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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部分(第1页)

其二、“此间兵队不出晋省一步”,坚守地盘。入湘作战的败绩,使阎锡山清楚地认识到自身实力之不足。此后较长一个时期内,基本上固守“兵队不出晋省一步”的作法,坚守着山西的原有地盘。

1920年7月直皖战争时,对直皖双方均抱不得罪之立场,明确声称“严守中立”,宣布奉行所谓“三不二要主义”——“三不”:“一不入党派;二不问外省事;三不为个*利用兵”。“二要”:“一服从政府命令;二保卫地方治安”。  任曹锟、吴佩孚等如何拉拢均不为所动。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时,仍守“中立”。是年四五月间,直奉矛盾加剧,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其时,阎锡山一面嘱部下“此次直奉战争,吾晋仍坚守中立,谅不至受战争之影响。惟地界两大,又为作战上最关紧要之地,不能不思患预防,以为贯彻中立之准备。”“此次战争,按我省舆论,及咱数年来政治上之经营,非中立贯彻到底,无论帮谁,最后终是吃亏。况以多数之生命,无数之财产,以助无名之战争,岂只兵不为我用,民不为我容而已哉”。一面电总统徐世昌,以“晋省严守中立,仰体钧座和平盛意,始终以‘保境安民’为宗旨,于军事动作,本无布置之必要。惟地与作战区域为邻,无论胜负所在,而散兵溃卒有窜扰地方之虞。兼之陕军多数出关,土匪蜂起,与晋一水之隔,不得不为预防。晋省军队本属无多,南北辽阔近两千里。北接蒙边,西邻陕境,河防为地尤长,平时兵力已有不敷分配之势,际此多事之时,兵单防虚,尤属可虑”为由,要求临时增募兵员“两三千人,暂备调遣镇慑之用”。  待直奉战起,虽添增了六营新兵,但“中立”仍自守之。 。。

二、宣称“保境安民” 首倡“保境安民”(3)

其三、“客军不许过境”,对来犯者,强力以迎。晋军“不出晋省一步”,同时也礼拒客军入境。这是阎锡山多次申明的立场。对敢于犯境者,则以武力迎之。1917年的郭坚滋扰和1925年的樊钟秀来攻,就是如此。

郭坚,字方刚,陕西蒲城县人。1916年,郭坚任西安市警备司令时,曾被陕西军阀陈树藩利用,驱逐陆建章出陕。后陈得陕西督军一职,见郭实力强大,恐有碍于己,遂鼓动郭向山西发展。1917年5月间,郭坚率所部三个团,约2000余人,由山西临晋之吴王渡和荣和之庙前渡,偷渡黄河。然后分两路向新绛、运城推进。郭坚犯晋的消息,早有陈树藩预为告知。“当时山西军队以临晋晋南镇守使驻地为重点,驻一个混成团,运城有盐务缉私营两营,并有巡防营改编的警备队;另在河防分驻步兵一个营,系由省城谢濂的步兵第四团派去,其余山西部队都集中省城。” 阎得悉郭坚之动作后,随即委张培梅为总指挥,商震为副指挥,组织防堵。在河津、荣河、临晋一带,晋军与郭坚所部展开激战。守临晋城之谢濂步兵第四团杨爱源营,依城应战,毙伤郭军主力500余人,使郭军元气大伤。郭军撤至西北之土堡子,殊死抵抗,双方继续交战数日。前后经过一月余之作战,郭军不支,不得不退回陕西。战事方罢。

1925年的山西,形格势禁,可谓处在国民军的夹缝中——国民军第一军冯玉祥部驻于北京,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部驻于豫、陕两省,国民军第三军孙岳部驻于直隶省南部。几支部队对山西形成包围之势。山西的辛亥*、“忻代宁公团”创始人、时任国民军总参议的续桐溪因与阎政见不合,此时暗中与樊钟秀联络,准备秘密攻打山西。

“樊部原驻扎河北顺德以西至太行山一带。械弹两缺,军饷无着,受反阎派续桐溪的怂恿,带队入晋。最初据说樊以力量薄弱,不敢冒进。续对樊说:‘山西军队之软弱,我知之甚稔,可谓静如处女,动亦如处女,一闻枪声,便会逃跑。……拿你南征北战的经验,带队入晋,我保证你势如破竹,胜利在握。’又说:‘祁、太、平之富,也是你想象不到的。民元阎锡山派人去借军饷,祁县渠家拆了一堵墙,就取出白银五十万两。你如入晋,还愁军饷无着么?’樊受此诱惑,乃决定入晋。” 与此同时,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部亦想向晋、鲁发展,扩充地盘。樊、胡双方既各有所谋,又不谋而合。于是,由续桐溪主持,在胡景翼防区郑州会议,拟定了先行夺取山西,占领太原兵工厂,巩固豫、晋、陕三省,然后再竭全力对付奉军的计划。按照事先部署,樊钟秀率部由河南涉县(今属河北)出发,经由峻极关进攻山西。

樊钟秀攻晋的消息,早有徐永昌与胡德辅通报给阎锡山。徐永昌,山西崞县(今原平)人,时任国民第三军孙岳部参谋长。郑州会议上,徐就不同意攻打山西的计划,认为其时国民军的主要威胁是奉军,攻打山西,师出无名。应先打直隶,继取山东,赶走奉军。而后,再行图晋。续桐溪固执己见,坚持攻晋。徐恐山西无备而受害,便遣人将樊军动向告阎。胡德辅,山西五台人,时任国民第三军旅长,驻节石家庄。阎得徐永昌通报之信息后,随即派人前往胡德辅驻地进行疏通。胡遂将国民军进攻山西之计划和盘托出。 。。

二、宣称“保境安民” 首倡“保境安民”(4)

