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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1页)

我是个间谍,是个卧底,是个“内鬼”,是个双面人。我还是个有两套思想的人,或许也不奇怪。有人一直把我当作或是漫画或是惊悚电影里某个被世人误解的怪物,其实,我不是。我只是一个能从两边看问题的人。我有时也得意:能够这样做,也是才华哩。没错,这没什么了不起,可它或许是我拥有的唯一才华。有时,我也反思,怎么就禁不住这么观察世界?想着想着,我便扪心自问,我拥有的这点才华真能算作才华?毕竟,才华是你用而非用你的东西。你不能自主“不用”的才华,换句话说,控制你让你为它着魔的才华,是一样很危险的东西。这是我必须检讨的事情。但是,就在我的检讨书最先提到的那个月里,我的这点才华看起来仍不是什么危险的东西,反倒是我的一个长处。唉,福兮祸所伏。

我说的是那个空前残酷的四月。就在那个四月,那场马拉松般的战争,如同所有行将结束的战争,像一个将失去四肢的人,难以继续。那个四月,对于世界上其他地方大多数人,不过是稀松平常、年复一年的四月,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小国家的所有人,有太多含义。就在那个四月,战争结束了,从此恢复了……啊,用“和平”两字不合适,对吧,尊敬的指挥官?就在那个四月,我在住了五年的别墅里等待结束。别墅外墙嵌有棕色碎玻璃,熠熠闪光;墙头布有生锈的倒刺铁丝网。在别墅,我有自己的房间,正像我在您的集中营里有自己的房间,指挥官。当然,贴切讲,您给我的房间是与外隔绝的单人牢房。在别墅,每天有仆人清理打扫房间;而您为我安排了一个娃娃脸看守,他可不做清理打扫的活。您别误会,我没在抱怨。写检讨书时,住的地方干不干净不要紧,要紧的是清静。

住在将军别墅,晚上挺清静,然而,一到白天便清静不再。将军手下只有我住在他家里,只有我单身,当然,也只有我才是他最靠得住的副官。每天早晨,我和将军一家在柚木餐桌旁用早餐。我陪将军坐在餐桌一头,边吃边读边议各种简报。餐桌另一头,夫人照管四个听话守规矩的孩子。他们的年龄分别是十八岁、十六岁、十四岁和十二岁。餐桌旁会空出一个位子,这是留给在美国读书的大女儿。用完早餐,我会驾车送将军去他的办公室,离别墅很近。或许,不是人人担心战争结束,不过,将军为此忧心忡忡。他的担忧甚至害怕不无道理。他身材瘦小,但是,举手抬足,风度卓尔。他久经沙场,获得多枚勋章,每一枚都实至名归。子弹和弹片削去了他的一根手指,两个左脚脚趾,不过,除了他的家人和密友,没人知道他左脚的情况。他的雄心壮志从没减弱过,不过,他对两件事情已不抱希望:一是买瓶上等勃艮第葡萄酒,二是与不只懂往酒里加冰块的朋友一起品酒。他既是享乐主义者又是天主教徒,换句话说,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信仰的顺序是:先信美食,后信天主;先信太太,后信子女;先信法国人,后信美国人。他认为,这些信仰给人教益,远非一些国家的斯文加利(1)式人物的说教所能比拟;这帮人蛊惑了越南北方兄弟,也蛊惑越南南方部分兄弟:他们就是卡尔·马克思,弗拉基米尔·列宁,以及毛主席。这不是说,他读过这些圣贤的著作,一个字没读过!我是他的副官,一个衔级不高的情报官,其中一项工作就是先读《共产党宣言》或毛的“红宝书”之类的书,再给他看我的也是抄来的注解。至于他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表现自己如何了解敌人思想,由他自己决定。他最喜欢拿列宁说的问题说事。只要他认为有必要这么做时,会用上我的注解。“诸位,”倘若身边正好有张桌子,他会用暴突刚硬的指关节敲击桌面,问“怎么办?”如果提醒将军,这个问题,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2)早在他的同名小说里提过,是没任何意义的。如今,有几人记得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宁才是重要的人。是的,列宁是行动派,把别人提的问题拿为己用,变成他自己的。

