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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 有时直上孤峰顶（第1页）

冯友兰（1895。12。4—1990。11。26），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人，著名哲学家，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其哲学作品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演绎不着实际的形式的逻辑

冯友兰的道德观、境界说与他自己坚持的“不着实际”的形式的逻辑分析方法有很多不能自圆其说并且自相矛盾之处。关于这一点，他也有自觉。因此在《新知言》一书中，他指出形而上学的两种根本方法：一是“正”的方法，也就是《新理学》一书中所说的“纯思”的逻辑分析方法；二是“负”的方法，也就是传统哲学中的直觉的方法。像冯友兰自己所意识到的，其“新理学”体系中的四个观念中，“气”、“道体”、“大全”都是不可思议、不能言说的，但只有说清楚以后才能保持沉默。“说清楚”与“静默”正是“正”与“负”两种不同方法的运用。在《新知言》的最后一章中，冯友兰把“诗学”作为其形而上学的方法的最终归结，有他的深刻性。

冯友兰在《新原人》中的一段话：“其引古人之言，不过与我今日之见相印证，所谓六经注我，非我注六经也。”“我注六经”是我为六经服务，而“六经注我”，则是六经为我服务。

冯友兰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中国的哲学研究分成两大营垒：北大着重历史发展的研究，而清华则强调哲学问题的逻辑分析。冯友兰是清华学派的代表，他自称“我在《新理学》中所用的方法完全是分析的”。这种所谓“完全分析”的方法是把中国哲学中的一些概念诸如“理”、“气”、“仁”、“义”等，视为一个理解的“对象”而进行“解剖”。

冯友兰在《新原人》第七章“天地”中，指出宗教和哲学的基本不同。他说：“宗教使人信，哲学使人知。”在冯友兰的哲学体系中，他谨守着“知”和“信”的分际。从他的《贞元六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冯友兰的兴趣在“知”，不在“信”。一般人在研究哲学问题时，因为不能有意识地区分“知”和“信”这两个范畴，由“知之深”，在不知不觉之间，转成了“信之坚”。当然，也有人往往把“信之坚”误认为“知之深”。

“我毕竟依附在祖国的大地上”

1934年暑假后，冯友兰出访了欧洲，观光了英、德、法等国，后又获准访苏。当时苏联革命后的情况，有人把它说成是天国乐园，有人把它说成是人间地狱。通过阅读苏联出版的英文小报，冯友兰亲眼目睹苏联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劳作，他的结论是：“苏联既不是人间地狱，也不是天国乐园。它不过是一个在变化中的人类社会。这种社会可能通向天国乐园，但眼前还不是。”这种评价真实而不带偏见。他还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每天所报道的消息，大都是关于政治的和在政治上出头露面的人物，有时甚至把他们的穿戴都作详细的描写。而苏联的报纸所报道的几乎完全是工农业生产情况和劳动模范等先进人物的事迹。当时我想，这大概就是苏联的新社会和旧社会不同的地方吧。”

回国后，冯友兰作了两次演讲，一次演讲是漫谈苏联见闻，另一次演讲题为《秦汉历史哲学》。后一次演讲是借题发挥，借研究秦汉历史哲学之名介绍他所了解、接受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演讲中，他集中论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观点。此次演讲稿后来收进他193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补》。这时，冯友兰的所言所行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不满，于是国民党政府下令逮捕了他。后来迫于全国民主势力的压力，国民党未能进一步加害于冯友兰，旋即将他予以释放。鲁迅在这一年12月18日致杨霁云的信中说：“安分守己如冯友兰，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这时的冯友兰，好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他可以乘此机会与南京政府决裂，大闹一场，加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的行列，或者继续过去的那个样子，更加谨小慎微，以避免特务的注意。“……我如果走前一条路是会得到全社会的支援，可以大干一番。可是我没有那样的勇气，还是走了后一条路。”在《三松堂全集》第1卷中冯友兰写道：“联大文学院从蒙自迁回昆明后不久，有一天，蒋梦麟约我们五位院长到他家谈话。他说：‘重庆教育部有命令，大学院长以上的人都必须是国民党党员。如果还不是，可以邀请加入。如果你们同意加入，也不需要办填表手续，过两天我给你们把党证送去就是了。’当时只有法学院院长陈序经表示不同意，其余都没有发言表态。我回家商量，认为我已经有过被逮捕的那一段事情。如果反对蒋梦麟的提议，恐怕重庆政府方面说是不合作，就只好默认了。过了几天，蒋梦麟果然送来了党证。”在这本书里，冯友兰还写道，蒋介石在重庆办了一个中央训练团，叫他手下的人轮流集中受训，每半年为一期。训练的目的，是培养他们对蒋介石的个人崇拜、盲目服从的感情，冯友兰感觉，自己就是某种类型的一条狗。训练团中，也开了一些知识性的课程，聘请当时各大学的教授担任讲课老师。冯友兰也被聘担任讲授一门课的老师，课程题目是“中国固有道德”，时间是每隔两三个星期讲一次不等。

