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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2页)

我说:“不能坐车,以免暴露身份。”

上午10点,新七军的尉官在警备司令部院子集合。焦副官给我一件美国呢子大衣,领子很高,这件衣服对我非常合适。李润棠告别时对我说:“一切保重,要小心谨慎,我认为关梦龄是个有办法的人,不会束手无策,吉人天相。再见。”我感到李润棠这个湖南人对我很义气,我把手上一块西马牌手表撸下来送给了赵小姐。

院子里挤满了人,乱吵乱嚷,不像是队伍,仿佛庙会一样。有人喊站队,喊了半天才站了几行队伍,苗可成、陈震寰、李继先,七八个人与我站在一起。他们抬了一箱饼干。从警备司令部院出来,奔空军司令部,七马路督察处……路两旁站了不少老百姓,我把大衣领高高的立起,把帽檐扣在眼睛上,整个脸外人看不清楚。所谓败兵之将不如丧家之犬,一点也不错呀。经过督察处时我望了一眼,门口什么也没有,往日的威严,刹那化为云烟,一切都完了。

下级军官和士兵并不在乎这些。在路边休息时,我看到一个士兵卖自行车,他要100万元,老百姓给60万元(东北流通券),这个士兵说:“你再加5万元就卖给你,这个自行车是新的,65万元你占了便宜。其实我们的机关枪、大炮都给你们了,还在乎这辆车?拿去,加五万也可以,不加也没关系,都是中国人。”只有团长以上的官,才现出特别难过的表情。有的两眼微红,似乎掉了泪,我心想:事已至此,难过也是无益。

每次坐下休息,苗可成他们便坐在我的周围恐怕别人看见我。路上,全是新七军的官兵,有坐汽车的,有骑自行车的,有徒步的。秩序紊乱,不成样子。我正往前一步一步地走着,忽然一辆吉普车停在我身旁,我一看是军部陈处长和几个人。他叫我坐车,我坚持不肯,他们又上路了。这样一来,队伍里有人知道我了。我心中非常不安。

火车到吉林车站已经是夜里9点半钟。下车之后,由解放军武装战士押着往解放团走。沿马路都站着岗哨,队伍已没有队形,零零落落。路上遇着一个卖酱肉的,一群官兵围上去,把酱肉抢光了。卖肉的小贩喊起来:“你们是干什么的?不是队伍简直是土匪!在长春你们抢人,到吉林还抢人。”解放军战士也没法子,只好对那个小贩说:“你走吧,找不到人了。”

走了两个多钟头,到了一个有铁丝网的大院子,说是叫北大营。进院之后,按人数编队,坐在院里等着开饭。到过夜两点饭才煮好,苞米干饭、白菜土豆汤。一点也不好吃。吃饭时,我看见了李济才(警备司令部参二科科长,后调充五十六师中校副官主任)、方学儒(东北剿总二处第三组组长)。李济才的那个日本下女现在成了他的老婆,她怀里抱着一个婴儿。他们怕我与他们说话,躲着我,其实我也怕他们招呼我。心想,我是个危险人物呀,都怕我牵连了他们。

吃完饭,又集合。走了许久,天亮时走到了船营中心小学校。解放军战士把着大门。在院里又编队,又分班,又举班长。我们这八九个人,我指定陈震寰为班长,他比较能办事。我们这一队共100人,10个班,被安置在一个大教室里。教室地下铺着谷草,分成十块、一个班一块。我们这个班在中间一块。我看到墙上有黑板,还有批评与表扬的文字。这里没有大伙房,是由区政府给米,给柴,发动老乡煮饭。晚上吃的是高粱米小豆干饭,炖白菜豆腐,很好吃,颇有家乡风味。

院里有许多送饭老乡,我看无人监视,就与他们谈了起来。先从东西贵不贵谈起,谈到黄金,国民党,共产党,路条、户口,以至到沈阳好走不好走?最后我问他:“明天你还来不?”“不一定,我们轮班往这送饭。”我计划利用这个老乡,决定明天进一步做工作。

这是尉官解放团,有1000多人,年龄都在30岁以下,很少有四十岁的。新一军的京剧团,新七军的政工队,与我在一个屋子住。这些人小孩子一样的脾气,不是吃就是唱。他们把美式大衣卖了,到街上吃大炖肉。长春吃不到猪肉,吉林的猪肉一万元一斤,便宜。大门站着战士,凡是请假就可以出去。解放团内只有几个干部,忙不过来,许多军官在大门口一挤就出去了。站岗的年轻战士阻拦不住。后来,根本也不请假了,秩序特别乱。

