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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阿雷奥拉的抄写员（第1页）

何塞·埃米利奥·帕切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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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是阿雷奥拉的抄写员”，克里斯托弗·多明戈斯·迈克尔在《二十世纪墨西哥叙事文学选集》的注释中这样介绍我。1990年读到这行文字时我吃了一惊。我从不隐瞒自己的历史，不过也没四处宣扬，一个在事情发生四年后才出生的人能了解这一段，着实让我印象深刻。在瓜达拉哈拉大学的一次向胡安·何塞·阿雷奥拉致敬的活动（1992年）上，我为大家讲了讲这段故事，既然它之前已经被写出来了，我的分享也就不会显得过于冒失。他当时在场，还补充了些我忽略的或已经忘记了的事。

一切都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动物集》是墨西哥和西班牙散文中的杰出作品，它不是一本写出的书，它是作者在一个星期中口述出来的。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作家需要修改很多遍才能勉强接近对阿雷奥拉来说自然得像说话和呼吸一样的东西。岁月流逝，时隔多年，他的极致的文学才华仍旧和当初一样让我惊叹不已。书中的一部分文章，如果没记错的话，是作于1958年12月的那几天之前的：前言、“蛤蟆”、“鼹鼠”或许还有后面的一篇，好像是“美西螈”。然而，大多数的篇目仍在我的心中回响，仿佛第一次听到它们时那样，我用一支绿色墨水的犀飞利钢笔把它们记下来，再用皇家打字机誊到纸上，好让阿雷奥拉定稿：

“大犀牛停下来。昂起头。退了两步。打了个转，随后发射了自己的重型武器。它顶着披甲的、近视的、愤怒公牛的独角，带着完全属于实证主义哲学家的澎湃信念，像冲车一样进攻。”

初次读到阿雷奥拉时我十五岁，那是在何塞·恩里克·莫雷诺·德·塔格列的课上，他是众多墨西哥作家的老师，我们在他面前却不知好歹，顽皮得很，埃拉斯莫·卡斯特亚诺·金铎的学生就完全不一样。莫雷诺·德·塔格列每天都会在最优秀的散文中选出一页为我们诵读，吸引我们去阅读整本书籍。在远极了的、坐落于科约阿坎区和墨西哥区之间田野里的、面对牛群和驴群的基金会书店[2]里，我找到了《寓言集与其他创作》的单行本。

2

我从来没有想过会认识阿雷奥拉。文学发生在一个触不可及的境域里，我得以探身窥见一二，要感谢《文化中的墨西哥》和《大学杂志》。1965年，我远远地见过他一次：在卡巴依托剧院，那是“高声颂诗”系列活动之一，他在奥克塔维奥·帕斯写的、埃克托·门多萨导的作品中扮演了拉巴契尼。过了一段时间，卡洛斯·蒙西瓦伊斯读到了我在一些学生刊物中发表的作品，他对我说：

“你该给阿雷奥拉看看。他正在做一个面向年轻作家的系列出版物：《独角兽的笔记本》。”

“我不敢。有些丢人。”

“我来约一下，把你介绍给他。”

我们的不负责任永远都让我吃惊。小男孩和小女孩每天都在钢琴前练琴五个小时，十年之后才敢在家族的友人面前举办一场演奏会。而我们刚刚努力一下，就坚持让人给我们出版、夸赞我们，可能的话，还要报酬。

我也不是例外。我赴了约，那个当时位于梅尔雀奥坎波的咖啡馆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蒙西瓦伊斯没有去，但是二十分钟过后，阿雷奥拉出现了，带着他的儿子奥尔索，那时他还很小。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作了自我介绍。虽然我从小就认识一些作家，比如何塞·瓦斯孔塞洛斯还有胡安·德·拉卡巴达，但在一个炎热的午后，阿雷奥拉只要了一瓶柠檬汽水这件事还是让我有些感伤。我以为像他一样的大艺术家只喝塞浦路斯红酒或者类似的东西。

阿雷奥拉会亲自修改将要在他的系列出版物中发表的作品，这是公开的秘密。我当时希望，他会和往常一样，把我笨拙的创作变成一篇值得记忆的文章。我把文件夹递给了他，里面有两个短篇：《美杜莎之血》和《永生之人的夜》。他读了它们。读完时和我说：

“好的。我会出版它们。”

“您不知道我有多感激。但是，大师，里面应该有很多错。如果不麻烦的话，我想求您帮我改一改。”

“没什么要改的，它们很完美。”

他站起身来，带着奥尔索走了。阿雷奥拉没有给我修改文章，之后的很多年里，我一直在为此付出代价。1958年，《美杜莎之血》的初稿没有经大师的救世主之手，就那么出版了，一起发表的还有费尔南多·德尔·帕索的《日常之事的十四行诗》。从那时起，我一直不停地尝试寻找阿雷奥拉在那个下午本可能为我做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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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西瓦伊斯事后和我解释：

“对不起。那次约见是场灾难。你给阿雷奥拉留下的印象很差。如果他没上手改你的短篇，很明显，是因为他不喜欢，或者他觉得不值得出版。”

那次拒绝没有让我过于沮丧。那会儿，在我向很多小杂志乞求一点版面和关注时，这样的事常发生。我忘了那些短篇，并看到我的朋友们，比如塞尔希奥·皮托、贝阿特丽斯·埃斯贝霍、加斯通·梅洛，还有拉伊蒙多·拉莫斯的文章一一出版。

“总有一天我也可以”，我相信。于是有一天，在我们上预科时曾经参与了我的一部小戏剧作品首演的鲁文·布洛伊多给我打了个电话，和我说：

“你的这期‘独角兽’已经出版了。效果特别好。”

鲁文那时是阿雷奥拉的秘书，他没有做多久，就被米盖尔·冈萨雷斯·阿维拉尔取代了。我去了埃尔瓦和雷尔玛的办公室。阿雷奥拉为见我换了衣服，把我纳入了那个不太正式的文学作坊，那是我们这一代的真正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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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那里度过了我的十九岁，我最后的少年时光。像所有其他青春期的孩子一样，我觉得写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只需要往那儿一坐，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就可以写出三个短篇、八首诗、两个喜剧、五篇文章。一切都很流畅，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我不可能明白当时我们甚至叫不上名字的那个东西：脑闭塞，那早晚会降临到每个人身上的痛苦的写作障碍。

阿雷奥拉与我们分享他的智慧，却不曾收取我们一分钱。我很怀疑我们是否有能力报答他。除了微薄的稿酬，那时他唯一的收入应该就是阿尔方索·雷耶斯说服墨西哥学院给一部分作家发的每月五百比索的奖金。后来达尼埃尔·科西奥·维耶加斯来了，取消了那笔奖金。阿雷奥拉失去了一切经济来源，难以负担他的妻子、他的两个女儿克劳迪娅和富恩桑塔，以及他的儿子奥尔索的生活，连房租都付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