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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名字藤田组伪钞事件 10 （第1页）

“但是这精巧至极的‘日耳曼纸币’也存在缺陷，”安田继续说着，窗外依旧天色明亮，听不到雨声，“那就是从一百元到拾钱的九种面值纸币，图案和颜色全都一样，都是凤凰、龙，唯一的区别就是‘圆’和‘钱’的数字不同，而且字也不够大，一般的人很容易把它们搞混。”

“是啊。”

“再有，纸质也比较单薄，很容易破损。到了明治十年，诞生了由日本自己设计和雕刻铜版的纸币，是明治政府于明治八年聘请的一个意大利铜版雕刻师、画家爱德华多·乔森设计的，图案是惠比须财神。不过，外国纸币上大多画的是国家元首的肖像，画个财神好像不太协调，所以后来改成了神功皇后的肖像。票面上的神功皇后长着一张希腊人的面孔，那是乔森凭他自己的想象画的，也没有办法。”

“乔森，是不是为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画肖像画的那个？”

“就是他。他还为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大山岩、大山岩的夫人、川上操六、得能良介等人画过肖像呢……他对明治画坛有很大的影响……政府的目的是采用乔森画的神功皇后肖像的纸币，好让伪造变得更加不易。‘日耳曼纸币’和神功皇后纸币一起在市面上流通，一直并用到明治三十二年为止。”

“为了防范有人伪造，政府也是费尽心思啊。”

“我刚才说的这些，都是依据《大藏省印钞局百年史》里面的内容，还有《得能良介君传》这本书里都详尽地记载了得能局长以及其他人为了防范犯罪分子伪造国币而如何巧思苦想，几乎用尽了一切办法，尤其是得能担任纸币头的那些年，是他最伤脑筋的时期，一部纸币印制的历史，同时就是一部伪钞防范的历史，这样说一点也不为过。”

“哦，还有《得能良介君传》这样一本关于他的传记？”

“是大正十年，以当时大藏省印钞局长的名义编撰的，传记嘛，自然少不了歌功颂德的文章，不过即使打点折扣，得能良介还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你说他是萨摩藩出身？”伊田的眼里仍存着一丝疑虑。

“得能的经历简要来说，他是出生于文政八年（1825年）的萨摩藩士，维新那阵子他和同藩出身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小松带刀等人一同为国事奔走。他的长女嫁给了西乡隆盛的弟弟西乡从道，所以两人是翁婿关系，和大久保利通也是很好的朋友。明治新政府成立后，他担任过大藏省大丞，明治四年被任命为出纳头，明治五年，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和当时的上司大藏省候补三等士官涩泽荣一发生争执，并且动了手，结果被免职。事情的源起是得能对涩泽引进的西式复式簿记法看不惯，双方在大藏省内发生口角，得能将涩泽摔倒在地，骑到他身上打了他几下。涩泽觉得毕竟是在办公场所，不是村野匹夫斗殴的地方，故而挨了打也一直忍着没还手。得能就是这样一个性情刚烈的人，他女婿西乡从道半开玩笑地数落他几下，他也会怒从心头起，抡起手杖就朝西乡砸去，结果手杖砸在墙上折断了。”

“真是个性情中人啊。”

“也因为他这样的性格，所以担任纸币头期间，他大力推动纸币发行以及相关的技术开发、管理、新设及增设工厂等一系列工作，并且取得了成功。《得能良介君传》中写道，当时他因为动手殴打涩泽被免职，但是三个月后就被任命为助理司法大检察官兼司法少丞，明治七年一月又重返大藏省，就任纸币头，那时他已经五十岁了。从那时候起一直到五十九岁人生谢幕为止，整整十年，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卓越的见识、出色的指导力，一心一意地投入到印钞局的建设和技术开发中，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得大藏省印钞局以大印刷局的名声响彻中外，被称为‘创业之鬼’。”

安田一边翻看着笔记本上抄写的文字一边说道。

“您说到这个得能纸币头费尽心思防范伪钞，又有什么故事在里头啊？”

“这个防范伪造假钞大致可以分为纸币制造的技术和工厂管理两个方面，涉及许多复杂的层面，说起来就话长啦。”

“哦，神冈小姐，”伊田望向左首的女性，“想不想听安田先生继续往下说啊？不过可能会稍稍花些时间呀。”

“好啊，我反正接下来也没什么安排，就是返回札幌的酒店而已，我真的很想继续听呢。”

神冈从伊田的身影后面探出头来，脸上露着期待的神情。

“看看，神冈小姐也这样说了。我觉得这事儿和长庵先生伪造国币的谬传可能会有点关系，为了洗清先生的冤情，很想听您再多介绍一些，也好做参考呀！”

“是吗？那我就尽量简短地挑重点说，不过如有讲得不好或不清楚的地方还请多多包涵。首先，只要印制纸币就一定会有相应的伪钞出现，这一点必须要有心理准备，得能局长一开始就具有这样的认识。根据他的传记……”

