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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部分（第2页）

宋乃红呵呵一笑，说：“有钱花在刀刃上，吃亏占便宜不在花钱多少，赶得早不如赶得巧呢！”

刁增虎随声附和，说：“鳖在泥里，人在时上。地利天时咱都占了，哪有不落好的道理？”

宫学斌十分赞同他们的观点，心中压抑着无比的激动，暗自思忖：参加这样丰富高雅的文化活动，真是大开眼界，收获太大了。他认为，一朵野百合不需要知道自己的美丽，一滴水却永远渴望大海的浩瀚。正如登山者攀登的不是高山，而是自己的成功的道理一样。成功无限，追求不止，应该把自己的终生放在生命的方向盘上，为追求不断的成功而努力一生。

自南通电视台归来，激动的心潮还未平息。一天，宫学斌的三间农舍突然被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以及省、市、县相关单位的调查人员和记者们围得水泄不通。小山村出了大新闻，他们又是采访，又是拍照，把个全家人忙得团团转，满头满脸的汗水。

原来，电视剧《庚娘》播映后，该剧导演、山东电视台李红喜专程赴京，向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杨得志做了汇报。因为早在杨得志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时候，他们就相识相交，你来我往，很是密切。所以进了总参谋长那宽大的办公室，便也无拘无束。李红喜掏出录像带，打开电视机，开门见山，以看代言，请杨得志观看。

悠扬的音乐响起来，深蓝色的屏幕上，随着播音员亲切的诵读声，火红的字幕映入眼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农民富起来了。富起来的农民想和大家乐呵乐呵。于是，我们三个农民出资拍了这部电视剧，权当给全国人民买了张票吧！”

“哈哈！中国的农民终于富起来了，富得都能自己掏腰包拍电视啦！”没等播映结束，总参谋长杨得志就站起来，边抓起办公桌上的红色话机，边说：“这么好的事情，我得向咱们的总书记耀邦同志报告一下，也让他高兴高兴！”

电话那边，胡耀邦听了杨得志的报告，那爽朗的笑声通过听筒，清晰可辨。他说：“总参谋长啊，你等一会儿，我马上让秘书去你那里取录像带，我也看看咱农民自己出钱拍的电视剧！”

事后，大概是为了进一步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民是否真的富起来的缘故吧，胡耀邦责成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派人专程来宫学斌家求证。

宫学斌当然理解领导的良苦用心，曾经的宁左勿右、冒进浮夸，影响了中央多少政策计划呀！由此，他在全体干部职工大会上发誓说：“我宫学斌今生今世，一定要给党中央一个放心，就是头拱地，也要带领大家富起来，否则，死不瞑目！”

失败是成功之母

腐竹是一种大豆制品，长和宽酷似一双筷子。它是利用加层锅加热豆浆，反复起皮之后不断取其皮，挑在竹竿上晾晒而成的。这个项目是从南方学来的，制品本身富含高营养，而且还可替代肉食，待客上席，毫不寒碜。上世纪８０年代，很受人们青睐。

但是，生产这种制品，只能手工操作，费工费力不说，产量也很低。宫学斌曾跟技术人员蹲在灶门口，成宿拉夜地研究开发，总是找不出好的办法来。真像《三国演义》中曹操所谓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不舍。

手工操作，出力流汗都不怕。如何提高产量，增加效益呢？有人向宫学斌提议，唯一的办法就是降低成本。他们从外地人生产腐竹的工艺中发现，往豆汁中掺加面粉，可以节约高价值的原材料。宫学斌一听，当即把个锅沿儿敲得震天响：“好个王八蛋，你瞎了眼啦？没看见工地大牌子上写的什么吗？从今往后你给我记住了，谁想砸腐竹厂的饭碗，我就先砸谁的饭碗！”