过了不久解放团成立一个小卖店,卖香烟、麻花、烧饼、花生米、鸡蛋、糖块……应有尽有。据说成立这个小卖店是为了便利投降人员生活需要;另一方面,这个学校作了解放团,损失了很多用具,用小卖店的盈利作为将来补修的费用。担任售货员的都是小学校的男女教员。

解放团内不但有尉官,也有尉官的眷属。有眷属的尉官住在一个大屋子,一个家眷一块地方。这些眷属们不断的吵闹、打架、女人埋怨男人:“我说不来吉林,你说到吉林有办法,有什么办法?住没住的地方,站没站的地方,这成了讨饭的。放好日子你不叫我过,叫我跟你受这个罪,你真害人哪!”

“我早就叫你到沈阳,你不去;我要到沈阳工作你也不愿意,就舍不得长春。都是你这个倒霉的娘儿们,把我给坑了,你还埋怨我。”

接着就是打、骂、哭、闹,这样的事晚上特别多,吵的各屋不能安睡,解放团干部对这样的事也无可奈何,不知劝男的还是劝女的。

没有家眷的排连长,到街上买一只鸡、买一斤肉,没有锅,便把头上的钢盔翻过来当锅用。炖鸡炖肉,喝上半斤白酒,酒话就来了。

“当了半辈子军人,从来没叫人缴过械,这回可好,一枪没放,什么也没看见,全给人家了。真丢人!好歹打几枪,再缴械也是那么个意思,心中难过呀。”

“难过啥?凭这一块,到哪不是当兵?共产党不要咱,咱回家种地。”

10月20日,早晨起床,我到厕所去,无意中遇见了好几个熟人。

“督察长也到这来了?”

“我现在改名吴国栋了,是新七军辎重营的少尉书记,告诉别的朋友,别叫督察长了。”

“好了,好了。”

这样的事一天发生了七八次,我心想糟了,知道的人多了。

晚上,我把陈震寰、李继先、苗可成等人叫到院子,他们都是我从沈阳带到长春的,是可靠的部下,我对他们说:“这里不是久居之地,必须尽早作决定。你们没有关系,我要马上离开吉林。你们明天早饭后出去,找社会关系,没有社会关系到饭馆、车站找小贩,打听好到沈阳的火车要不要路条?我先到沈阳再转到北京。”我接着指示他们,“吉林有多少部队?警察对户口查的严不严?报户口有什么困难没有?都要打听清楚,在可能内收集一切情况,做到对环境了如指掌。”

陈震寰说:“昨天到街上遇见警备司令部一个参谋,原来他在长春,我与他是朋友。明天我找他想办法。”

晚饭后,来了一个矮个的干部,不知什么职务,穿着布棉袄,给我们全体投降的尉官讲话,他说:“朋友们,”这个称呼第一次听到。接着他说:“蒋介石那个王八蛋,卖国贼,祸国殃民,把中国统治了20多年……”一听骂蒋介石,心里不是滋味。胜败军家之常,出口骂人不应该。以后的话我没有很好的听,最后他说:“据我们了解,从长春到吉林来的上校以上的军官很多,在这吃住不方便,受委屈。我们准备了招待所,现在只有几个人。不要害怕,我们希望你们到招待所去。”接着他又说:“你们这些人中还有隐藏武器的,希望今天当众缴出来,不加追究。如果不缴,被检查出来,那就不按朋友办,按敌人办了。”

经过一再说服,有十几个人把匕首、手枪缴出来了。

陈震寰他们到街上收集了不少情况,弄路条也不困难;吉林户口也好上;没有队伍在吉林,在吉林的都是地方武装,新入伍的战士;地方治安由吉林警备司令部负责;大街上的军风纪有执法队维持。但是陈震寰认识的那个解放军参谋今天没有见着。

我对陈震寰说:“这件事不要进行了,他会把咱们逮捕。自己送上门去,那可是智者所不取也。”

陈震寰问:“那怎么找路条?”

我说:“咱们找老百姓,花几个钱买一张,这样办比较妥当。”

《吉林日报》发下来了,每队两份。我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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