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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亚历珊德拉 2007年3月华盛顿特区（第1页）

你推开地下室的门，像去北极探险一样战战兢兢。可那堆烂摊子本来就该你去收拾。给家人找衣服是你的职责，而现在你们的脏衣服全都装进了垃圾袋。没办法，谁让家里生了臭虫呢。生了臭虫，预防传染的第一步就是把你们的衣物全部密封隔离，包括毛毯和毛绒玩具，总之所有带软面的东西。其他物品，脏的一律要洗净吹干；原本干净的，要在烘干机里过一遍，那里的热度能杀死臭虫。

害虫防治公司的人来了，他在沙发旁边蹲下来，撕开一块侧板，把填充在里面的织物拉出一截。“找到了。”他指了指上面，但很小心不让手指碰到，“看见没有？这里。”你低下头，眯着眼睛凑上去，直到看见一片棕色的小颗粒，“这就是它们的粪便。”

那人是个臭虫专家，和臭虫有关的一切他都门儿清。“白人对它们比较敏感，所以我们通常能及早抓住这些害虫。”他对你说。他是个黑人，所以说那样的话并不会显得不合适，“换成西班牙裔就是另一回事了，他们不到臭虫泛滥成灾是不会想到防治的。我去过他们的家，壁灯里、衣柜里，到处都有臭虫。他们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家里的臭虫已经多到用肉眼都能看到的地步。”你瞥了一眼蒂莉，她正饶有兴致地听着，真是难得的清静。白人、黑人、西班牙裔人，她很可能被复杂的种族问题给搞糊涂了。

你推测说，臭虫极有可能是你们上次感恩节住旅馆时染上并带到家里来的。那家旅馆看起来还不错，大面上很干净。孩子们特别喜欢那儿的自助早餐。然而，就像噩梦成真一样，你的家已经被一群你看不到的敌人侵犯了。可以想象，当你难得浏览一会儿教育网站上的留言板时，或者当你光顾全食超市的顺势疗法（1）产品区时，这种侵犯却在背地里逐渐加剧。有些人认为，我们的身体时刻遭受着污染，恶心的黏液、细菌或飞速繁殖的真菌泛滥成灾。你想象着五脏六腑被异物侵犯、占领，甚至毁掉的情景。我们的脾脏表面生满了苔藓；肾脏被藤蔓缠得变了形；大肠里面长满了微小的蘑菇；野葛根不可阻挡的膨胀使我们窒息。抑郁症、自闭症、不育症或食物过敏，哪一种的传播速度和广度都比不过这种可怕的侵犯。有些事情和以前不一样了，尽管这只是我们自己的记录方式。谁都说不准一件事会引起别的什么事。

春天来临的时候，全家人的心情却仍在阴冷的寒冬徘徊。截止到此刻，这一年的大事——你曾考虑写在圣诞贺卡上，并画上大大的感叹号——已经有两件：臭虫灾害和蒂莉新的诊断结果。之前你们已经遇到过几次误诊——强迫症（OCD）、过动症（ADHD）、熊猫病（PANDAS）（2）（你似乎还非常怀念带孩子们到动物园去看熊猫“美香”和“添添”的经历）。但是二月初，经过长期的申请与等待，你终于约到了一位大名鼎鼎的儿童发展医生，她对蒂莉做出的诊断比以往那些结果更加权威，更有分量。女儿的问题如今有了新名字，你们也认识了一个新的首字母缩略词：PDD-NOS。看着多像她获得的学位。它的意思是“待分类的广泛性发展障碍”，俗称“非典型自闭症”。其实这种叫法并没有代表太多意义，只不过是一种诊断表述。说白了就是医生告诉你“孩子出了点毛病，但具体是什么毛病我们也说不上来”。然而这已经足够推翻之前的一切，将蒂莉带到一个全新的位置。而你仍在努力寻找答案，不知道未来会有怎样的残局等着你。

你找到装着艾莉丝衣服的袋子，拉开绳结——亚历珊德拉，你总算学会用透明塑料袋装衣服了，这样找起来方便多了。在袋子里翻找的时候，你小心翼翼，不让任何干净衣服沾到外面的东西。害虫防治公司的人还没有喷完第二次药，鬼知道什么旮旯里会不会潜伏着寄生虫。“这药对人无害。”那人说。就是那个对臭虫和臭虫的习性了如指掌，知道能在哪儿找到臭虫粪便，时不时还对人类各个种族发表点高深莫测评论的黑人。“人和宠物都没事儿。”他说。但你一点都不相信。

怀上蒂莉的时候，你订了一个网上怀孕日历。每天早上你都会打开电脑，看看胎儿今天又形成了什么系统，哪些细胞有可能融合。工作的时候你还会给乔希发电子邮件：“这周脑干就要成形了！我该吃什么呢？”当然，你只是在跟丈夫逗趣，因为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吃什么其实并没多大影响。以前没有这种实时的检查和跟踪，女人不照样把孩子生出来了？

1999年5月3日下午7：25，玛蒂尔达·格雷斯（3）呱呱坠地。怀孕与生产过程一切正常，尽管后来你有所怀疑。你会绞尽脑汁地回想怀孕期间所有不起眼的细节：你是不是直接喝过自来水？是不是吃过汞含量超标的鱼？生儿育女，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改变又一直在变的活动。你从医生和育儿手册上得到的建议总是最新的、最科学的。与乔希的姐姐五年前得到的建议相比，它们显得前沿，而与年轻的朋友们五年之后可能得到的建议相比，或许又会显得落后。

