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中,以浙东史派的创始人黄宗羲为例,在其所撰写的《弘光实录钞》中就将迎立弘光的过程描写得形如儿戏,说:
北京陷落后,众大明宗室王爷都南下避乱。南京诸臣议立新君时,兵部尚书史可法说:“太子、永、定二王既然已陷落贼人手中,则以伦序论,应该在神宗的子孙中挑选,不过瑞王、桂王、惠王离南京太远,福王又有‘七不可’理由。只有潞王朱常淓素有贤名,虽然只是神宗的侄子,却也是穆宗的孙子,血缘上差别不远,应该立潞王。”支持史可法这个论调的,有兵部侍郎吕大器、武德道雷演祚等。但没等他们议定,逆案大奸人阮大铖久住南京,地头熟、人脉广,潜入诚意伯刘孔昭、凤阳总督马士英幕中阴谋密议,准备行拥立之事而据有定策大功。这些人,让自己的心腹党羽杨文聪拿了一张盖了兵部大印的空文书往淮安寻访大明宗宝王爷,嘱咐杨文聪说,不管是哪个王爷来了,只要是先到的,就在文书上填上他的姓名,迎回南京。那杨文聪到了淮河岸边,发现河上有一条破船,顺流而下,船中也没几个人,有人说:“福王在这儿。”杨文聪马上跪下叩见,转告了马士英打算援立的意思,并从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来酒食在船上共饮。该日,风色正顺,两昼夜船就到达了仪真。史可法还在忙碌着与南京文武开会讨论新君人选,外面已传各镇奉驾到了。
看看,就黄宗羲这种信口雌黄的史笔,居然敢自我标榜为“国史”。
最妙的是,关于福王的出现,黄宗羲还用了一个春秋笔法:“有人说:‘福王在这儿。’”言下之意,这个“福王”的身份并未经权威人士鉴定,是真品还是赝品,值得怀疑。
黄宗羲除了对弘光本人的真伪存疑外,对于弘光朝太后的身份以及太后与弘光帝的关系,也讳莫如深地写:“壬辰,皇太后至自民间。太后张氏(实际上应该是邹氏),非恭皇(指老福王朱常洵)之原配也。年与帝相等,遭贼失散,流转郭家寨常守文家,马士英遣人迎之至。”其点睛之笔是:“帝之不蚤(早)立中宫,而选择民间不已者,太后之故也。”
这个张(邹)太后,不是老福王朱常洵的原配,年纪与弘光帝相当,战乱中失散在民间,马士英派人找回,因为找到了太后,所以弘光帝迟迟不肯册立中宫……这到底是几个意思?
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生怕旁人不能领会老师那言之不尽之意,遂将老师这一看法进行肆意发挥,并对弘光不肯与“童妃”相认做出了貌似合理的解释:洛阳破时,老福王朱常洵被李自成贼军屠杀吞噬,他的儿子也无一幸存(先咬实朱常洵的儿子朱由崧已经死了)。王府中的几名宦官侍从逃到怀庆,挨饥受冻,无从获食。这些人之中,有一个姓李的,是王府中小王爷的伴读书童,相貌与老福王的次子通城王(实际上应该是德昌王)朱由崧有几分相似。饿极无聊之际,这些人就想以这个李某冒充朱由崧,他们密谋说:“王府中的王子与外界素无交往,谁也不认识他们,事在人为,只要我们胆子够大,不愁衣食没有着落。”于是,他们就谎称通城王避难到了怀庆。崇祯帝知道了通城王流落到了怀庆,同情叔父老福王死得太惨,世子(本指被朱常洵立为世子的另一个儿子,实际上,朱常洵只立过一个世子,那就是朱由崧。)又同样遇难,就以李某袭承了福王的爵位。马士英后来又立他为帝,即是弘光。太后到了南京,弘光赶紧出迎,屏退了左右人等,密语良久,随后便以母子相称。弘光在位已经一年,不立皇后,与太后寝相处如夫妻,不过,并不属于乱伦。童妃呢,是已死真通城王的原配夫人,假通城王弘光不敢让她入宫,就是因为害怕被童妃识破自己的假身份。
黄宗羲的好友林时对也推波助澜,撰《南都三大疑案》说:洛阳既已陷落,老福王朱常洵被闯贼所获,王府里面的宫眷逃窜。世子朱由崧得到一名护卫军护送过河,寓居在太康伯张皇亲的府中,外人并不认识。过了四年,甲申四月,巡按中州御史陈潜夫把他护送到凤阳总督马士英处,马士英遂同四镇拥立为弘光帝。弘光登基后,太后也自河北来了。弘光帝不肯出迎,群臣奉太后凤舆一直到了内殿。弘光帝拉着太后到大殿的偏角,窃窃私语,群臣拱手而立,等了很久,却什么也听不到。过了半晌,弘光帝这才跪拜在地,放声恸哭,让人大感怪异。乔大理圣任先生是当日的目击者,以上是他亲口告诉我的。有人说:弘光帝其实并非真正的福王府世子,福王府有一名小吏发现其只是相貌与世子有些相似,是假冒的,弘光帝害怕了,告诉那小吏,说只要不向外界透露内幕,愿与小吏同享富贵。又说,小吏入宫后,与弘光帝同卧同起。总之,事情的真伪不可知。
