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政府的两大顶梁柱之一的史可法在朝外费尽心机、惨淡经营,最终却是灰头土脸、一事无成,那么,另一个在朝内操持政务的顶梁柱马士英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内做出的成绩是不是要好一点呢?
答案是,没有最烂,只有更烂。
说起来,马士英是被一个人给拖死了。
这个人的名字叫阮大铖。
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又号石巢、百子山樵,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进士,怀宁(今安徽安庆)人,与史可法的恩师、东林领袖左光斗是同乡,曾得左光斗援引,列籍东林。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东林发生内讧,阮大铖的利益受到冲击,一怒之下,转附阉宦魏忠贤。随着东林党与阉党的交锋越来越激烈,阮大铖做了逃兵,退隐乡里,想等形势明朗再行出山。
不久,熹宗暴毙,崇祯帝继位。
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阮大铖为了能在新君面前有所表现,他写了两份奏疏,一份专门攻击阉党,一份既弹劾阉党也弹劾东林党,一起交给了在北京的友人杨维垣,要杨维垣见机行事,代为上疏。
哪知杨维垣正和东林相攻,就把那份不利于东林的奏疏上交了。
实际上,崇祯正在对阉党进行大范围清算,得势的是东林党。阮大铖在这时候弹劾东林党,属于摸老虎屁股,东林诸公彻底被激怒,目之为奸逆,将之打入“逆案”名单,定性为“永不叙用”。
阮大铖的仕途就此终结,避居安庆,流寓南京,每日萧然无一事,只是巧治亭台园圃,精教声伎,招纳游侠,谈兵说剑,组建文社。
阮大铖实在是个人才,非但科考成绩骄人,而且有文艺天赋,能填词作曲,甚至可以编写戏曲剧本,且家中积蓄丰裕。既然闲着无事,就豢养了一支曲艺水平极高的戏班子,自编自导自演戏剧,作传奇多种,有《燕子笺》、《春灯谜》、《牟尼合》、《双金榜》、《桃花笑》等,借戏遣愁,自娱自乐。
不承想,因为风头太盛,此举触怒了南京的地头蛇。
这伙地头蛇以侯方域、方以智、陈贞慧、冒辟疆“复社四公子”为主。
复社是由全国各地文社于崇祯初年合并的一个党社联盟,这些文社包括江北的匡社、南社,吴中的羽朋社、应社,松江的几社,江西的则社,浙东的超社,浙西的庄社、闻社,武林的读书社,山左的大社,历亭的席社,莱阳的邑社,中州的海金社、端社,黄州的质社,昆阳的云簪社等,其中著名人物有张溥、张采、夏允彝、吴伟业、顾炎武、黄宗羲、陈子龙等。张溥为盟主,会聚了大江南北两千多士人,称得上是中国封建时代规模最大的一个知识分子结社。不少复社成员是东林党人的学生或弟子,复社本身也继承了东林传统,论文兼评时政。
“复社四公子”和顾杲、黄宗羲、吴应箕等人一起,捣鼓出一篇《留都防乱公揭》,到处张贴,要求大家“防火防盗防阮大铖”,把阮大铖描画成入侵病毒。
复社成员的攻击弄得阮大铖很是狼狈,不得不潜居城南之牛首山祖堂寺,销声匿迹。
阮大铖明白自己的处境,要想日子好过,就必须和复社乃至东林交好。
为此,他费尽心机地寻找和复社、东林结好的机会。
由于复社成员大多是中青年,只有少数人进入仕途,而且职位较低,不足以对朝政形成大的影响。复社党魁张溥的老师周延儒曾一度担任崇祯朝首辅,但在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被温体仁排挤撤职。
为了光大复社,张溥用集资入股的方式筹措活动经费,以帮助老师东山再起。
阮大铖抓住了这一机会,慷慨解囊,注入了最大的一股资金,成功资助周廷儒入阁,再任首辅。
对于阮大铖的鼎力相助,周廷儒也很有报答之想,但碍于阮大铖的名声实在太臭,而且东林党人多势众,周延儒不敢顶风而上,只好想了个折中方案,问:“知交中谁与子最密者?”让阮大铖推荐他的一个好友出来,自己亲自提拔。
阮大铖最好的朋友就是马士英了。
前文说过,马士英于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擢右佥都御史、宣府巡抚,但赴任才一月,便因檄取公帑被人揭发,以贪污罪废官屏居金陵。
这样,马士英和阮大铖既同是万历四十四年会试榜的进士,又都是因罪免职之人,同样流寓到了南京,可谓是难兄难弟、同病相怜,有说不尽的共同语言,很快就结为狎邪之交,相欢如父子。
阮大铖原本也知道自己的仕途已经被堵死,资助周延儒,不过是想缓和与复社、东林之间的矛盾。看周延儒乐于帮助自己,就不假思索将马士英推荐给了周延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