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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 四海之内（第1页）

“倘若把你的人生经验和教训做一个总结，你能不能用一句话，把最深刻的部分做一个表达？”

这是我设计并提供给访谈者的《人生问卷》中的一条。

他的答案是：

“朋友不能没有，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朋友不能太多，多一个朋友多一份祸。”

他是个健谈的人，有一种非常自然的亲和力和感染力。我坐在他的对面，不到5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围绕我想了解的内容，进入畅快的交流。我对他不感到陌生，他也不会给人以任何抵触感甚至压抑感。

不得不承认，他的气场是比较强大的，而且是有温度的。尽管他现在是一名犯人，但忽略这个事实的话，你完全可以在瞬间印象里，给他一个较高的定位：健谈爽朗，英气勃发。他的气质特别能写照他以前的身份：厅级干部，社会活动家。

他开门见山，对我说：

“我的人生的确失败了，但我不觉得我一无是处，尤其是在事业上，我不会鄙薄自己的功德。”他大口吞吐着香烟，说，“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省里建成和在建的每一条高速公路、每一个沿海港口和内河港口、每一条内河航道、每一个机场、每一条城市地铁，数不过来的项目，几乎都是我亲自审批和跑北京协助审批的。我对它们的每一根钢筋每一寸混凝土，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我跟它们有肌肤之亲的感觉，有深厚的感情，我热爱它们，它们已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希望您客观写我，我的生活我的道德任由评说，我的劳苦功高也不能因此抹杀啊，对吧？”

我点点头，向他承诺，一定不会违背事实。

他突然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低下头，叹了一口气，声调明显有了一些苦涩：

“一个好汉三个帮，朋友多，帮我成了不少事，朋友杂，也坏了我不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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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栽在这片土地上，但我并不是这里土生土长的干部，在这里，我算是外来干部。

20多年前，我在国务院直属交通部机关上班，是一名年轻的副处长。性格的原因，我比较活泼，并不是很喜欢那些大的衙门，加上年轻，屁股有点坐不住。有一阵子国家鼓励大机关的干部到基层去锻炼，级别低一点的算挂职，级别高的，就是交流培养了。所以，一般级别低的年轻人，不愿意下去，挂两年职，折腾到某个省某个市，像我这样，一去上千里，吃一番苦再回来，嗨，说不定上面人变了，你连上调一级的希望都黄了。我算另类吧，下来锻炼是我自愿的。我给部里打了报告，说了一番激情洋溢的话，就像当年知识青年下乡前一样，心潮澎湃，急不可耐，所以大表决心，一定为地方父老乡亲做实事，为培养我的交通部机关争光。

就这张报告，把我送了几千里，送了大半生，现在，又送到这里来了。所以，人啊，规划自己的人生道路，跟规划一条实体的公路不一样，这个没有图纸让你改来改去，一旦上路了，没那么容易来来回回地调整方向，甚至重修一条出来。修改工程自然容易，修改人生，难。

我的挂职，顺利也不顺利。我在这里当了两年副处长，挂职到期了，回部里一看，我所在的那个司局换领导了。新领导一见面，跟我寒暄了几句，就站起来送客，说小伙子在新疆好好干。我连忙说不是新疆，是南方哪里哪里，而且我挂职两年到期了，想回来。司长说，好啊，欢迎回来。就跟我握手告别。我感觉，想回来调一级，看来没那么容易。就继续回到省厅上班。我很感谢那时省厅里的几个小兄弟，特别是我挂职所在的那个处的处长，年龄不小了，资格很老，但对我一直很热情很呵护，用足了兄长风范。他见我从北京回来后，情绪不高，也不提结束挂职回北京的事儿，就看穿其中的蹊跷了。

那个周末，他特意组织了一个饭局，喊了厅里一群年轻人，过来陪我喝酒吹老牛。饭局散了后，他说小子诶，你嫂子出差了，你反正一个人在这里，不如到我那里住一晚，我们聊聊。

那天晚上，我住在处长家，我们聊了几乎一个通宵。他给我出了一些主意，如果不想立即回北京，可以在这里等一等。他还透露，他快提拔了，只要他的事一成，立即会提议我来接他的处长位子。

这一夜，让我感受到了同事的友谊，有时真是金不换的。都说机关同事无朋友，在我这里，这个说法还真不成立。我为人还算不错吧，好人往往会遇到好人，这是冥冥之中的正能量主导的运气。当然，也是因为我是从北京上级机关过来挂职的，说到底跟他们不是直接竞争对手的关系，算半个客人吧，大家犯不着小肚鸡肠对我啊。所以，我跟他们处得都不错，有几个年龄相仿的，比如我们处长，关系很铁，不是一般的铁，铁到星期假日，我是可以随便跑到他们家改善伙食的。这一夜，也让我做了这个决定，就是暂时不回去，在这里等个位子，起码解决个正处再回去也不迟。反正，年轻。