另一复社人士钱秉镫则言之凿凿地说:起先,老福王朱常洵的长子世子死了,德昌郡王朱由崧以序当为世子。马士英巡抚凤阳时,发现有凤阳居民有藏王侯印章,马士英命取来观视,竟是福王之印。马士英细询那人,那人说是赌博从别人手里赢来的。马士英因此找到了输印的人。弘光帝与马士英原本并不相识,那么,输印的人是真的德昌王还是假的德昌王就不得而知了,反正,马士英认为印是从他的手里输给了赌徒的,就认定他是福王世子了。甲申国变后,马士英拥戴他登上大位,以成策立大功。童氏听说是德昌王即位,就以从前王妃的身份到南京求见,她不知今日之德昌王并非昔日之德昌王啊。
按照钱秉镫的推理:这个“童妃”是真的福王王妃,但弘光帝却是个假的福王。
钱秉镫的好友金堡也记载道:我听说弘光是假冒的福王世子。福王世子早被李自成杀死了,只不过,福王世子妃有一个弟弟与一内侍逃出来,就谎称自己是福王世子。假冒福王世子登上了帝位,那个曾经一起逃走的内侍恐惧不敢对外人说。童妃来了,伪福王世子害怕丑事败露,将童妃杀了。马士英不过是想通过立假福王世子以推翻东林之局,遂使东南半壁拱手以奉之清朝罢了。
综合上述种种,不难看出,东林和复社诸君子分明就是想以“童妃”的出现进而否定弘光帝的身份,认定弘光帝是个冒牌货。
其实,虽说当时缺乏基因验证之类的先进手段,但弘光帝身份的真假根本无可置疑。
首先,弘光帝朱由崧是老福王朱常洵侧室所生,十岁时封为德昌王,因福藩正妃邹氏从未生子,以庶长子的身份被立为福世子。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正月二十一日,李自成军攻破洛阳,老福王朱常洵缒城出,藏匿于迎恩寺,后被搜出被杀。朱由崧和嫡母邹氏在乱军中逃出,不久,聚合了包括右长史、承奉副、典宝、典膳、黄服、随侍司执事、书堂官、内执事等二百零九名福府官员及邹氏的弟弟邹存义等多名王亲,暂居于黄河以北的孟县。
这就是“童妃”所说德昌王逃难时的事了。想想看,当时有这么多王府官员和王亲跟随,若说朱由崧是个假货,无论也说不过去。
况且,彼时福藩家破人亡,生活无着落,谁稀罕去假冒他!
崇祯帝痛惜亲叔惨死,先是派遣了勋臣、黄门、内侍前往验审含殓,不久又命驸马都尉冉兴让、司礼太监王裕民、给事中叶高标等人赴河南慰问福世子,并出钱出物帮助安排福世子朱由崧返还洛阳。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朱由崧袭封福王,崇祯帝手择宫中玉带,遣内使赐之。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正月,怀庆闻警,朱由崧逃到卫辉府,得到了潞王朱常淓的救济。三月初四卫辉闻警,两人一道南逃到了淮安。与南逃的周王、崇王一同寓居于湖嘴舟中。三月十一日周王朱恭枵薨于舟上,三月十八日福王上岸,住在杜光绍园中。三月二十九日京师沦陷消息传至淮安。其后,朱由崧等人同至浦口,舟泊观音门燕子矶,及至南京百官迎见于龙江关舟中,福王朱由崧的行踪一直呈现在世人眼前,哪有假冒之便?
而弘光即位后便大行封赏各王亲,其中,嫡母邹太后的弟弟邹存义为大兴伯,原配黄氏的兄弟黄九鼎为雒中伯、黄金鼎官都督同知……
这些人,不说都是看着福王朱由崧长大的,可也说是朱由崧至亲至近的人,又怎么能假冒蒙混得过去?
最可笑的是,黄宗羲等人都众口一词地咬定弘光皇太后邹氏年龄与弘光相当,两人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而真实情况是:从河南迎接到南京来的太后就是老福王朱常洵的原配邹氏。
邹氏是万历帝在万历三十一年为朱常洵选的王妃,到崇祯十七年已经年近花甲。
邹太后到达南京时,弘光在上迎笺中就说:“属国家之多艰,鹤发添忧;闵霜雪之入鬓,凤舆飞辖。”
而皇太后初到南京之日,各文武官员都到江岸迎接,并跪迎入洪武门内。可以说,出迎邹太后的官员和百姓不止千人万人,黄宗羲等人硬要变白为黑,将邹太后说成是风韵正当的三十少妇,其居心叵测可想而知。
自古以来,成者王、败者寇。
诚然,南京政府的崩溃、南明小朝廷的覆灭,弘光帝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并不能因此把所有的屎盆子脏东西都一股脑扣到弘光帝的头上。本来,清人撰《明史》,为了彰显自己得国之正,就有意而为地对大明帝王包括明太祖、明成祖、正德、嘉靖、万历等人进行不遗余力的抹黑、丑化,因为是打着替崇祯报仇的旗号入关的,憾于不能对崇祯的形象进行歪曲,既然弘光不肯缴械投降,口诛笔伐方面,那就用不着客气了,更何况,又有东林、复社这些“正人君子”的谩骂和诋毁在前,弘光就无可辩驳地成了众多亡国之君的复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