冯友兰曾在《新事论》中说：我们常听见许多关于城里人与乡下人的笑话，照这些笑话所说，不但城里的人比乡下的人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即城里的狗亦比乡下的狗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这些虽是笑话，而却不见得不合事实。我们甚至可以说，不但城里的狗比乡下的狗知识高，才能高，享受好……在中国，一百个乡下人中，至少有九十个一生没有吃过如城里的富室狗所吃的饭食。

1946年，冯友兰接受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邀请，到该校任客座教授一年，一方面，讲授中国哲学史，另一方面，还与卜德一起翻译他的《中国哲学史》。这时，他已取得了在美国的永久居留权。因为给学生上课，冯友兰用英文写了一部中国哲学史讲稿。这部讲稿，在1947年离开美国的时候，冯友兰将此讲稿交给纽约一家出版社出版，题名为《中国哲学小史》。这本书有法文和意大利文的翻译本，还有南斯拉夫的译本。1985年又出版了涂又光翻译的中文本。差不多同时，冯友兰的《新原道》也由一位英国朋友翻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题名为《中国哲学之精神》。

1947年，中国的局势急转，解放军节节胜利，全国解放在望。是归，是留？形势逼人，要求在美华人做出抉择。有些朋友劝冯友兰定居美国，冯友兰却说：“解放军越是胜利，我越是要赶快回去，怕的是全中国解放了，中美交通断绝。”于是他辞谢了当时有些地方的邀请，只于回国途中在夏威夷大学住了一学期，于1948年2月回到清华大学。是年12月，清华大学就先北京而解放了。在清华大学解放前夕，南京国民党政府委派青年部长陈雪屏（原西南联大训导长）来清华大学。席间，陈雪屏宣布，南京方面准备一架专机，来迎接诸位先生。冯友兰坚决拒绝，他说：“自此以后，我在人事上虽时有浮沉，但我心中安慰。我毕竟依附在祖国的大地上，没有一刻离开祖国。”

“我做完了我要做的事，你也会的”

冯友兰做学问达到了忘我的境界，他晚年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著书立说上。女儿宗璞有一段回忆录，讲述了冯友兰这种“春蚕到死丝方尽”的精神。

老实说，父亲已去世10年。时间移去了悲痛，减少了思念。以前在生活安排上，总是首先考虑老人，现在则完全改变了，甚至淡忘了。在失明的威胁下，父亲并没有忘记我。或者说，我又想起了他，因为我需要他。

不要怕，我做完了我要做的事，你也会的。

我会吗？我需要他的榜样，我向记忆深处寻找……

用口授方式，完成150万字的大书，可谓学术史上的奇迹。

父亲最后的日子，是艰辛的，也是辉煌的。他逃脱了政治漩涡的泥沼，虽然被折磨得体无完肤，却幸而头在颈上。他可以相当自由地思想了。1980年，他开始从头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书。当时他已是85岁高龄。除短暂的社会活动，他每天上午都在书房度过。他的头脑便是一个图书馆，他的视力很可怜，眼前的人也看不清，可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在他头脑里十分清楚，那是他一辈子思索的结果。哲学是他一生的依据。自1915年，他进入北京大学哲学门，他从没有离开过哲学。

父亲最后十年的生命，化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书。学者们渐渐有了共识，认为这部书对论点、材料的融会贯通超过了20世纪30年代的两卷本，又对玄学、佛学、道学，对曾国藩和太平天国的看法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还认为人类的将来必定会“仇必和而解”，都说出了他自己要说的话，一点一滴，一字一句，用口授方式写成了这部150万字的大书，可谓学术史上的奇迹。蝇营狗苟、利欲熏心的人能写出这样的书吗？我看是抄也抄不下来！有的朋友来看望，感到老人很累，好意地对我说：“能不能不要写了。”我转达这好意，父亲微叹道：“我确实很累，可是我并不以为苦，我是欲罢不能。这就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吧！”

是的，他并不以写这部书为苦，他形容自己像老牛反刍一样，细细咀嚼储存的草料。他也在细细咀嚼原有的知识、储备，用来创造。这里面自有一种乐趣。父亲著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做卡片，曾有外国朋友问，“在昆明时，各种设备差，图书难得，你到哪里找资料？”父亲回答：“我写书，不需要很多资料，一切都在我的头脑中。”这是他成为准盲人后，能完成大书的一个重要条件。

更重要的是他的专注，他的执著，他的不可更改的深情。他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不能行走，不能站立，起居需人帮助，甚至咀嚼困难，进餐需人喂，有时要用一两个小时。不能行走也罢，不能进食也罢，都阻挡不了他的哲学思考。有一次，因心脏病发作，我们用急救车送他去医院，他躺在病床上，断断续续地说：“现在有病要治，是因为书没有写完，等书写完了，有病就不必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