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
“严岑。”
“年龄?”
“28岁。”
“1月25号凌晨两点到五点,你在什么地方?”
一直垂着眼配合询问的严岑终于有了除回答之外的动静——他搁在桌上的右手细微地挪动了分毫,然后抬眼看向了两米外的许暮洲。
传唤笔录至少得有两位警员在场,靠内侧进行笔录的年轻女警官严岑很眼生,应该是许暮洲队里的什么人。许暮洲坐在办公桌的靠外一侧,他面前凌乱地散落着几张打印出来的A4纸,严岑瞥了一眼,发现上面是Microco**ic基金会的资助信息,他们七个人的姓名一一列在纸上,后面跟着密密麻麻的资助详情。
现在是凌晨六点零五分,距离从贺北北的案发现场回来已经过去了将近两个小时。从许暮洲一贯的办事效率来看,这点时间已经足够许暮洲把明面上的信息吃得滚瓜烂熟了。
严岑的目光扫过许暮洲面前的资料,又落到他左手边两步开外那根一米多高的钢架上。
架在房间角落的摄像机闪烁着代表工作状态的红灯,从摄像机的安置角度上来看,正好能将严岑的情况收归在镜头中。
天花板上的监控摄像头位置跟录制用摄像机正好呈一条对角线,可以从严岑的背后纵拍到全屋的情况。
严岑对这种现代化的手段异常敏感,跟永无乡那种定向监测机制不同,严岑总觉得这种无差别的监控设备用起来就像是把人扒光了扔到街上三百六十度给人全方位观看一样,一万个不适应。
“严岑。”许暮洲见他不回话,语气微微沉下些许,又问了一遍:“那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严岑很少——不,应该说他从没有跟许暮洲处于这种近乎于对立的立场上,所以这对他来说算是另一种新奇的体验,因为他在不知不觉间已经习惯了跟许暮洲合作,也习惯了在保护对方的同时获取许暮洲为他带来的工作便利。
结果现在乖巧护食的小狐狸一朝翻脸不认人,亮出来的小爪子变得又尖又利,严岑虽然不觉得疼,但难免在心里唏嘘两句——习惯真是个可怕的东西,他居然不知不觉间被小狐狸惯坏了,以至于只是被许暮洲用这种冷淡的语气叫大名,都会如此不适应。
严岑并不是个矫情的人,无论是被怀疑还是被误解,亦或是什么更过分的事,只要是能推动任务进程的,严岑就都不觉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哪怕对方是许暮洲也一样。归根结底,这些对他来说只不过是普普通通“工作”的一部分,是他自己选择下,完成任务的必要环节。
这不是什么难以忍受的事,可是严岑依旧不可避免地觉得,这个任务有点太长了。
——还是得早点结束,严岑在心里叹了口气。
“我在郊区的杏山度假村。”严岑说:“1月25日是周日,我原本决定在那个周末好好休息一下,于是提前一周就预定了杏山度假村两天的食宿和套票,周五晚入住……哦对,我的手机里应该还保留着订票信息。还有周日那天早上临时加班,于是我提前办理了退房,在前台应该也有记录。”
杏山度假村许暮洲知道,那是申城第一次规划时就被划分出的度假区域,就在郊区的大型度假区之内,是申城人周末短途休假常备场所。
“有人同行吗?”许暮洲问。
“没有。”严岑说:“只有我一个人。”
许暮洲放下手中的资料,抱臂向后靠在椅背上,问道:“那也就是说,没人能证明你在1月25日凌晨两点到五点之间的行踪,对吧。”
“有的。”严岑说:“我在凌晨三点十五分叫了酒店的夜宵外送。”
许暮洲的右手食指轻轻敲着自己的左手肘,等着严岑往下说。
“我记不大清了,不过夜宵应该是在五分钟之后备齐送到我房间的,当时我亲自开门接收,如果送餐的服务员记性好,应该还能记得我。”严岑顿了顿,又说:“当然,如果他不记得了,或许走廊的监控摄像头也拍到了我。所以,我根本不可能在凌晨三点二十五分给许康打电话。”
清晨六点多,外面的天已经变得半白不灰,稀薄的光线被钢制的窗框切割成一个一个小块,将屋内的人尽数圈在四四方方的框中。
旁边一直进行实时记录的女警官停下手,疑惑地转头看了许暮洲一眼,大概没懂严岑的这个时间逻辑是怎么说得如此笃定的。
但许暮洲却明白。
在许康接到电话的凌晨三点二十五分,严岑确实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不在场证明。但是问题在于,黑桃A是在北边开发区的小便利店给许康打电话的,除非严岑能够一个人拆成两半使,否则他绝不可能在短短几分钟内跑到申城的另一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