不久，我如愿当上了处长。原来的处长提拔了，成了副厅长，而且分管这个处。他是我的恩人，也是铁哥们儿，我在他的领导下，干活干得很痛快。那时，为了一个项目，我们可以连续讨论十几个小时，就着盒饭，不休息，直到项目的眉目清楚了，才撤。所以，他和我的办公室，都在写字台后面放了一张小床。厅里的同事都笑话我们，说是“同性恋”，合计着在厅里偷情呢。有一次，厅长在开会的时候，开玩笑说，这次这个项目，是你们两个没日没夜“偷情”的成果。后来，厅里就流行了一句话，叫“加班偷情”，就是在办公室搭小床加班干活的意思。

我和他还有一个共同的事儿，也很有意思，就是车子里出差的拉杆箱从来没有卸下来过，因为三两天出差跑项目，索性就把出差的一套常用的家伙，一人一个拉杆箱放在他的专车里，方便我们随时出行。大多数时候，我们出差都是临时决定，随机出发，匆匆来去。他对我说，老弟，我把你留下来是留对了，你能干，肯干，而且是部里的人，上头熟悉，进得去门，说得了话，没你不行，你得多出力，多待几年，等省里的交通状况全面改善了，你再回你那敬爱的北京，OK？

我说，OK！

我们都尝到了“交情”的甜头。副厅长业余喜欢书法。我有一天对他说，老哥，帮我写个作品，挂到我办公室：四海之内皆兄弟。

他说，行，本来我是从来不送字给人挂的，那是真正的献丑，活献丑，但你这句话选得好，我要支持，所以，行。

“四海之内皆兄弟”，那幅字一直挂在我办公室，我提拔，调换办公室，都一直跟着我。我是把它当人生座右铭的。

那时，我站在那个位置上，通过特殊的人际关系构成，的确办成了许多实事。上面人头熟，“跑部”其实就是“回家”，信息灵通啊，说得上话呀。部里我的大小兄弟们，大大小小都有点权力了。他们体恤我在下面不容易，我们省里又是国家重点扶持发展的地区，应该支持。而这边分管领导又特别支持我，我放得开，没有什么顾忌，想得到就能干得到。

至少到那个时候为止，我交的这些朋友都是不错的，提供的多是正能量吧。而且，也是围绕工作在交际。偶尔我想答谢他们什么的，也就是吃顿饭，喝个茶，在一起说几句好话，表达一些正当的友情。

我那个副厅长老哥，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很开明，很豪放，也没有什么私心，率性热情都用在工作上，都用在工作结成的友谊里。我的成长期受他的影响太大了，所谓上梁一正，下梁不歪，就是这个道理，这个状态。他挽留了我，培养了我，在我“单身”生活期间像对待亲弟弟一样，无微不至照顾我。除了春节我回北京家里过，其他节日我基本上在他家过的。他们两口子一起下厨，我跟一个大孩子一样，跟他儿子在一旁看电视，打游戏。那是一段多么美好的回忆啊，想起来非常温馨。我现在越发深刻体会到，人与人之间这种温暖而干净的关系，会进入长久的记忆，会进入血液，会永恒。我觉得欠他的太多，无以回报，每次新年从北京回来，就带点北方的特产，红肠，干果，东北大米，给他们。他们乐呵呵地收下来。然后，我每次回北京的时候，他们给我准备一大堆南方特产，让我带回去给老婆孩子。有一年孩子暑假，我老婆带着孩子来我这里度假，他和嫂子都说，别浪费钱住宾馆，我们房子还算宽敞，正好嫂子也寂寞，孩子缺玩伴，住我们家吧。就这样，两家人一起住了两个星期，嫂子陪我的家人，白天出去玩，晚上在一起唠。分别的时候，两个女人和两家的孩子，都眼泪汪汪的。现在想想，都叫人心里发酸。也就是这种感情，才有生命力，无法淡忘啊。我明白得有点晚啊。

所以，那时我干得爽，一爽好几年，爽了好多年啊，时间飞快就过去了。挂的那幅字都发黄了。我也几乎忘记回交通部这回事了。过了几年，老厅长退休，副厅长转正。他跟我说，老弟，想在这里发展，干脆就正式调过来吧。我心领神会，索性把关系转了过来。不久我就如愿接上他的位置，当上了副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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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时候，官不算很大，但我的名声不小。我是交通行业的名专家，而且我的名声不是单纯靠写文章、讲课吹出来的，我是靠干出来的。我是先有蜚声的业绩，然后才被业界和学界广泛关注的。国家发改委和交通部等部委办的一些综合运输研究院所，上海、西安等地的交通大学，纷纷聘我担任兼职研究员和客座教授。我善于结合中国实际，把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一些问题准确摆出来，然后从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找到依据和现实解决办法。我记得有一次在沿海某省讲课，他们分管交通的副省长连续听了我两堂课，然后对我说，要是愿意来他们省工作，他马上找省委书记请示，请我过来担任交通厅长、发改委主任或者省政府协调管理这项工作的副秘书长。副省长还告诉我，他全面调研过我们省交通发展的情况，说我不只是能人了，简直是神人。如果他们省有这样的领导干部，他这个副省长就能唱着“好日子”轻轻松松地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