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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朋友（第1页）

维达支起熨衣板。医院为什么不再给“重要员工”——医生、护士、化验员——之外的人提供洗衣服务了呢，她也搞不清。现在门卫、厨师还有像她这样的助理都得自己洗熨工作服。这让她想到从前在罐头厂的时候。后来是比尔·柯西雇佣了她，给了她第一份需要穿长袜的工作。她在医院也穿袜子，不过是厚厚的白袜，不像在柯西的酒店前台，穿的是充满女人味的丝袜。裙子也特别好，简直可以穿去教堂。比尔·柯西出钱又给她买了两套，这样她可以换着穿，也不会被客人们当成工作服。维达以为这钱会从工资里扣，但柯西没有扣。他就喜欢让别人高兴。“这是最美好的时光。”他曾说。这是酒店的口号，也是他对客人的承诺：“这是法律允许范围内最美好的时光。”维达在那里工作的记忆又融进了童年时对酒店的印象，那时很多名人都会前来。尽管服务偶尔会有瑕疵，也曾经有人淹死，但他们还是会多住几天，第二年也会再来。都是因为容光焕发的比尔·柯西，还有酒店出了名的殷勤好客。他的笑脸，他的拥抱，他对顾客的体贴，弥补了所有的裂隙和失误，不管是员工间偶尔的争执，还是蛮横愚蠢的妻子（蠢得简直像个白痴），抑或发生扒窃，或者吊扇出了问题。比尔·柯西的人格魅力加上L的厨艺征服了所有人。当环绕舞厅的吊灯在海风中摇曳；当乐队营造出气氛，女人们穿着云纹绸和雪纺衣服，散发着茉莉花香翩然而至；当穿着上好的鞋子和折痕完美的亚麻裤子的男人为女人们拉出椅子，以便她们在小桌旁促膝而坐，那么少了一小瓶盐或是吵架被大家听到之类的事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舞伴们在星光下摇摆，并不在乎中场休息太久，因为在海风吹拂下他们比手中的鸡尾酒还要快乐，还要温和。再晚些时候，不打牌的人在酒吧里吹着牛，情侣们悄悄潜入黑夜，其余的人就跳起名字千奇百怪的舞。那些舞名是乐手们编的，用来掌控、迷惑并且刺激听众。

维达觉得自己是个实际的女人，理智与情感相当，头脑清醒，不爱幻想。不过回想起那九年，她的心中只有甜蜜。那是从她生下独生女多莉后的一九六二年开始的。酒店其实已经在走下坡路，不过表面上还看不出来，直到渐渐露出端倪。然后比尔·柯西就死了，柯西家的女孩们在葬礼上大打出手。像往常一样，又是L出面恢复了秩序。她冲她们吐出两个字，她们立刻冷静了下来。克里斯廷收起弹簧刀，留心捡起她那滑稽的帽子，走到坟墓另一边。两人站在比尔·柯西的棺材旁，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她们的面孔虽然像蜂蜜与煤灰一样有着天壤之别，那一刻看来竟是那么相似。都是因为仇恨。仇恨烧毁了一切，只剩下仇恨本身，因此无论你有怎样的委屈，你的脸都和你的敌人一模一样。从那以后，大家都明白，最美好的时光已经和他一同死去。留心本想把酒店恢复成维达还是个上滩丫头时的那种样子，但葬礼当天L就辞职了，让她的打算化为泡影。L从葬礼的花束中捡起一枝百合，从此再也没踏进过酒店一步——甚至都没有去拿自己的东西，包括厨师帽和白色制服。她穿着周日穿的鞋，鞋跟有两英寸高，从墓地一路走回上滩，要回她母亲的小屋，住了进去。留心竭尽自己的努力来维持这个酒店。不过十六岁的DJ用收录机放点儿音乐，能吸引的只有本地人。有钱人才不会为了听这种玩意儿跑那么远，才不会订个房间来听在家也能听到的曲子，才不会在露天舞场跟着一大堆十几岁的小孩跳他们既没听说过也跳不了的舞。何况饭菜、服务和寝具都只能勉强维持一丝高雅，而新来的顾客对此既不在意也不喜欢。

维达一边用熨斗尖绕开纽扣熨衣服，一边恼火地想，哪个蠢男人出的馊主意，以为在熨斗下面开个槽就能解决问题。也就是这种蠢男人才会觉得三盎司（约合85克。）的熨斗比沉的更好用。轻是轻了，但是什么都熨不了，除了用温热的手就能抹平的东西：T恤、毛巾、低档枕套之类的。可是像这样好的棉制服有十二个扣子、两处袖口、四个口袋，还有正经八百的领子，不像翻领那么随随便便，这种衣服是没法熨的。她现在怎么到了这种地步？维达知道自己能有医院的这份工作已经很幸运了。工资虽然微不足道，但是能让家里响起各种温馨而有用的铃声：微波炉停了，洗衣机好了，烘干机时间到了；提醒哪儿冒烟了，电话忘挂了。指示灯亮了：咖啡煮好了，吐司烤好了，熨斗已经热了。可是，尽管现在的工作很不错，她却始终更喜欢很久以前的那一份，收入虽然没有现在多，心里却更满足。柯西度假酒店不仅是个游乐场，在那里，人们也谈论着城市里死去的人，谈论着密西西比州的谋杀，谈论着除了悲伤和看着孩子之外，他们还能做些什么。然后音乐响起，让他们相信这一切终究是可以解决的。