你小的时候，大人们通常让你趴着睡觉，当然，大多数同代人都是如此。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婴儿趴着睡觉更安全，那样可以防止他们在无人照看时被自己吐出的奶水呛到。而到了1995年，你侄子出生的时候，人们已经不再让孩子趴着睡，而改为侧着睡。这种姿势对婴儿来说有点困难，所以大人往往会在婴儿背后垫上东西，以防止他们翻身。可到蒂莉出生时，无可争议的做法则是让孩子躺着睡，不垫枕头或毛毯，尽管襁褓法仍然受到鼓励。除此之外，连带纽扣眼睛或绒球鼻子的玩具也应与孩子保持距离。你觉得这就是最科学的育儿方法，因为你的两个孩子都没有夭折。可等将来蒂莉和艾莉丝做母亲时，她们又会用怎样的方式让孩子睡觉呢？（你在怀孕期间染过头发吗？你有没有吃过非处方药？）

到你准备处理掉蒂莉和艾莉丝都安全用过两年的婴儿床时，用来升降一侧床体的机械设计已经被时代淘汰——以前那可是一大卖点，而今却成了槽点——缘由是存在潜在危险。没有任何一家慈善机构，或者任何一个怀孕的朋友愿意接受你的馈赠。他们都建议你把那个婴儿床彻底拆散，免得被别人捡去，说不定某个可怜的孩子会因为它落后的设计而送了命。（蔬菜和水果在吃之前都洗干净了吗？你喝了多少咖啡？）

纵观人类的生育历史，根本就没有什么对错之分，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想想19世纪吧，当时的人们还认为孕妇受到惊吓就会生出畸形儿呢。多么荒谬！（你有没有吃过软干酪或寿司？有没有用铅补过牙？）现在看来，你没有把握排除任何东西。信任危机不一定非要关乎上帝。你对会导致行为变化的尘螨和食品添加剂产生信任危机。此外还有水果沙拉中的农药，花生酱中的虫皮。当你外出归来，手提箱中或许已经携带了不明生物，让你的家人生出神秘的皮疹。

你从不知什么地方读到一篇惊人的报道，说统计学家发现，自从安全气囊成为汽车的标准配置以后，下肢残疾率急剧增长。静下心来想一想：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是因为安全气囊弹出的方式不对，所以才使得下肢更容易受到伤害？

当然不是。这只是个相对的问题。在发明安全气囊之前，很多事故的结果都是车毁人亡。那时你已经成为太平间里的一具尸体，谁还会在意你的腿有没有断掉？当我们改变做某些事的方式——比如到商店购物，生儿育女，或保护自己免受伤害——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连串的其他改变，至于改变的结果是好是坏，我们无法控制。有时甚至要过了几年，我们才能意识到自己当初的举动带来了怎样的后果。

最后一次见那位儿童发展医生时，她很小心地把最终诊断结果告诉了你。从医生办公室出来后，你在停车场上哭了许久。而之后你又断断续续地哭了几周。你悲伤，但那只是世俗的标准。你为孩子的将来悲伤，或许也为自己的将来悲伤。然而很快你就会发现，不管结果好坏，知道答案至少能带来一丝安慰。因为现在你明白女儿某些行为的原因了。你明白有些问题的产生，既不是你的错，也不是她的错。

你可以开始给自己充电了。毕竟，谷歌再万能也需要准确的关键字才能搜索。现在你可以查找资料，看孩子需要怎样的帮助，或者搜索其他与你“同命相连”的人。这样你会感觉不那么孤单。诊断只是治疗的开始，而非结束，这是普遍的看法。

可你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你茫然、焦虑、不知所措。既然最主要的问题已经解决——确诊，而且那一串字母还能让女儿享受到所谓的“优待”——职业疗法、物理疗法，还有最古老的疗法——既然现在你有了明确的答案，那你打算怎么办呢？医生们就蒂莉的问题似乎很难达成一致。摆在面前的治疗方案、用药方法和膳食补充计划有几十种，每一种的拥趸都不少，但反对者更众。采取何种建议，相信哪位医生、网上留言板甚至某些边缘疗法的狂热推崇者，决定了她将服用抗病毒药、抗真菌药、抗菌药或是抗寄生虫药。看出问题了吗？甚至没有人知道你在跟什么战斗。

继续搜索，你会找到海量的页面，里头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神奇疗法、邪门偏方、奇闻逸事和天方夜谭。试试排出她体内的全部金属元素？试试摘除她的扁桃体，或者把她放进高压氧舱？她的问题不仅仅在大脑，还在五脏六腑和皮肤。合理膳食，只摄入谷蛋白、奶和豆类。给她服用益生菌，以保持肠道菌落平衡。

每一个身体都相当于一个处方。你必须搞清楚什么成分不会破坏其平衡：适中的pH值，正常水平的神经递质，还有血液，干净的血液。搞错了，将会从里到外损害你的身体。什么样的诊断结果易于被我们接受？自然是越简单越好：肩膀过度紧张，结肠毒素过多，皮肤杂质过多。这些情况治疗起来更加有的放矢，有章可循。用草药给身体排毒即可。我们希望我们的血液能像水一样干净，也希望水能像血液一样纯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