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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部分（第3页）

1920年　18839起

1921年　17629起

合　计　50974起

戒烟局戒除烟瘾人数　1918年　36469人

1919年　10449人

1920年　12722人

1921年　11160人

合　计　70800人

戒烟会戒除烟瘾人数　1920年　18000人

1921年　37420人

合　计　55420人

天足方面：

1921年，山西105县中有87县10岁以下的女子“已全数天　　足”，有101县16岁以上的缠足女子“已全数解放”，15岁以下　　缠足女子“各县解放者亦占多数”；1922年，全省*缠足已属　　少数。

剪发方面：

1918年底，全省各县已完全剪尽。

依上所述，阎锡山推行“六政三事”，虽不乏成效——女子缠足“已属少数”；男子蓄发“已完全剪尽”；水浇地增加120余万亩；种树5000多万余株（其中成活2945万余株）；植桑（包括实生桑和湖桑）1亿余株；种棉面积由1918年的5299余顷增加到1921年的8761余顷，棉产量由1918年的1770万余斤增加到1921年的3761万余斤；造林（包括林区及各县）1920、1921两年共4000余万株；破获烟案5万余起，戒除毒瘾12万余人等（不排除虚报、谎报，掺杂水分者）。收到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然其立意、办法和效果，也有非议之处，要者如下：

其一，不管是“六政”，还是“三事”，都非社会改造、社会治理治本之策，中国积贫积弱之弊在社会制度本身，非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制度不能奏效。对此阎锡山本人亦不能不承认，他在“对晋北各县官绅讲六政三事”时，明确指出：“我心中所注重的六政三事，共是九件，但是要办的，皆是治标的办法，尚非根本上的解决。”

三、发展经济文化　推行“六政三事”（6）

既“皆是治标的方法”，故而不具备切实推行的社会基础和条件。仅以禁烟为例，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鸦片烟的危害性尚未得到人们的普遍认识，又被*政府视为经济利源，故而屡禁不止。阎锡山虽树起禁烟大旗，也曾颁布了一系列地方惩戒法规，并“委派各员，分往各县”，“每至一县，必先分别人民之身份为之先后；初查其最有势力者，再查其次有势力者，再查普通商民，再查穷苦小民；层递为之”，　　不使遗漏。然而由于山西仅为全国一隅，无立法之公权，无商贸之铁关，其结果只能是此消彼长，省内禁种，省外贩运；前脚戒烟，后脚复吸；禁了鸦片，又来吗啡；官吏贪赃枉法，烟民屡教不改。如此戒烟，烟民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戒越多——据官方统计，1922年勒令戒烟的人数竟比1917——1921年四年戒烟的总人数还多。一场禁烟运动，一时轰轰烈烈，过后，吸者照吸不误，贩者依旧大渔其利，不仅民间吸食者大有人在，就是政界军界也不乏其人，阎锡山虽然自己布衣素食，嗜好全无，以身垂范，亦无济于事。

其二，由于宣传不当，与理解之差异，其政“多不见谅于人民”。对此阎锡山亦有所认识，他在1918年8月对实察员讲话时，曾明确指出：“前者委员出省，余均嘱令到乡，集合人民，宣布政治宗旨。因言之不当，致人民诸多误会，政治进行，亦受多大之障碍。譬如与人民说政治宗旨在富强，因之人民误以为富国，就是问人民要钱；强国就是教人民当兵。近据区长报告：调查户口，人民则以为将征人口税，因而隐匿；调查商号资本金，人民则曰将课资本税，因而隐匿；劝民栽树，则以为按树起钱，遂多不肯栽树；劝民种棉花，人民则疑为将按亩抽款，遂亦不种。”

其三，不顾主客观条件，搞整齐划一。以种棉为例，“阎锡山虽制定了试验规则，开设了试验场，说要改良品种，还设立了种棉基金，但缺乏符合实际的措施和规划。有些县份种植面积扩大，产量有所提高，主要是因为棉花价格上涨造成的。由于没有全面规划和统筹安排，造成粮棉种植失调，给山西人民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例如：晋南一带，棉田扩大，粮田减少，致使人缺粮吃，牲畜缺草料，农民只得到很远的外地去购粮食、买耕畜，直接妨碍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晋北一带，则不顾无霜期短的气候条件，盲目推行种棉，致使棉桃开得很少或不开，棉花收获很少，广大农民既费了力，又蒙受巨大经济损失。”