《得能良介君传》对他是这样描述的：

明治十年十一月十七日，天皇行幸印钞局工厂，视察了印钞设施以及制版、印刷、抄纸（将纸浆制成印制纸币用的纸张）等各个生产流程，得能局长亲自担任讲解。当天，他在上呈的奏文中提到了防范伪造假钞的重要性。

纸币乃是实际有价物品的等价符号，它所记载的价格（面值）代表了它的信誉，故此，制造纸币从一开始就应当竭尽一切努力和方法防范对其进行伪造，否则假钞百出，势必失去人民的信用，最终阻碍真币之流通使用。

防范伪造纸币，单纯依靠相关工作人员的常规管理和技术手段是很难取得效果的，务必使相关人员以非常之责任心来对待，或以非常之机械，或以非常之技术，否则很难收到防伪之实效。此前本局所印制的太政官金券、民政省金券兑换券（皆为旧币），均由于上述原因而无法杜绝伪造发生。

故此，本局特委托日耳曼国印刷所印制大日本帝国新纸币。其彩纹之精美致密，观者无不赞赏，并称“从此无伪造之虞”。然而仔细检验却发现，新币所用纸张仅考虑到印刷之适，纸质仍脆弱有余，强韧不足；且券面为追求墨色美观而不能保证着色长久；至于铜版雕刻完全由机械完成，虽达到了致密的效果，但反而更易模刻。凡此种种问题，均易产生赝伪描改之弊。究其原委，盖非因技术拙劣、机械不备，唯在于防赝保久之精神淡薄所致，故若不培养非常之责任心，防赝之术亦难尽其能。亦即制造纸币须从其一切相关环节：制版、印刷、抄纸、印刷成品包装、捆包等，所雇之员工务须对各自担当工作充满热情及责任心，否则势必难以杜绝伪造之发生。

——得能局长在其上奏文中是这样阐述的。

《大藏省印钞局百年史》中还谈到了真伪纸币的鉴别方法。

明治九年，纸币寮（明治十年一月纸币寮更名为纸币局，翌年十二月再更名为印钞局，因此，得能先后担任的官职相应为纸币头、纸币局局长以及印钞局局长）聘请了一名叫查尔斯·波拉德的美国石版雕版师。石版印刷是以油脂性的墨在石版石（主要成分为碳酸钙，产自德国，日本则用大理石代之）上作画，再用酸性树胶和水进行处理，利用油水相斥原理使得只有油性墨着笔之处被腐蚀形成印版，然后将纸平铺其上便可以进行印刷的一种平版印刷技术。原先石版部隶属于纸币寮的制版部，聘请波拉德之后，波拉德教会了员工石版技术，自那以后，石版部就归属到了雕版部下面。

之前纸币寮下设的石版部门，是为了作为一个“假想敌”临摹铜版印版制成纸币赝品，并以此与雕刻部门、制墨部门以及印刷部门等共同探讨、研究，从而找出合理的防伪方法而设立的，而不是为了直接使用石版来印制成品。然而，随着石版技术的习得日益熟练，越来越了解到其独特的长处，当初的设立目的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以聘任波拉德为契机，纸币寮开始采用石版技术印制一般印刷品以及艺术品……波拉德的指导也日益深入、精致，明治十年二月，印制出了纸币精图；同年七月，技师石井重贤通过石版多次刷色成功印制出彩色绘画作品，在掌握石版技术方面已经展现出飞跃性的提高。

而在此五年之前的明治五年六月，尽管处于严格的监视之下，却依旧发生了印制完成但尚未来得及押印（“明治通宝”印、券面正面的“出納頭”骑缝章及被后面的“記錄頭”骑缝章）的共计一百枚伍圆新纸币丢失的事故。在当时发给各相关方面追查丢失的半成品纸币的公文中，提到了真伪纸币的鉴别方法：“纸币寮的制品采用精良油墨印制而成，即使以温水漂洗仍不会褪色，而仿造品以温水漂洗后，用手指轻轻摩擦即可褪去。”（据《大藏省印钞局百年史》）

“这么说来，大藏省对防范伪钞一直是很用心用意的呢。”校长听到这里忍不住感叹道，随后他提出了一个疑惑，“票面纹样设计得那么复杂的‘日耳曼纸币’仍然有被仿造的危险，所以从印制第三批新纸币开始，得能纸币头把铜版从东福瑙曼印刷公司要回来，放在大藏省纸币寮来印制，这不但事关国威，而是在日耳曼印刷的纸币一旦在别处印上‘明治通宝’几个字以及骑缝印，就等同于真币了。换句话说，这样做也是为了防范在德国伪造了日本新币再运回日本来，对吧？”

“嗯，是啊，所以会有传言说是藤田组找人在德国伪造日本国币，然后运回自己商社吗，因为只要在印好的‘日耳曼纸币’半成品上加印红色‘明治通宝’和蓝色骑缝印就可以了，确实可以很容易在德国伪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