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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千古一病文字狱（第1页）

江浙一带是文字狱的重灾区，一柱楼诗案也是发生在江南。这起冤案非常恐怖，不光牵连了许多活着的人，还牵连到死去的人。在乾隆后期，人们提起这个案子无不心惊胆战，这个案子与康熙朝的庄氏史狱、戴名世的南山案和雍正朝的查嗣庭案，并称为清代四大文字冤狱。

吓死大臣的伪稿案

在古代，贪污受贿也许不算是大事，但如果文字有问题，那可是天大的事情，清代尤其如此。什么错误都可以犯，就是别在文字上犯错，那可是要抄家灭门的。

这不，乾隆十六年本来好好的，莫名其妙就出现了一件让人恐怖的事情。大家知道，孙嘉淦在雍正朝就以敢于直谏闻名，应该说是一个敢于说真话的好官。当年雍正对兄弟们痛下杀手，孙嘉淦就谏言让他“亲骨肉”。雍正虽然恼怒，但细细一想，觉得这个人为官正直，值得重用，反而提拔他。

到乾隆时期，孙嘉淦已经当上了工部尚书。本来乾隆也挺重视他的，没想到这一年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一切。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份奏稿，大家争相传阅，这份神秘的奏稿最后传到了乾隆的手中，由此引起了清朝的一起特大奇案——伪稿案。

而一向胆大直言的大臣孙嘉淦竟被活活吓死。我们不禁好奇，这究竟是怎样一个奏稿，居然可以把一个好端端的活人吓死？

乾隆收到这份奏稿是在乾隆十六年八月，批到云贵总督硕色的密折时，折子里掉下来一张纸，正是那份传得沸沸扬扬的奏稿。乾隆拿起来一看，越看眼睛越大，他愤怒地猛击案桌。冷静下来以后，乾隆知道这个稿子虽然署名是孙嘉淦，但肯定不是孙嘉淦写的。这个奏稿文字粗鄙，显然是没什么文化的人托孙嘉淦的名字写的。

伪稿中充斥着大量诽谤朝政的言论，而且捏造乾隆的朱批。乾隆觉得这背后肯定有不可告人的阴谋，决心把这个重大的政治犯揪出来。当然，乾隆指示军机大臣们，这事情不能走漏了风声，最好在无声无息中找到幕后黑手。

乾隆年轻时的偶像是唐太宗，所以对魏徵式的官员有一种叶公好龙般的向往。还是皇子的时候，乾隆就特别敬仰孙嘉淦，等他当了皇帝，立即提拔孙嘉淦为吏部侍郎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让孙嘉淦监督百官。刚开始的时候，孙嘉淦也经常给乾隆谏言，那时乾隆多少还听得进去，甚至当着朝臣的面夸奖孙嘉淦。乾隆三年，乾隆提拔孙嘉淦为吏部尚书，后来又让他当直隶总督，大有把他扶上丞相的意思。孙嘉淦后来又升为协办大学士，应该说孙嘉淦的前景一片光明，直逼鄂尔泰和张廷玉。

可能正因为孙嘉淦敢于直谏的名声，有人居然冒充他的奏折辱骂当今皇上。乾隆当然知道他是清白的，也告诉他不必担心。但孙嘉淦自己害怕啊，他怕这事迟早会牵累到自己，是啊，这个歹徒为什么谁都不冒充偏偏冒充自己，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啊！自己这次恐怕难逃惩罚了，就这样，孙嘉淦越想越怕，时间一长，居然惊吓而死。这太荒唐了，也毁了他从前胆大的名声，可见，在封建社会里没有一个大臣的胆子是真正胆大的，即便是魏徵，未尝不是提着脑袋跟唐太宗上班。

孙嘉淦能被吓死，说明这稿子的内容绝对“惊天地泣鬼神”，但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们无法知道，因为乾隆已经把相关资料全部销毁了。根据乾隆审理这个案子时在大臣们奏折上的朱批来看，伪稿无非是说乾隆失德，有十大过等等，伪稿还为被乾隆冤杀的张广泗鸣冤。

贵州巡抚终于查到线索，伪稿是从一个叫谭永福的商人那里抄出来的。乾隆十六年六月，四川人谭永福到贵州做生意，经过安顺的时候，他对人说自己身上有一份新闻，就这么传开了。根据谭永福的交代，他是跟自己的伙计在云南的一家商号信丰行发现这个奏稿的。线索到了信丰行，信丰行的人说他们是从江西人朱醒庵那里得到底稿的。朱醒庵说是他的同乡从湖北人陈俊臣那里得到底稿的。

湖北官员兴师动众审判陈俊臣，让他们失望的是，陈俊臣也不是伪造稿子的元凶。官员们顺藤摸瓜，摸到了江西一个叫“天一堂”的铺子。江西巡抚舒格终于查出了元凶，不过这个结果让乾隆非常窝火，因为案子的元凶居然是一个名叫罗哲文的死人。

乾隆不甘心啊，所谓死无对证，查到死人头上万事大吉，自己不白给人骂了吗？乾隆开始思考，会不会是孙嘉淦得罪了什么人，有人故意报复他呢？循着这个思路去查，也没有查出个所以然。