其四，“山西今日政治上所欠缺者维何？其各种章程未完备乎？抑奉行尚有未尽善者乎？吾以为皆非也。各种章程非不完备，惟无实力奉行之人，则章程亦几等于虚设。”　阎锡山自己一语中的，道破了其政推行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无实力奉行之人”。官场*是中国社会从封建时代延续下来的一大通病，昏君无视，明君无奈。阎锡山虽注重吏治，无奈积习难移。“六政三事”作为阎锡山之新政，需要“实力奉行之人”，以旧之官吏推行之，其弊自生。禁烟，系阎锡山所办诸政中最下力气之一政，然各级官吏却贪赃枉法，反将其作为勒索受贿的生财之道，禁烟的不彻底与此有着极大的关系。对此阎锡山曾失望地说：“又如禁烟，所定的章程，总算已经完备，因为商民要往陕西贸易，才定下一种过河护照。其实不能因禁烟而并禁止商民不过河。不意沿河之县知事，竟有出卖护照借以弄钱的地方。当日原恐稽查队靠不住，才靠知事办理；以为知事具系上等社会人，绝不至于有错；今上等社会人乃竟如此作弊，下等人亦就不问可知。诸君细思：病在那里，岂章程尚未完备耶？实因上等社会的人心业经倒了，纵有完备章程，亦同虚设。”

此外，所谓“六政三事”的划分，本身就有不够合理的地方。“六政”中，从利弊言之，既有水利、蚕桑、种树等需兴之三利；又有禁烟、天足、剪发等必除之三弊。依类别而划，前者属于农业经济，后者则可归入社会习俗治理。阎锡山将此六项等量齐观，一起作为其执政之初必办之重要事务，可谓眉毛胡子一把抓。随后又提出的“三事”，其中的种棉、牧畜似有对“六政”进行补充之意，而造林则与“六政”之种树一项略有重复，尽管从阎本人的讲话及一些文件中能看出两者侧重不同，但就字面理解，则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六政”之三利，与“三事”各项即同属兴利之举，又均归农业经济，前者为“政”，后者称“事”，在宣传执行中也颇多不便之处。

三、发展经济文化　制定“厚生计划”（1）

“厚生计划”是阎锡山在山西推行的兴办实业计划，“厚生”二字，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正德、利用、厚生”之道，取“厚民生”之意。“正德”者，以德显能；“利用”者，以物养人；“厚生”者，美善人生也。阎锡山说：

政治之责，在厚民生，厚生之要，于今为急；在昔闭关时代，生计单简，虽有富源，无须开发。今则万国交通，开涯比邻，世界列强无不以民生事业之兴衰，占国力之厚薄。甚且以经济政策施诸友邦，思攫他人之蓄积，以增己国之富力。山西乃地大物博，民风古朴，宝藏甚富，久为外人所艳羡，倘不速定厚生计划以谋中正和平之发展，则世运演进，由简而繁，百业颓废，生计艰难，其何以图自存于今之世界耶。

老成谋国者，以物质文明进步有下列诸弊：（一）宝藏不宜尽发。（二）物质发达，则由奢侈而至于争夺。（三）机器之发达，生人少而杀人多。（四）工商业发达，养成资本专横之弊。（五）中国国情重农，提倡工商未免舍本逐末。（六）即欲发展实业，亦应采自由竞争主义，国家加以保护奖励而已，何必由政治上直接为力。以上各说所见，说各有其是；但宝藏在地，犹欲之在人心，纵之不可，禁而绝之亦属未能。山西袭此天产，为国家自存及人民幸福计，固不应安于拙惰，坐待他人伺其利而据其地以假寇兵而齑盗粮；尤不任资本家自由经营，以造财阀而为乱阶。于此不能不发达，且不可因发达而酿成资本专制及种种流弊之二条件下，惟有一法焉。其法维何？曰审时度势，使富强散在民间，文明普惠全省，尽山西所有以发达山西，以山西全省之力厚山西民生而已。

所以，必须实施厚生计划，兴办实业。于是，阎锡山在推行“六政三事”，“兴利除弊”的基础上，于1925年初，进一步提出他的“厚生计划”，开始在山西进行实业建设。

1925年2月，以推行“实业”为主题，山西省“全省实业会议”在太原召开。会上，阎锡山发表了“关于晋民自动的开发实业的几层意见”的演说。演说依据“开发实业，不可过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