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国泣奏道:“臣得蒙陛下知遇大恩,一心想取两广以迎圣驾,哪知事情不但不能如臣所愿,反而让陛下担惊受怕日久,臣真是万死不能自赎。”
随后,李定国密誓效命,并露出了背脊上绣刺的“尽忠报国”四字遍示廷臣,众人均啧啧大赞忠臣。
不日,在李定国大军扈卫之下,永历帝移驾昆明。
镇守昆明的是抚南王刘文秀、固原侯王尚礼,另有将军王自奇部骑兵驻于楚雄、贺九义部兵五千人扎于武定,总兵力约有二万。
刘文秀闻圣驾将至,出城迎圣驾入昆明,改云南府为滇都。
云南向为偏远之地,昆明百姓听说真龙天子驾到,一个个激动不已,遮道相迎,许多人跪倒在尘土之中,痛哭不已。
面对这隆重的接驾仪式,一生都活在颠沛流离之中的永历帝感动万分,泪湿衣襟,让随从传旨:“朕到,勿分军民老幼,听其仰首观觇,巡视官兵不许乱打。”
当日,整个昆明城都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里。
进入了昆明,李定国和刘文秀为了给孙可望留下回归的余地,并没把永历帝安置在孙可望为自己建造的豪华宫殿,而是临时把云南贡院(大西军入滇后这里曾经是定北将军艾能奇的住所)作为永历帝的行宫,视朝听政。
永历十年(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四月,永历帝封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白文选为巩国公、原固原侯王尚礼加封保国公、将军王自奇为夔国公、贺九义为保康侯、秦王护卫张虎为淳化伯、水军都督李本高为崇信伯。
世袭镇守云南勋臣黔国公沐天波负责执掌禁卫军。
朝廷的文臣有大学士扶纲、雷跃龙、吏部尚书张佐宸、吏部文选司郎中汪蛟、工部尚书王应龙、户部左侍郎龚彝、兵部左侍郎孙顺、刑部左侍郎冷孟銋、通政使尹三聘、詹事府正詹事杨在、大理寺寺丞张重任等。
永历朝廷移跸昆明后,李定国、刘文秀率领各公、侯、伯、将军上疏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秦王臣可望所待失人臣礼。臣等集议:奉孙可望出楚,臣定国出粤,臣文秀出蜀,各将所部兵马,从事封疆。凡驭天下之大柄悉还之其主,谨冒死以闻。”
永历知道孙可望不会轻易放弃权力,俯就臣节,把这件奏疏留中不发。
明知孙可望已经在邪路上走火入魔,李定国仍希望他能幡然醒悟,以大局为重,共同坚守滇、黔,合力抗清。
李定国请刘文秀致血书从中议和。
孙可望眼看废帝自立之事被李、刘搅黄,急怒攻心,已经失去了理智,看到刘文秀的劝和血书,信口胡扯,复书谩骂。
李定国尚仍不放弃希望,派淳化伯张虎为使者带使者团携带玺书前往贵阳调解。
临行前,永历特赐金篦一枚给张虎,叮嘱道:“卿等往道朕意,务使孙、李两藩和好如初,每行一事,每言一语,总要为祖宗社稷着想,如此,卿等功名便永垂竹帛矣。”
张虎原为秦王护卫,是孙可望的亲信,到了贵阳,便呈上永历所封淳化伯印,说:“如果我在昆阳不接受这个官印,恐怕就遭到他们的疑忌,才不得已接受了下来。请国主相信小臣,小臣我受国主厚恩,绝不会背叛!可叹那白文选已受国公之职,被人家所用了。”
又密告可望道:“皇上虽然到了昆明,但不过像木偶人一样,什么事也管不了。文武两班,唯唯诺诺,内外大权,尽归李定国。李定国所信任的人有金维新、龚铭、靳统武、高文贵,对这些人不断升官加赏。现在,昆明兵马不满三万,人无固志,唾手可取。”
孙可望听了,连连点头,心中已经开始盘算着进兵云南。
永历帝又派学士杨在、侍郎邓士廉等人到贵阳宣谕,一心化解矛盾,希望孙可望能够共济国难。
孙可望已经铁了心不肯合作,他恨李定国打破了自己的皇帝梦,派张虎回昆明复命,说“这个矛盾,必须李定国亲自来贵阳谢罪才能够化解”,想把李定国诓到贵阳斩杀。
李定国自然不能轻信孙可望的话,但为了打破僵局,自己虽不能往,还是派遣了与孙可望关系极好的王自奇同张虎再往贵阳相劝。
哪承想,王自奇和张虎一样顽冥不化,到了贵阳,非但不劝孙可望迷途知返,反而大谈“定国孤军易擒”,鼓动孙可望早日起兵。
他还拍着胸脯称自己在楚雄训有劲旅,只要主公兴师入滇,自己必定举兵响应,其时,内外夹攻,可以一战而胜。
孙可望大喜过望,终日与王自奇、张虎几人嘀嘀咕咕,反复商讨和推演攻取云南事宜。
待到方方面面都安排停当、每一个细节都落实到位,这才将王自奇放还昆明。
王自奇回到昆明,力陈孙可望必不可和,云南与贵州必有一仗要打,拍着胸脯说自己在楚雄训有劲旅,现在就回去整顿兵马,共抵孙可望入侵。
听了王自奇的话,李定国还是不能放弃。
毕竟,孙可望手下有十多万兵马,这些人,本来都是自己的兄弟,如果合兵一处,那对抗清复明是多大的一股力量呀,一旦和孙可望开战,就等于把他们对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每想到这,李定国就痛心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