到了九月，直隶、四川、山东、甘肃、江西、河南、江苏、福建……都在传抄这个稿子，连京城都在传，甚至蒙古王公都看到了伪稿。真是越禁传播的速度越快，三个月后已经捉拿了两百八十多个传抄的犯人，但真正的元凶仍然不知道是谁。

眼看这个案子牵连得越来越大，一些顾全大局的大臣上书请求乾隆终止这个案子，释放株连的人众。御史书成首先上书，乾隆得知后暴跳如雷，其他事情上他可以宽恕，但是涉及自己，乾隆反应非常剧烈，他痛骂书成身为满洲人，却说出大逆不道丧心病狂的话，竟然纵容社会上的人辱骂君主。乾隆愤怒地将书成革职，没多久，侍郎钱陈群也上书请求他终止此案。乾隆又把他痛骂一顿，愤怒地表示，绝对不会停止追查此事。

这一次乾隆是被真正激怒了，所以我们也能理解孙嘉淦为何被吓死。

现在全天下人都知道这件事了，也没有什么好隐瞒了，乾隆决定公开缉拿要犯，号召各地官员先放下手头工作，把缉拿伪稿元凶当成头等大事。经过一年半的追查，因这个案子受牵连的人已经达到上千人，十几名办事不力的督抚大员受到惩罚。尽管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调查，但元凶还是没有找到。

乾隆只好把气撒在官员身上，两江总督尹继善和江西巡抚鄂昌都受到了处分，被乾隆当面责骂。官员们人人自危，朝野上下鸡犬不宁。

十七年底，出现了一个新的线索，江西巡抚鄂容安缉拿了传抄伪稿的千总卢鲁生父子。乾隆让鄂容安把他们押到京城审问。军机大臣经过审讯得知，卢鲁生是从南昌守备刘时达那里得到原稿的。根据刘时达的供词，他们并不是伪稿的源头，稿子的源头在江苏。

最奇怪的是，没过多久，卢鲁生就推翻原供，“承认”稿子就是自己伪造的，表示愿意认罪伏法。案子就这么结了，卢鲁生被判凌迟，他的两个儿子被处斩。除了查抄官员按律法处置外，其他株连之人全部释放。

乾隆为什么要匆匆结案呢？他真的相信卢鲁生是元凶吗？乾隆是何等精明的人，他知道这个案子再查下去只会越陷越深，所以指示军机大臣逼迫卢鲁生承认自己就是元凶，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也好终止这起惊天大案。

真正的元凶是谁已经不重要了，最关键的是乾隆已经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通过这起案子，震慑了那些对自己不满的人。

两个不要命的疯子

在现代社会疯子杀人理论上都是无罪的，如果说疯子说了什么疯话，大家都不会跟他们一般见识。别人是疯子，跟疯子计较岂不是代表自己也是疯子。然而，在封建社会，专制政府比疯子还疯，一个疯子说了几句狂悖的话，居然要置之死地。

乾隆十六年，山西巡抚阿思哈抓获了一个叫王肇基的人，这个人既没偷什么，又没抢什么，只不过说了一些胡话。但是，阿思哈却比抓到盗贼更加警惕，亲自审问他。其实，这个王肇基并不是什么疯子，不过是个穷酸秀才，想当官想发财想疯了。

皇太后万寿，他胡诌了一首诗歌颂皇太后，想谋个一官半职。他把这首诗投给山西汾州府的衙门，想让衙门的人给自己推荐个一官半职干干。

同知图桑阿本拿到诗一看，发现全是阿谀之词，阿谀倒没问题，拍马屁也是好的，但关键要阿对地方、拍到点子上。王肇基万万没有想到，谋官不成，反而惹祸。他在诗歌下面附了一段评论，正是这段评论要了他的命。

我们现在不知道这段评论到底写了什么，不过官方说王肇基的言论“毁谤圣贤，狂妄悖逆”，看来王肇基对时政发表了一些自以为是的评论。

阿思哈派人到王肇基的家里搜，又发现更多悖逆的书文。王肇基辩解说：“我不过是一个小民，写诗祝贺皇太后，只希望圣上喜欢，没有其他意思。”

阿思哈又问：“你在诗后面发表议论，妄议国事，指责大臣，毁谤圣贤，到底是何用意？”

王肇回答：“现在是尧舜盛世，我怎么可能毁谤朝廷呢？我不过是把孔孟程朱的话糅合在一起，以显示自己有学问，希望皇上欣赏我，赏个一官半职。”

阿思哈开始还怀疑王肇基可能跟伪稿案有牵连，后来发现他不过是一个“疯汉”，他奏请乾隆，请乾隆定夺。这种事，在雍正朝最多就是打一顿或者关几个月，然后再释放。但乾隆比乃父更狠毒，居然让阿思哈把王肇基杖毙于廷下。

杖毙是非常残忍的一种刑罚，比斩立决更残酷，仅次于凌迟。王肇基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疯子，他的死还可以说是因言论获罪。

两年后，一个真正的精神病人被凌迟，这是大清国第一个被用酷刑处死的精神病犯人。此后，陆续有精神病患者被处死。

这个人叫丁文斌，丁文斌从小就是一个孤僻多疑之人，读过一些书，但是连秀才都没有考上。他与母亲相依为命，靠打短工为生。乾隆十二年，他母亲病死。自此以后，丁文斌的性情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经常自言自语，对着墙壁说话。丁文斌的生活更加悲惨，要文没文，要力气没力气，生活过得很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