方推广应用。他对此事非常热心,在给朋友的信里他多次提到。他给一位太守送行时,曾经告说他要推广浮马的应用,并且说,为太守成功之道,在于“使民不畏吏”。

苏东坡既已失去权力地位,又为当政者所不喜,壮年时致君于尧舜与改变帝国之命运等雄心壮志,已不复当年气概。如今只是惠州一国民而已,他的事也就是邻居翟秀才和林太太的事,这位林太太是酿酒的,总是赊给他酒喝。他的朋友是道士吴复古、陆惟谦,和罗浮的僧人。他在学者、太守、县令之中,也有不少朋友。

他虽然不能做官,他还可以做个热心公益的国民。广州为广东之省会,近在咫尺,太守王古也是他的朋友。苏东坡因为知道广州有瘟疫流行,就写信给王古,提议筹备一笔基金,做创立公家医院之用,就和以前他在杭州所力的一样。广州人和杭州人一样,也是以饮水问题为苦,疾病易于流行也与此有关。他认识一个道士,那个道士有一套引山泉入广州城的完整计划。广州城内有一口好井,只能供官家用。不过,广州城七里之外,在一个比广州尚能新居多的地方,有了良好的泉水。苏东坡把那个道士的引水计划向王古提出,并且建议建设水管引泉水进城。水管可用大竹管做,此种大竹子在广东东部生产甚多。在山泉所在地须要建一石头水库,用五根大竹管从此水库引水到广州城中另一石头水库。苏东坡对水管的制造,说明得十分详细,因为他在故乡曾经见过。竹管接口处用麻缚紧,外面涂上厚漆,以防漏水。每一段竹管要开一小口,以竹撅堵塞,倘竹管之中有闭塞不通,便打开此小口检查。他估计约有一万根大约即可敷用。但是这些大竹管必须时常检查,也要按期换新,就如同现代铁道的枕木一样。必须有官吏时常视察,每年必须从广东东部采购此种大竹筒备用。他怕给他朋友招不必要的麻烦,他告诉王太守切莫让人知道是他出的主意,因为当权派对他厌恶。但是王太守后来却因“妄赈饥民”之罪而被革职。

第二十六章 仙居

苏东坡在惠州的生活,谁都知道是和朝云的爱情相关联的。苏东坡去世之后,他在白鹤峰的住所经后人辟为“朝云堂”。王朝云是杭州姑娘,她所生的婴儿夭折之后,苏东坡在第一次放逐北归的途程中,真是使人黯然神伤。从那时起,朝云就一直和苏东坡生活在一起,现在又随同他放逐出来。秦观赠她的诗说她美如春园,目似晨曦。她到惠州时还年轻,才三十一岁。苏东坡那时五十七,虽然二人年龄不同,而情爱无殊。朝云聪明愉快,活泼有生气。苏东坡一生的几个女人之中,朝云最称知己。她爱慕苏东坡这个诗人,自己也很向往他那等精神境界。苏东坡对朝云在他老年随同他流离颠沛,不但把感激之情记之以文字,并且写诗赞美她,这些诗使他们的热情化为共同追寻仙道生活的高尚友谊。

苏东坡总是称朝云为“天女维摩”(表示纯洁不染之意)。在佛经里有这样一个故事:在释迎牟尼以一个森林的圣人身份住在某一小镇时,一天,与门人讨论学间。空中忽然出现一天女,将鲜花散落在他们身上,众菩萨身上的花都落在地面,只有一人身上的花瓣不落下来。不管别人多么用力去刷,花朵硬是沾着不掉。天女问他们:“为何非要把花瓣从此人身上刷落?”有人说:“花瓣与佛法不合,故而不落。”天女说:“不然,此非花瓣之过,而是此人之过。已然信佛之人,若还有人我之分,其言行必与佛法相违背。如能消除此种分别,其生活自然合乎佛法。花瓣落在身上而脱落下来的众菩萨,都已消除一切分别相。正如恐惧,若心中不先害怕,则恐惧不能入袭人心。若众门徒贪生怕死,则视听嗅味触各感觉,才有机会骗他们。已经能争服恐惧,则能超越一切感觉。”

苏东坡携眷到惠州那年,给朝云写了两首词。其特点在情爱之中夹杂有宗教情感。第一首是到后半个月内写的,他称赞朝云,说不像白居易侍妾小蛮,因为小蛮在白居易老时离开了他,而是像通德,她终生陪伴伶玄。他颇以朝云的孩子夭折为恨,他把她比做天女维摩的敬拜佛祖。她抛却长袖的舞衫,而今专心念经礼佛,不离丹灶。一旦仙丹炼就,她将向他告辞,进入仙山。那时她不会再如巫山神女那样为尘缘所羁绊了。

在第二首词里,爱情升华达到宗教程度,更为明显。其中感情与宗教交织而为一。那首词是:

〖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空,方丈散花何碍?朱唇著点,更夏文生采。这些个千生万生,只在好事心肠,著人情态。闲跑下敛云凝黛。明朝端午,待学纫兰为佩。寻一首好诗,要书群带。〗

朝云对道家长生术也感兴趣。在惠州,苏东坡觉得到了应当认真炼丹之时。在惠州那一段时期,不论住在河的左岸或右岸时,他总把自己的书斋叫“思无邪斋”,中国读书人给书斋起名字,总是用几个字表示他的人生哲学。苏东坡的思想已然发展到不但喜爱淳朴的生活和纯洁的思想,而且到相信纯洁的思想才是淳朴生活的基础。控制自己的心神做为长生不老的不二法门,是儒道佛三教结合的结论。他在“思无邪斋记”里所言,并不在此。文内称他专心在小腹下部修炼丹田之气。这篇文章是一篇韵文,是他的得意之作,但用的是道家法术的神秘文词,译成英文而不加冗长的注释,是不易看懂的。简短说来,他说到吸收饮食的元气、草木的精华,再藉铅汞之助,就可以培养元力。还要再辅以日精月华的吸取。他要炼制的是“思无邪丹”。他相信而今是正当其时,他在一段杂记中说,白居易也曾试过炼制仙丹,但未成功。白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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