这个四月比任何一个四月都阴郁压抑。在这个月,将军面临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他向来有办法,但如今束手无策。他追崇独特文明使命的观点(3),追崇美国精神,最终却被一只叫“怀疑”的小虫叮咬,陡地患上了失眠症,脸像疟疾患者的脸,白里透青,在别墅里转悠。几周前,亦即三月,南越军队北线失守,从那时起,他会冷不丁出现在我办公室的门口或我在别墅的房间里,阴着脸,扔下一沓情况报告之类的文件。“你信吗?”听他语气,我非回答不可。于是,我要么答:“不信,将军!”要么答:“实在令人难以置信!”邦美蜀,一个风景宜人的高地,一个以咖啡豆闻名的山镇,我的家乡,三月初竟然被洗劫一空,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南越总统绍,实在不愿提他名字,不知哪根神经搭错地方,竟然命令南越守军撤出高地,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岘港、芽庄相继陷落,南越军人为了逃命,竟然跟逃难平民争抢船只,从背后射杀平民,造成数千人死亡,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我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秘密做着间谍该做的事情:将这些文件拍照。照片会让与我接头的敏很开心。我读这些文件,也很开心,因为它们让我看到南越政权行将灭亡。不过,文件提及无辜平民的惨况,我禁不住生起恻隐之心。或许,从政治角度看,我不该同情平民,但假若我母亲还活着,她会是这些平民中的一员呀。母亲可怜,我是她可怜的孩子。没人会问可怜人是否需要战争,也从未有人问可怜人是否想在海上漂流渴死,或者,是否想被自己的军人掠夺奸淫。假设被自己的军人射杀的数千平民活转过来,怎么都不敢相信他们当初的死法,正如我们无法相信,美国人——我们的朋友,恩人,保护人——竟断然拒绝了我们需要更多援助金的请求。假设有那笔钱,我们会用来做什么呢?当然,买弹药、燃料,买武器、飞机、坦克的配件。这些东西他们以前可是无偿相赠。行为乖张的美国人如今这么做,像给了我们注射器,却不再为我们提供毒品。(“免费东西,”将军满腹牢骚,“让人付出的代价比什么都大。”)

一天早晨,吃完早餐,议完简报上的事情,我为将军点上一支好运牌香烟。他怔怔地瞪着空中,忘记了吸烟。四月中旬夹在手指间的烟卷一点点化作灰,滚热的烟灰终于将他从迷离中烫醒过来。他嘴里蹦出一个有失身份的字眼,孩子们听了忍不住窃笑。夫人叫停了他们,对将军说道:“你再这么等下去,一家人可就都走不了了;事到如今,该叫克劳德安排一架飞机才是。”将军装作没有听见夫人的话。说说夫人吧:她的脑袋跟算盘一样细密;她的背直挺如军事教官;她生育了五个孩子,身材仍像处女;她的装束打扮足以令法国学院派画家们浮想联翩。这些画家可是最擅长使用最柔和的水彩与最飘逸的线条。一句话,她集越南女人优点于一身。将军对这份洪福,一辈子心存感激和敬畏。他揉着烫伤的指尖,看着我,说道:“我看,是该叫克劳德安排一架飞机了。”趁他再次专注于被烫指尖的空当,我瞄了一眼夫人,她只是扬扬眉头。“您看得准,将军。”我附和道。

