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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真切的渴望（第1页）

从2001年秋末和随后的整个冬季，到2002年春夏，父亲一直在问我是否可以带他回家。但他从未说明，到底是要回母亲的家，还是我的家。或者，有时候正如我们所见，只要看见我起身准备离开，无论我打算前往何处，他都会问是否可以带上他。他问这些问题时那副充满渴望的模样，让我想起了将近60年前的一段往事。

当时，我大约7岁，父母将我送进了缅因州的一个夏令营。虽然不确定我是否已经大到可以离家，父亲却认为，我要是能克服害羞的毛病，或许一小段独立时光对我是有好处的。他也相信，只要跟其他参加夏令营的孩子交上朋友，并迷上诸如“彩色大战”等夏令营活动后，我或许就不会像母亲担心的那样，想家想得太厉害。很快，他便发现自己错了。

“你寄给我们的信全都很不开心，情绪从可怜转变到了哀怨。‘你们什么时候来看我？你们什么时候接我回家？’”不过他说，“每次我们驱车一路来到夏令营（我们应该去了好几次，因为你的信简直像那些全然绝望的名著），你都会显得很吃惊，纳闷儿我们为何会出现在那里。”因此，跟夏令营的顾问或主管谈过之后，“你母亲和我又释然地回波士顿去了”。可接下来，他说，“我们刚一到家，又会收到一封新的来信，而且甚至比前一封更悲伤！

“我想，我们最终还是在闭营之前将你提前接回了家。你那几乎每天一封的来信，简直让我们受不了……”

那应该是1943年或1944年的事。我依然记得每天下午顺着楼梯爬上夏令营主管办公室买邮票的情景。只有如此，我才能告诉父母，被他们抛下的感觉有多么可怕。如今，父亲成了孩子，而我则成了他仰赖的那个大人。这一次，换成他不停地询问还有多久我才能带他回家。

当然，有的时候我到疗养院时，他似乎完全沉浸在西尔维娅、亚历杭德罗或露辛达的陪伴中。甚至在起初的一段时间里，我或许还会有种自己的出现很多余的感觉。不过，这种感觉并不会持续太久。到我离开之时，即便父亲没有要求跟我一起走，他也会一直目送我走向车边。

我不能将父亲带回家，带回我居住的那个又小又孤独的镇子。我的确时不时地琢磨过，如果能构建出一套坚实的支持系统，他或许就能回到与母亲同住的那套公寓。他们一直住在那套公寓里，直到6年前父亲搬进这家疗养院为止。然而，他的渴望看起来这般强烈，而我要面对的后勤问题又如此复杂，所以我总是第一时间便将之抛诸脑后。真不知道，任何类似的计划从医学角度来看是否可行。但这个念头又如白日梦般挥之不去，时不时就会重新出现在我的脑海。然而，他一再的恳求虽然让我难受、挣扎，这个想法却依然无法付诸实践。

然后，冬末的一天夜里（2002年3月末），我向西尔维娅提起此事。让我吃惊的是，她说她最近也开始产生同样的想法。她说：“你知道的，他现在总是问同样的问题。‘到回家的时候了吗？’”因为不想显得太冒昧，她措辞很小心。她说，她开始思考他是否真的需要再继续待在这里。“如果你想带他回家跟你母亲住，我要是能找到可以信任的人跟我轮班，我想，我还是可以去照顾他的。”

我很感谢她的好意，并告诉她，我需要再考虑一下，同时也想跟亚历杭德罗和露辛达谈谈。我也想过是否要跟父亲的信托律师谈一谈，因为他至少在理论上跟我分享过一些他有替父亲做决定的责任。

我先找了亚历杭德罗。时至今日，他已经仔细观察了父亲好几年。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问他必须为此事付出的医学代价，也没有说西尔维娅提议照顾父亲的事；我脑中想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一个我觉得或许是最难解决的问题。

亚历杭德罗当然熟知父亲最近的那个愿望（其实，这个想获准“回家”的愿望，已经时常演变为一种强制命令），然而我不知道的却是回家可能给父亲带来的影响。无论他对此多么坚持，但我认为，回到一个已经数年未见的地方，他或许甚至根本认不出那是他曾经的“家”。

尽管那套能俯瞰查尔斯河与剑桥天际线的美丽套房还在那幢高层建筑中；尽管他曾经在那住了20多年；尽管他完成了大部分工作的那张漂亮桌子仍摆在屋里的那扇窗下，桌上的垫纸、牛皮纸夹和他那些医学方面的案头参考也都还在原处，但那个地方、那张桌子和上面的一切物品，甚至包括依然住在里面的母亲，真的还能再次容纳患病的他吗？在这点上，我必须要问自己，从任何意义上来说，“家”是否真的存在？父亲想要回到的那个地方，真的还能再成为“家”吗？

