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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部分（第1页）

其一云：“八路围攻政中心，各个击破计未成。三千学生男和女，暂渡北上再东行。”其意指日军八路围攻吉县，“民大”3000学生只得暂渡黄河。

再一云：“人马万余集黄河，渡舟一只小船窝。伤兵学生可西渡，其余一律不准过”。当时“民大”学生及阎的随从兵马、伤兵共万余人，都汇集在小船窝待渡，可是仅凭一只渡船摆渡，何时才能全部渡过河？如遇上敌机轰炸岂不危险？因而，阎锡山只好指挥伤兵及“民大”学生先渡，其余一律北上另找渡口。

另一首诗云：“三千学生只一舟，渡河未毕雨声稠。冒雨高歌野立夜，翌晨一舟顺水流。”描写了“民大”学生在初春寒气袭人的夜晚在黄河岸边待渡，为了御寒，学生们冒雨高歌的感人场面。

但是，因渡船太少，“民大”学生忍饥抗寒两天一夜，仍未全部渡过黄河。为安全起见，阎锡山于3月21日令部队掩护未渡河的学生北上，并赋诗一首道：“职员学生剩三千，饥寒待渡夜两天。船流敌迫难为计，随军北上可安全。”　这样，其余师生1500余人沿黄河北上，到达平渡关，在八路军的帮助下，渡过黄河。鉴于当时的困难，杜任之对学生们说：“受不了艰苦的，可以去西安；愿意走的可以到延安；留下的，我带你们到宜川”。于是即刻有四五百人到了延安，也有一部分到了西安。剩下约13按阎锡山的指定到了陕西宜川。

经过西渡，到宜川后，“民大”师生已不足千人。阎锡山对此并不在意，并且说：“走就走了吧！现在正困难着哩，没吃没喝，剩下的既然已不足千人，可以分为两系，一个军事系，一个政治系。”　他还安排杜心源兼军事系主任，杜任之兼政治系主任，陈唯实任副主任，彭平（裴昆山）为政治系办公室主任干事，王子野任政治工作处干事。

同年6月，“民大”第一期（校本部）学生毕业，由二战区政治部分配工作，其中大部被分配到牺盟会和军队中做政治工作。

此后，“民大”随阎锡山迂回转驻吉县等地，前后共为抗战培养了5000余名干部，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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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马”作战（1）

“反攻太原”

阎锡山率长官部从太原撤出后，第二天到达交城。对于太原的失守是阎锡山意料之中的，不过他相信傅作义能够与敌相持一段时间，他便可以坐镇交城，收容各部，“指挥一切”。　不想，太原仅坚守了3天，他在交城只呆了两天，就沿太汾隰公路，匆匆移驻大麦郊，收容部队。在离交城后，他牵肠挂魂地写道：“离太原是战略，离交城是弃谋，故离交城之难受甚于离太原。”

在大麦郊，阎锡山召集王靖国、陈长捷、郭宗汾等将领开会，听取各部作战报告，调整军事部署，决定由郭宗汾部在平遥、文水间掩护大军撤往临汾，而他本人则计划带着决死队、教导团，在吕梁山脉，胜则发展游击战争，败则退到黄河西岸。

这时，黄绍竑作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在娘子关战役后觉得空头指挥官不好当，不想在山西多呆。加之，阎锡山对黄也有意见，认为忻口战役是由于娘子关方面的作战不力而导致整个战局失利的。后经蒋介石与阎锡山的同意，黄绍竑由临汾乘专车回到南京。这样，实际主持前线战事的只有卫立煌了。

日军第20师团于11月12日占领平遥后，并未迅速向南推进；第109师团进至榆次附近；第108师团则转进于平汉路方面；第5师团奉方面军之命转进于石家庄附近；关东军也归还其建制。山西战场上出现了暂时的平静。

针对日军战略的调整，卫立煌在汾阳附近收容各部后，以一部占领子洪镇、韩信岭、兑九峪、吴城镇之线，阻敌南进，主力则赴临汾以南地区整补。为了应付突如其来的战事，进行重大的军事决策，卫立煌接连电请阎锡山到临汾议事。

阎锡山本不计划到临汾，只想先在吕梁一带收容起晋绥军以待发展，在卫立煌的电催之下，只好改变初衷。临行前曾赋诗曰：

十日之间大麦郊，殿后原非畏人嘲。

晋绥全军无消息，收容之责岂容抛。

临汾三电敌紧张，顾此失彼事两难。

只有舍此往彼去，留下睛波了未完。”

11月20日，阎锡山抵达临汾，一面指挥同蒲铁路沿线部队，阻滞日军南进；一面准备将以空间争取时间的战略转变为以时间争取空间的新战略。

12月29日，阎锡山应蒋介石之召，乘火车赴汉口，出席军事会议，商讨抗战形势和新军事对策。当时，南京已经失守，在会上是赞扬中枢的抗战决心，还是批评中枢战略失误？阎锡山觉得很为难。唱赞词吧，大片国土甚至首都都沦陷了，实不能唱；批评中枢的政策吧，自己所负责的晋北地区也沦陷了，又不理直气壮。经过反复权衡，他决定采取缄默不语的态度，并赋诗说：“南京失守举国尤，此去何敢云分忧。中枢有计挽危局，无须浅识与共谋。”

1938年元旦，阎锡山在汉口又感赋如下：

立国全凭未雨绸，饥餐渴饮舍无求。

当国必须此为务，国家民族蒙福庥。

立国全凭未雨绸，御侮舍此别无由。

六十年前如变法，今可并驾齐美欧。

立国全凭未雨绸，地大物博四百州。

史年五千人四亿，睡狮久睡反招谋。

这三首诗，既是阎抗战思想的表露，又是对蒋介石国民政府不及早准备抗战而招致大片国土沦陷的委婉谴责。

当时，日本向国民政府提出和谈，陶德曼进行调停，汪精卫鼓吹妥协，与会的将领各持己见。阎锡山则提出了一个有条件妥协的看法，他认为“凡一个战事，总要了结。甚么是个中途，也难为在确定”。“妥协与否，是以国家民族利害为前提，假若对方与我们一个顶有利的条件来妥协，妥协并不是灭亡”。他赋一首题为《和与战》的诗，云：“主和主战莫纷纭，自古和战意难同。和战果与国有利，主战主和有何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