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晚上,我说我累了,很早就同斯特恩、肯普道了别。其实,我还有一个约要赴。我离开法庭,给肯尼利打了电话,他在一个名叫“六兄弟”的小酒馆里。出租车司机把我送到那里的时候,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这片地区是波多黎各人和黑人的地盘,倒并不是没有白人出没,只是,在这里出入的白人不会穿着笔挺的西装,拿着高档的公文包。这里几乎每个街区都有仓库和工厂,中间夹着住人的简陋小屋。街对面有一家香肠加工厂,空气中全是辣椒和大蒜的味道。六兄弟酒馆和这一路上所有的小酒馆一样,地上铺着复合地板,餐桌上铺着塑料桌布,镜子上方装着灯,门口挂着霓虹灯的招牌,投下奇怪的光影。
肯尼利没有在外面等我。我一走进酒吧,他就站起身,我跟着他走到后面的一个小房间,房里有四张桌子。他说:“在这里没人会来打扰我们。”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虽然笑着,但语气却并不是那么友好。他是警局的主管,而我是被告、是检方起诉的对象、是一个被指控犯下了杀人罪的人。像他那样的警察,不应该出现在这样的地方。
“谢谢你能来,肯尼利。”
他挥了挥手,让我有话直说。一个女服务员把头伸进来。我本来想说不用喝什么,后来想了想,还是要了一杯威士忌。肯尼利手上已经拿着一杯威士忌了。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四月份我去警局找你的时候,就应该问你的。”
“什么问题?”
“在八九年前,北区分局到底发生了什么。”
“什么意思?”他盯着我,他希望我说得更明白一些。
“意思就是说,是不是有人受贿了?”
肯尼利喝了一口酒。
“你知道你现在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吧?”他问。
“当然知道,我又不是瞎子傻子。”
他看着我,“你想往这件事情上查?”
我告诉了他实情。
“我觉得用不着。斯特恩很有本事,他能打赢的。陪审员都很喜欢他,已经有三个人巴不得约他吃饭了,你从那些人的表情上都看得出来,他今天对雷蒙德的询问也很成功。”
“他们都说尼可没什么胜算。他们说,他对这个案子的起诉太仓促了,是莫尔托在推波助澜。他们还说,如果尼可动脑子想想,他就应该找个你很相信的人,给那个人装上窃听器,让他来套你的话,而不是自己来跟你当面对峙。”我现在才意识到,肯尼利对尼可很生气,我原本还以为他只是喝多了在闹脾气。他对这个案子非常了解,他知道警方犯了个错误,这是他难以容忍的,“我认为你肯定会被定罪的。你之前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你去过她的公寓,还用过她的那只玻璃杯,你撒了谎。”
“你想让我亲口告诉你,我没有杀她吗?”
“那你说啊!”
“我真的没有杀她。”
肯尼利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目光很犀利。我知道,他并不相信我的话。
“你真是奇怪。”他说。
酒吧的女服务员端着我的酒进来了,她穿着一件荷叶边的衬衫,露出一点儿乳沟。她给肯尼利又拿来了一杯威士忌,放在他面前。
“你知道吗?”我一边喝,一边对肯尼利说,“我一直以来也不是很了解我自己。我母亲是个奇怪的女人,跟那些满大街拎着购物袋的女人一样。我父亲在‘二战’时期曾经见到狱友吃生的死马肉,他们都对我产生了影响。真的,我人生中的一切都很奇怪。在这个案子之前,我一直以为我是个普通人,就是那种普普通通的邻家男人。我经历了这个案子,你今天又告诉我,我是个奇怪的人,我心里好像也有个很小的声音在说,你说得对。所以,我要谢谢你。”我和他碰了一下杯。
我不知道肯尼利有没有听明白我的话,他盯着我看了半天。
“你到底来这儿干什么,拉斯迪?”
“我已经告诉你了,就为了问那个问题。”
肯尼利叹了一口气,“你这个人啊!我今天晚上对你说的话,你不要对任何人说。我不想到时候听你哭哭啼啼地说什么宪法赋予了你权利之类的话,你以后也别让我出庭作证。”
“这个规矩我懂。”
“我不是很清楚,只是隐隐约约听到过一些事,我没有参与过。事情的内幕很混乱,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要记住,这些都是在菲尔斯基来之前发生的。”菲尔斯基是专门为犯人处理保释金的担保人,后来,当保释金的法律规定改变以后,他和几个警察朋友就开始暗中收受犯人的贿赂。有时候,这些警察不让某个证人上庭作证,而他们自己上庭作证时,又会说什么都不记得。再后来,其中一个名叫格拉伯的警察向联邦调查局自首,菲尔斯基和其他三名警官被捕。这是五年前的事,“当时,警局的管理出现了很大的漏洞。”
“你有听说过莫尔托参与了吗?”
“你不是说只问一个问题吗?”
“这也属于是那个问题的一部分嘛。”
肯尼利并没有笑,他低头看着手里的酒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