留心努力了。这一点算她不错，但仅此而已。对被洪水冲得无家可归的人，她一分钱都不愿给，只送了点儿破毛巾、破床单。柯西死前的好几年，年事已高，除了喜欢纳特·科尔（纳特·科尔（NatCole，1919-1965），美国黑人爵士乐手。）和野火鸡威士忌（美国著名威士忌酒品牌。）之外，对别的东西都失去了兴趣。留心四处巡视，像妄自尊大的郝思嘉（电影《乱世佳人》（GonewiththeWind）中的女主人公。）——不听劝告，开除好伙计，雇佣小人，和唯一能挫伤她锐气的梅吵架。她没法炒掉她这个儿媳，因为柯西还活着，尽管他白天都在钓鱼，晚上就跟一帮朋友喝得醉醺醺的。结果就到了这种地步：一个英俊威严的男人任由一群斗来斗去的女人们摆布，让她们把自己苦心经营的一切都毁掉。她们怎么能那么做，维达想，怎么能让那些流氓、临时工、罐头厂的人渣和领日薪的外地工人进来呢？搞得警察也像尾巴一样跟过来了。维达想怪在梅头上，因为她有偷窃癖，所以来的客人也越来越杂——天知道那些临时工都偷走了什么东西——但其实在维达去那儿工作前，早在客人的素质还没有下降的时候，梅就开始偷窃了。她上班的第二天，就站在前台后见识了梅的恶习。从俄亥俄州来的一家四口办理入住手续。维达打开登记簿。左边整整齐齐地印着日期、姓氏和房号，右边留给客人签名。维达向大理石笔筒伸过手去，却发现笔不在里面，旁边也没有。慌乱中她打开抽屉翻起来。她正准备递给那家的父亲一支铅笔，留心走了过来。

“什么？你给客人用铅笔？”

“钢笔不见了。太太。”

“不可能。再找找。”

“找过了，没有。”

“你看了你的包没有？”

“什么包？”

“会不会在你外衣口袋里？”留心看了看客人，露出无奈的微笑，仿佛他们都明白摊上无能的员工有多麻烦。那年维达十七岁，刚做了妈妈。柯西先生给她的这份工作让她高高地跳出曾经工作的洗鱼槽，她希望自己能永远地离开那个她丈夫依然在工作的地方。留心过来质问她时，她嘴里发干，手指颤抖。然后眼泪就哗哗地流了下来，让她更加无地自容。这时，救星来了，戴着厨师帽。她手里拿着钢笔，放进笔筒，转身对留心说：“是梅干的。你也知道。”

从那时起，维达就明白了，光学会登记和收钱是不够的。和所有的职场一样，这里会有拉帮结派，会有明争暗斗和可悲的胜利。柯西先生是国王；L，那个戴厨师帽的女人，是神甫。其他的人——留心、维达、梅、服务生、清洁工——是王宫里的群臣，为了博得国王一笑而互相争斗。

她也没想到自己会在饭桌上提起当年关于柯西之死的传闻。她很讨厌忌妒的人编造出的流言，而宁愿相信医生说的，他是死于心脏病突发。抑或L说的，死于心痛。甚至梅说的，死于反对校车种族隔离制的运动。反正肯定不是他的敌人们宣称的死于梅毒。桑德勒说，活了八十一岁也够了，比尔·柯西真的累了。然而维达亲眼看见他喝的水很是浑浊，说他心脏病突发，但他捂着的明明不是胸，而是胃。不过那些巴不得他死的人——克里斯廷，一两个女人的丈夫，还有几个做生意的白人——并不在他身边。只有维达、L，还有一个服务生。上帝啊，真混乱。死之前他最后挣扎了一下。然后就听到留心发疯一般地尖叫。梅跑进莫纳克街的那座房子，把自己锁在壁橱里。如果不是L，这位本镇的模范根本没法有他应得的体面的葬礼。克里斯廷和留心最后差点把葬礼毁掉，又是L走到两条冥顽不化的蛇中间，让她们把舌头缩回去。据说她们现在仍然争斗不休，等着彼此死掉。那么向桑德勒问路的女孩一定是留心的亲戚了。只有她的家人还活着。她有五个兄弟、三个姐妹，那该有五十个侄女了。或许她根本不是什么亲戚。维达决定让罗门去弄清楚。可以的话就悄悄打听，不行就直接问。尽管她知道很难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可靠的答案。这孩子这些天总是心不在焉，喜怒无常。他爸妈最好能有一个赶紧休假回来，别让他闯什么大祸，到时候桑德勒夫妇俩谁都收拾不了。他的手不会是因为干活才搞成那样的。他肯定是打人了。打得还不轻。

地下室里唯一的一盏灯亮着，桑德勒在灯下低声轻笑。维达真厉害。他确实被女孩的腿震撼了。在刺骨寒风中没有起一点鸡皮疙瘩，光滑紧致的皮肤覆盖着结实的肌肉。那是舞蹈家的腿：修长，不愿停歇，渴望着抬起，伸开，缠在你身上。他应该感到羞愧，他想着，轻声的偷笑已经变成压抑的大笑：一个五十多岁的当外公的人，对妻子忠诚专一，现在却在地下室锅炉温度计前笑成这副模样，乐于被偶然看到的一双年轻的大腿所诱惑。他知道，自己对女孩说话粗声大气，是因为被她搅乱了心绪，他相信她也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