克劳德是我们最信任的美国朋友。我们之间走得很近,近到可以互聊私事。有一次,他喝多了,向我透露了一个秘密。他说他有十六分之一的“黑鬼”血统。我也在喝酒,喝的是田纳西波旁威士忌,跟他一样,也醉眼饧然。“原来如此,”我应道,“难怪你头发黑,皮肤也黑。难怪你跟我们一样,恰恰舞跳得这么好。”“贝多芬,”他继续道,“也有十六分之一‘黑鬼’血统哩。”“哦,”我应道,“难怪《生日快乐》歌你唱得也那么好。”我俩一九五四年就认识了,迄今二十余年。当时,我挤在一条难民船上。他在人堆里一眼看到了我,而且看出了我的天赋。当时,我仅九岁,但心理年龄可不止九岁。早先跟一个早期来越南的美国传教士学过英语,因此,我的英语堪称漂亮。克劳德以前的工作,在外人眼里,是救济难民。如今,他在美国驻南越大使馆工作。他面上工作,是帮我们这个被战争破坏得满目疮痍的国家发展旅游。应该想见,他再能干,要做成这样的事,非脱层皮掉身肉不可。其实,克劳德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人。在越南还是法国人天下时,他就到了越南。那时,CIA不叫CIA,叫美国战略情报局(4)。胡志明与法国人交战时,寻求过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帮助。在他发表的越南《独立宣言》里,甚至引用了美国开国元勋的话。他的敌人对此不以为然,说,他一张嘴两张皮,不知道说的是人话还是鬼话。不过,克劳德认为,他立刻就听出胡志明说的是鬼话还是人话。我离开将军书房,到了廊道当头我的办公室,在办公室里与克劳德通了电话。我用英语说,将军已经绝望。克劳德越语一塌糊涂,法语更糟,不过英语还算漂亮。我之所以说他英语漂亮是因为,他的同胞并不是个个能说漂亮英语。

“战争结束了。”我说道。跟克劳德说这话时,打了这么久的战争看来真要结束了。我以为电话那头的克劳德可能会反驳,说,大批美国轰炸机该会很快飞临南越上空,或说,美国武装直升机该会很快空投部队,营救我们。但是,克劳德没有反驳。“我看看下一步怎么安排。”他应道。通话中,我听到他那头人声嘈杂。想象得出,此刻使馆已乱作一团;所有电传打字机不停运转到了烫手程度;西贡与华盛顿之间,急电频传,密如织网;工作人员没有一刻歇息;战败的现实让每个人备受压抑,他们的神经被刺痛得感受不到空调送出的清凉。在此情形下,人易动气。但是,克劳德始终冷静。他在越南生活了很久,即便天气闷热潮湿,身上几乎不见汗水。他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你面前。但在越南,他做不到不招人眼目。他算是知识分子,但却是个醒目的美国种:因为常健身,二头肌发达,孔武有力。南越的学者,通常面色苍白、视力很弱、目光短浅、身形矮瘦。克劳德截然相反:牛高马大,视力如鹰,目光远大,身形健硕。每天清晨,他会让越南侬族男仆蹲坐在他的背上,做上两百次俯卧撑。一旦空闲,他便读书。每次来将军别墅,他胳肢窝下总夹有一本书。我俩通电话的几天后,他胳肢窝下夹了一本平装书来到将军别墅。书名《亚洲共产主义与东方式破坏》,作者理查德·赫德。

他将书送给我,送给将军的是一瓶杰克·丹尼威士忌。若可以选择,我更喜欢那瓶酒。不过,也就一想罢了。我细看了书的封皮。上面印满了推介书的文字。文字写得极其夸张,像是少女后援会的语言,但写下这些的却是两个国防部秘书,一个曾来越南进行为期两周调查的参议院议员,一个赫赫有名、语气语调模仿扮演摩西的查尔顿·赫斯顿的电视主持人。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激动?书富有寓意的副标题应该可以提供线索:《论如何认识和击退亚洲面临的马克思主义威胁》。克劳德说人人在读这本指南。我应道,我也会认真读它。将军啪地打开了威士忌。他没心情讨论书,更没心情东聊西扯,敌军十八个师围城,哪来闲情逸致。他要讨论飞机之事。克劳德两只手掌夹着酒杯,来回搓揉,说,他能做的,只有私下安排将军乘坐一架临时调拨的C-130飞机。被总统点将掌管国家警察总局前,将军一直在空降部队服役,因此清楚C-130只能载九十二名伞兵及其装备。问题是,他告诉克劳德,他光是亲戚就有五十八人。他的确不喜欢夫人那边一些亲戚,更鄙夷其中的几个。可是,若不全部救出他们,夫人会记恨他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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