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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4部分（第3页）

自从崇祯皇帝继位以来，先后已经大规模清洗了两批内阁大臣。三年之间，先后换了黄立极、施凤来、李国普、来宗道、周道登、韩爌、李标、成基命、周延儒九位首辅大臣。

至于罢官、致仕的阁臣，更是多达十三人。这三年间，因为内阁大臣频频换人，几乎无人能够在朝中站稳，朝局也越发动荡。

这样频繁拿下阁臣大佬，也让朝中大臣的投机行为也更加严重，党争的态势一日比一日险峻。

因为朝中连翻动荡、政局不稳，所以各种施政方略几乎左右摇摆、一日三变。这样一来，无疑让本就非常糟糕的中央行政能力雪上加霜。

再加上这几年老天爷不帮忙，崇祯皇帝在税政之上连续犯了几个愚蠢的错误，才让朝廷的局面更加被动。

因为崇祯皇帝三月一换首辅，周延儒入阁才刚刚一年，在内阁中的资历还非常浅薄，就成为资历最老的阁臣，按照顺序进位首辅大臣。这种情况，在朝廷二百多年的历史中也是凤毛麟角、千古难寻。

众位阁臣进入懋勤殿，只见年少的天子高坐案首，威严的扫视着麾下的众臣。

首辅周延儒、次辅何如宠、阁臣钱象坤、温体仁、吴宗达、郑以伟等人都是崇祯皇帝亲自挑选简拔而来，在这个时期还是让崇祯皇帝非常信任。

崇祯皇帝指了指御案上的一摞厚厚的奏章，对下面的阁臣说道：“这些奏章众位先生都已经看过。短短一年时间，先是建奴入寇、祸乱京畿。紧接着秃匪南下，割据平阳府。今年九月，秃匪大军横渡黄河，糜烂关中。朝廷的局面败坏如此，还希望众位先生能想想对策剿灭秃匪、救我百姓。”

崇祯皇帝这番话，将姿态放的比较低，实际上朝廷的困难，这些阁臣全部清楚。

朝廷局势逐渐败坏，第一就是朝政不稳，第二就是缺乏饷银。第三就是没有精兵。

这三个问题，内阁的阁臣也一样毫无办法，毕竟朝政不稳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崇祯皇帝换阁臣如同换马桶。

他们作为臣子，根本不敢在这一点上有任何质疑。况且他们这些内阁大臣，往往在政争中推波助澜、打击对手、捞取好处，自己的屁股也并不干净。

至于饷银不足的问题，众人更是不敢有任何意见，只能饮鸠止喝。将财政的重担压在最底层、最没有反抗力量的北方百姓身上。

崇祯皇帝继位以来，在东林党阁臣的忽悠下，废除了矿税监，免除了矿税。还将江南地区收取海关税、商税、茶税的权利交给了地方上的文官。并且相信了苏松重赋的概念，平均了南方地区与北方地区的田税。

这样一项项的政策下来，不仅让朝廷的赋税减少。也让皇家的内帑日渐空虚。

在万历年间，江南地区一年的海关税银在六百万两左右。这还不算收税太监的贪污受贿。到了天启年间，海关税就有了减少。但是每年的税银也在三百万两之上。而崇祯年间，废除了矿税监之后，朝廷海关税的收入只有几千两白银。

海关税如此，茶税也不例外，浙江茶税天启年间每年能增收十七万两白银，到了崇祯年间，浙江的文官老爷只给皇帝上交了十二两白银。千古以来，这种情况也极端罕见，只有在崇祯朝才出现了这种千古奇闻。

朝廷因为八股取士、重用文官的原因，大部分官员几乎全部来自浙江、江西、南直隶、山东等南方省份。这些官员家中，大部分都是大地主、大商人出身，指望他们将捞到手中的银子拿出来给朝廷，根本就是妄想的无稽之谈。

利益一旦夺到手中，是万万不可能放手的，崇祯皇帝开了这个口子，即便以后想要从新使用万历、天启两代皇帝的策略，也将更加困难。

除非在江南杀个人头滚滚，否则根本不可能从江南士绅中收到税银。

周延儒、何如宠等阁臣大部分都是精明过人、明哲保身的聪明人，他们根本不敢得罪这股强大到能左右朝政的既得利益群体。

况且他们本身也是这个利益群体的一员，即便背叛了这个群体，提出了征收矿税、关税、商税的意见，只怕马上就会淹没在御史言官的弹劾奏章中。

面对税收缺乏的问题，内阁阁臣只能也只敢从开源节流上面想办法。所谓的开源税收，并不敢破坏士绅阶层的利益，也只能从地位最低的百姓身上动刀子。至于节流，也只敢从皇室的花销上面节省。而各级官老爷的福利俸禄，冰炭孝敬、那是万万不能更改一分的。

毕竟太祖爷制定的官俸，几乎二百年没有任何改变，朝廷命官的收入本来就非常低微。如果只依靠俸禄，朝廷命官几乎不能养家糊口，只能像海瑞一样常年不吃一顿肉了。

这两个根本问题解决不了，即便有一些精兵，也是治标不治本，根本于大局无补。

周延儒等人从几百万读书人中高中进士，在两万多名文官中脱颖而出，成为当朝的宰相、内阁的辅臣，毫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