发火归发火，要论腐竹厂的效益，区区几十人，每年五六万元的纯利润，还是很让一些人眼红的。这不，镇政府一句话就将它划走了，并要求把厂址从窑场迁到龙旺庄，让省机关下派到镇委挂职的一位副书记负责管理。宫学斌本来对做大做强腐竹厂一筹莫展，也便就驴下坡，顺水推舟，姑妄听之了。

然而，刘华腾不依不饶，说什么也不愿与那挂职的副书记合作，因为他曾听人说过，这人到广州出差往家打电话，一次打一个多钟头，电话费１００多。什么鸟儿往哪飞，一撅尾巴就知道。刘华腾算是看透了，腐竹厂离开宫学斌，别说利润，只管等着背债去吧！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四章　最后的突围（12）

这其中的内情，宫学斌不是不知道。但是，镇政府的话不能不听，胳膊扭不过大腿，也是明摆着的道理。他只能对刘华腾好言相劝：“我说华腾啊！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挪个地方，换个领导有什么？相互间你忍我让，好好磨合，上路也快。”

刘华腾的胸腔里好像装了火药，说出的话直戗人：“哑巴被驴踢了，有嘴还能说什么？我什么也不说了，宫书记！如果有一天腐竹厂垮了，你可得让我回来干啊！”

话真被他刘华腾说中了。腐竹厂干了三年，每况愈下。后来又转产腌咸菜，结果咸菜没腌成，滋生的蛆倒是遍地爬。眼睁睁的，腐竹厂负债累累，就轰然垮了。当然，刘华腾也如愿以偿，又回到宫学斌的身边，这自然是后话。

就在腐竹厂划归镇政府期间，为了扩大经营项目，宫学斌就像猎鹰寻觅猎物一样，满世界飞来飞去。那时候，他唯一的坐骑还是那辆１２马力拖拉机。但是，３０里２０里的路程他坐，再远就舍不得那点儿油钱了。“为咬个虱子镶副牙，不值！”宫学斌有个习惯，拖拉机的后车斗里总拉着他的“国防牌”自行车，到什么地方去，找什么人，办什么事，该坐拖拉机装面子就装，不该装的时候就骑自行车。

应该说，宫学斌出门办事，公共汽车和火车是他的主要交通工具。那时坐火车到烟台，充其量也不过一块九毛钱的车票。他还有个特异功能，不管坐什么车，不论有座没座，也不管闹市深巷，还是家里门外，只要有顶点儿空隙，想睡觉休息，站着坐着都能鼾声如雷。

有一次，宫学斌和董永寿到燃料公司求人批条子拉煤，寒冬腊月，清晨三点就赶到了公司。人家大门紧闭，他们又不好意思敲门。董永寿建议回去睡一觉再来，宫学斌说：“算了吧，别起个大早赶晚集，要回你回！”说罢，肩头往门旁一靠，顷刻间呼呼大睡。

斗转星移，吃苦遭罪，每上一个新项目，宫学斌身上都能脱层皮。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人心躁动，沸沸扬扬，人人都做发财的梦。于是，三间板房门前，人们就敢挂出个“宇宙公司”的牌子；刚刚扔掉锄把子，他们也敢提个破塑料包张罗出国考察。在一片躁动不安的浪潮中，宫学斌心急了，按捺不住了，他想让妹夫刘福坤挂帅，办个柠檬酸厂，但一打听投资额，吓得舌头吐出来，差点儿没收回去。

人说量着肚皮吃泄药，心中得有数。后来，宫学斌经人引见，认识了深圳一位老板，两人各论长短，谈妥了购销互补，风险共担，利益均沾，在莱阳西关租了一间办公室，以国内贸易为主，扯旗放炮，成立了“莱圳联合贸易公司”。

公司经理是本地乔家泊村人龙玉良，也是看光景不怕出殡的人多，公司一开张，他就招聘了好多业务员。结果托关系走后门，第一次搞来的一百多台彩电，没等加价出售，就被业务员，还有他们的七大姑八大姨分个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