亚历杭德罗告诉我，我与西尔维娅讨论过的那件事，他已经想过一阵子了。但他也说，他会问自己的那个问题或许我并不会问。

“他有没有特别渴望的东西？”亚历杭德罗问，“有没有可能，就他有限的认知和意识来看，或许‘那个地方’早已不存在？”他还说，他也想过父亲脑中的那个家，是否就是波士顿的那套公寓。“你父亲跟我提过很多次他小时候跟母亲住在南波士顿时的那栋大楼。”而就在几年前，父亲还出现过跟他母亲通电话的幻想。亚历杭德罗问：到底哪个家、哪处地方、哪个潜在的目的地，才是我父亲渴望回归的家？

“还有，”犹豫了一会儿后，他接着说，“对他来说，‘回家’或许也有另一种非同寻常的意义，一种完全不同……”

和亚历杭德罗的这场对话发生在4月。之后不久，我又就此事跟露辛达进行了一场更长的谈话。对于我跟亚历杭德罗讨论过的那个问题，她说，回到曾经的公寓会对父亲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她也无法断言。不过，因为经常去那看望我母亲，所以我母亲已经成为她的密友。然后，她提出了一个我之前完全没想过的问题。

露辛达说，她在跟我母亲的聊天中，发现父亲搬入疗养院后，母亲在失落和哀伤的同时，某些复杂的因素也让她觉得，尽管父亲的离家“听起来很可怕”，却也让她“松了一大口气”。对于那些经历过家中成员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人来说，其中的原因或许并不稀奇。患病初期，病人的不安情绪会周期性地突然转变为情绪失控，从而对他人造成极大伤害。

母亲曾经就父亲日益衰退的财务管理能力说出某些不算太敏感的话后，他不止一次对她动手。比如，父亲会撕毁某些他误以为早已支付过的账单，还言辞恶劣地给这些账单的公司寄信。

母亲对父亲的所作所为感到不耐烦的时候，说话就会很刻薄。因此，她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某些评论会侮辱到他。有一次，父亲猛然将她推开，害她失去平衡，直接摔到卧室门边坚硬的地板上。

猛然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父亲立刻蹲下来，伸手搂住母亲，低声下气地道歉。后来，他又在疗养院给母亲寄过一些充满悔意的信，明确表示他并未忘记那件事。不过，即便他不记得具体是哪件事，至少也记得自己曾伤害过她。

“亲爱的露丝，”搬入疗养院后不久，他在其中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希望你能尽快抛掉那些不愉快的回忆。期待我们能找到一个最令人愉快的方式解决我们之间的种种误会；期盼能早日与你重逢……”

第二封信是一年后写的：“这是哈里·L。考泽尔医生写给他挚爱妻子露丝·M。考泽尔的信，借此向深爱的妻子表达深深的歉意。我一直都深爱着你，对你的爱永远都不会停止。无论曾经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伤害，我都应该努力弥补。或许，我应该为你……”

他搬出公寓后寄给母亲的最后几封信中就有这封信，信里虽然没写他造成的伤害是什么（或许他早就不记得了），却表达了对母亲的思念和想回家的渴望。

“我挚爱的妻子住在波士顿马斯大道博伊尔斯顿街780号。今天是周三，我太想回到她身边了。求求你们，请帮帮我！”

我没见过父亲写的这些信，我怎么回想都觉得露辛达没有给我看过这些信。那是父亲写给母亲的，不是写给我的。所以，她或许觉得应该努力尊重两人之间的这点小隐私。

据露辛达所说，她把这些信带去公寓交给母亲时，母亲显然非常感动，谈起父亲时，语气中充满了怜爱和同情。但她也告诉露辛达，一想起父亲那些激烈的行为，还有她觉得他就要出手打她时的感受，尽管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但由此产生的恐惧或许还是没有完全消散。

进入疗养院后，在抗焦虑药物的帮助下，父亲那些任性的行为即便没有完全控制，也改善了不少。不过，他还是会定期出现坐立不安的现象。虽然他髋部的伤痊愈，站立和行走都不再需要别人的帮助，但每每到了深夜，他都显然需要护工的细心监督。如果护工们不在，也得有疗养院的正式员工来承担起这个任务。他要是深夜醒来，自己下床走出门或闲逛到走廊，就很有可能做出伤害到自己的事。而且，这种风险无时无刻不存在。

这种意外事件时有发生。有时是突发状况让疗养院的员工们分了心，但更多时候，他们纯粹是在父亲门外聊天聊得忘了一切。有一次，父亲撞上了一堆医用支架；还有一次，他径直闯进了一个女病人的房间。那个意外虽然没对两人造成什么伤害，却把那个女病人吓得放声尖叫。（我承认，露辛达后来那句虽然有些无礼，但颇具个人特色的评价把我逗乐了。她说：“我想，她多半觉得自己魅力无边，连你父亲那个年纪的男人都难以抗拒呢！这念头也真够骇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