由于事先得樊军攻晋之情报,阎锡山预为布置——以蔡荣寿旅两个步兵团及一个手掷弹营,在东阳关、峻极关、娘子关一带防守。不料,樊军来势凶猛,下庄一战,晋军大败,伤亡惨重,不支而退。樊军一战告捷,再战于蛤蟆滩,又获全胜。随即乘胜直下辽县。樊军的迅猛攻势,大出阎锡山意料之外。他急调“驻潞安第六团荣鸿儒全部,由南北去增援辽县;另派商震率第二旅王嗣昌部第三团李培基全部、第四团侯守常部两个营,以及第三旅李维新的第五团文海部及炮兵一营、手掷弹一营,向辽县星夜前进。李旅在辽县外围曹家寨与樊军接触,阻其前进。樊仍率主力继续北进,在辽县寒王镇、拐儿镇与商部遭遇,战斗极为激烈。此时第六旅杨爱源部亦由寿阳调驻榆次,第四团王靖国营由榆次向八伏岭前进堵截,傅作义率第八团由原平驰往辽县袭击樊军后方。” 晋军几乎全体总动员,来对付樊钟秀。与此相反,樊军孤军深入,人地两生,恃勇取胜,难以持久,在被晋军四下包围的情况下,不得不节节后退,撤出山西。在晋军的强力反击下,樊钟秀攻晋以失败而告结束。

策划樊钟秀进攻山西的续桐溪,因不同意阎锡山的一些作法,长期以来一直在外图谋倒阎。此次以樊钟秀攻晋,自认成功的把握很大,岂料功败垂成,一气之下,卧病不起,逝于天津。

其四、停兵罢战,“息事宁人”。“保境安民”,需要相应的外部环境来保证,所以,在保境安民的前提下,对各派系之间的纷争,均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希望停兵罢战。

阎锡山停兵罢战,“息事宁人”的态度在上述与各方的来往函电中多有明确表示。如1920年7月17日,在给田中玉的复电中就有“敝省向以保卫地方,息事宁人为主旨。对于此次战事,惟以能有和平调停之机会为希望。”紧接着,在次日复曹锟巧电中,重申上述观点。电文在表明“此间兵队决不出晋省一步,其他客军也决不许通过,严守此旨”之态度后,进一步表示,“弟说老实话,做老实事,生平别无他长,只守此二语而已。如至可以罢兵之际,届时宁人息事或需弟效口舌之微,当尽力以相从也。”同日,在复马福祥巧电中,再次表示,“此次政争之初,本是内阁问题,大哥列名共谏,原指为和平组阁起见,不料事变多端,竟致诉诸武力,洵与始愿相违。来电以固圉睦邻,静待事定为主,极佩荩筹。我辈对于同室有斗,何忍坐视不救,只以地方为重,不敢舍己以从。惟有谨报初旨,不使战争益形扩大,渴盼早日解决。如至应行调停之际,当联合二三同志,垂涕泣而道也。”

7月18日,直皖战火正炽,阎锡山遵前所约,与山东督军田中玉联电吁请排解,请段祺瑞、曹锟先行停战,一面电请大总统徐世昌明令息争,“挽回危机”,当时陕、甘、皖、闽各省均复电赞同。皖军因两路受挫,牵动他部,而东路又有奉军加入,以致全局动摇,不能再战;段氏鉴于颓势已成,知难复振,始决心停战,自请总统办理善后。徐世昌遂令撤销段祺瑞督办边防事务处及西北军名义,又严令惩办徐树铮等祸首,解散安福部。直皖战争遂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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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宣称“保境安民” 膺服“唯力是视”(1)

北洋时期,是群雄蜂起的年代。阎锡山,作为地方实力派,深谙“唯力是视”之理。他高唱“保境安民”,本身也寓含养精蓄锐,积蓄力量之意。所以在倡导“保境安民”的同时,他不动声色地一步步扩充山西的军事实力。有资料说明,从1917年独掌山西军政,到北伐前的1927年,阎锡山在“保境安民”的旗号下,先后共进行了三次大的扩军。

阎锡山虽自辛亥始,即任山西督军,然而在袁世凯时期,迫于政治压力,时有不保之虞,在军事上一直不敢有所动作。到1916年袁世凯垮台,时过五年,山西的军事实力并无太大的发展,只有两个步兵混成旅,7000余人(金永编练之警备队等除外)。靠这区区两旅兵马,想在军阀林立之中,争雄于世,是万万难行的。于是,阎锡山执掌民政伊始,即着手进行了第一次扩军。

第一次扩军开始于1917年8月间。其时,张勋复辟刚刚平定,晋军在拥段讨张小试“牛刀”之后,“撤回原防”。阎锡山先将原第12混成旅与金永的警备队合编,扩充为3个混成旅,旅辖团,每旅两个步兵团,外加一个炮兵营。其番号与主官如下:

第一混成旅 旅长 商 震 参谋长 郑翌民

第一团 团长 蔡荣寿

第二团 团长 王嗣昌

炮兵营 营长 周 玳

第二混成旅 旅长 马开崧 参谋长 黄金桂

第三团 团长 张治圭

第四团 团长 谢 濂

炮兵营 营长 张培兰

第三混成旅 旅长 孔繁蔚 参谋长 吴藻华

第五团 团长 刘树藩

第六团 团长 应 之

炮兵营 营长 顾祥麟

第四混成旅 旅长 赵戴文 参谋长 陈锦文

第七团 团长 龚凤山

第八团 团长 丰羽鹏

炮兵营 营长 张振万

另编有两个镇守使:晋北镇守使 张树帜 参谋长 张汝频

辖第一混成团 团长  李维新

晋南镇守使 张培梅 参谋长 高冠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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