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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部分(第3页)

“妈,我看学校里每人都有笔记本电脑,回家也要用,一台电脑,来回背着多沉呐?”

“那就再买一个吧。”

“日本笔记本电脑比中国便宜,我用完,回国送给你。”

“我才不要旧的呐,要送就送给我个新的。”

“行,买个新的送给你,妈,我还没吃饭呐,我不和你聊了。”

“好,快去吃饭吧,吃完饭就回宿舍,别在外面玩了。”

“还玩啥呀?我都快累死了,我爸在家吗?”

“他出差去美国了。”

“又出差了?那我先挂了。”

“好,注意安全!”

“好啊,妈,你放心吧。”

李梦华说累,那些放学后还要打工的人岂不更累?都说女孩是妈妈身上的小棉袄,真是一点儿不假,李梦华是独生女,从小就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父母年龄越大越对她有一种依赖,尤其是妈妈,更是想得不得了,两三天不打电话都不行。男孩儿和女孩儿相比,男孩儿粗心不说,逆反心理也比女孩儿强,用东北话讲,养男孩都是饥荒。

☆、残留孤儿

东京的中国归国者,也就是残留孤儿,有自己的组织,他们每年都会搞几次活动,相同的出身、相似的命运把大家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些人长着一张日本人的面孔,却满嘴中国东北话,年龄大的六、七十岁,年龄小的也将近五十,一见面,大家总有说不完的话,那种亲切感难以言表,真是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日本政府对中国归国者还是有一定补助政策的,比如廉价出租住房,对到退休年龄或没有劳动能力的人给一点生活补助,不过钱很少,一个月也就七、八万日元,这点钱省着用,吃饭是够了。

今天,东京的中国归国者代表要和市议会的两位议员见面,地点在新宿公民馆。在新宿公民馆三楼的一间会议室里,七、八位中国归国者代表正在和两位议员对话,一个华裔女律师为他们做翻译。

“议员先生,我们年龄都大了,身体也不好,政府应该给我们更多帮助。”一个六十岁左右的归国者用汉语说,女律师随后翻译成日语。

“你们的情况的确特殊,不过,你们自己也应该努力学习日语,找一份工作。”一位议员说。

“从来日本的那天起就叫我们学日语、学日语,可我们都这么大岁数儿了,记性也差,说了一辈子汉语,日语再怎么学也学不好啊!”

“谁说不是?加藤在中国还是大学老师呐,现在不也是在打零工吗?”

“日本政府把我们扔在中国,年纪大了又让我们回来,回来以后不能不管我们吧?”另一个归国者说。

“都说日本生活好,我去年回了一趟中国,中国的生活也好了,我们总不能还赶不上中国吧?”

“我小时候在中国经历了九死一生,一九四五年,我们家五口人,是黑龙江依兰开拓团团员,日本战败,关东军丢下我们先跑了,我家跟着开拓团往南跑,走到方正县走不动了,我父母都病倒了,我是老大,那年才五岁,记点儿事儿了,我记得那年冬天特别冷,刮着白毛儿风,没吃没穿,眼看着父母、弟弟、妹妹一个个死掉了,是中国养父把我捡了去,躺了一个月才活过来。小时候受苦,总不能到老了还让我们受苦吧?去开拓团,那还不是日本政府让去的?我父母都是北海道的农民,不去中国就不会把命丢在那儿,我们也不会中国人不中国人、日本人不日本人的。”说话的是个白头发的老头儿,老头儿说完用手背擦了擦眼角。

每一个中国归国者都有一段辛酸往事,这个老头儿当年五岁,还记点儿事儿,有些归国者当时年龄更小,要不是中国养父母告诉他真相,一辈子会以为自己是中国人。林雨豪爸爸算幸运的,毕竟父母都活了下来了,养父从小对他也很好,只是老母亲没回日本。最近他总是梦见母亲,梦中的母亲还很年轻,只有三十多岁,系着围裙在院子里忙活,好像是在摘豆角,也好像是在喂鸡,他和母亲说话,母亲却听不见,梦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八十多岁的老母亲,还能活几年?不能在母亲身边尽孝已经很有愧了,自己还得了病。归国者们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地说着,两位议员先生静静地坐着,一句话也没讲。

“讲了这么多,议员先生也很忙,我们今天来就是要求增加生活费,增加医疗补助,年龄小的政府帮助介绍工作。”林雨豪爸爸说。

“对,我们就是要讨个说法儿,怎么也得给点儿补偿,问题不解决不行!”

“你们的遭遇我们很理解也很同情,我们会把你们的想法向市议会反映,不过,大家不要抱太大的希望,赔偿也好,增加补助也好,说实话,提案很难获得通过,即使能通过也需要很长时间,这实在是件很难办的事情。”一个议员为难地说。

“议员先生,我今年六十七了,政府每月才给二万二千日元年金,这点儿年金还不够其他日本人的零头儿呐!再说这生活费,少不说,我去年回了一趟中国,在中国呆了两个月,回头这两个月的生活费就不给了,说我在中国期间,生活费就不给了,这是什么道理呐?我在中国,中国也不给我生活费呀?我都快成要饭的了,说实话,我也不愿意伸手向政府要钱,这不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吗?”老人说的年金就是退休金,普通日本人退休后每月能领取十五万到三十万的年金,残留孤儿每月二万二的年金确实太少了。

“议员先生,我们年龄都不小了,再等下去,恐怕都等不到那一天了。”

“你们的心情我们完全理解,可有关二战的事,赔偿在法律上还没有先例。”另一个议员说。

“我们可不同于二战劳工,更不是慰安妇,要什么先例?我们就是日本人啊!”

“战争在日本国内也造成很大伤亡,比如冲绳、比如广岛、长崎,这件事确实很难办,不过,我们一定尽力而为。”议员说。

“我看多说也没用,不行就起诉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弄得我们家破人亡,没有一点儿赔偿可不行!”一个归国者说。

“对,我看咱们就起诉日本政府得了!”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直到会谈结束也没谈出个所以然。日本政府不可能赔偿,每月增加些生活补助就算不错了,林雨豪爸爸的提议还比较实际。这些人回日本的时候年龄已经不小了,很多人都拖家带口,受教育程度低、年龄大、日语不好,又没有一技之长,上哪儿去找工作?听说日本生活条件好,很多人把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也带过来了。

大家走出会议室,有人提议到附近公园走走,一行人先来到一个小超市,每人买了一个热狗作午餐。来到公园,大家围坐在草地上,这些来自中国东北的归国者已经习惯了日本的生活,起码冬天不冷。晒着太阳,大家一边吃午饭一边聊天。

“这两个议员能帮咱们争取吗?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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