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挣扎着坐了起来,一把拉开副驾驶前的储物箱,那只装满空气清新剂的小喷壶正安静地躺在这里。
我长舒了一口气,果然,我的后手救了我们一命。
最开始我只是怀疑姜宝山,但没有证据,一切都是我的猜想。
姜宝山说周一要送我去上班,又在周日晚上向红姐求婚,还答应和李春燕离婚。他这一切做得都太赶了,直觉告诉我,姜宝山不对劲。
之前在渔涌的时候因为那个服务员,我记住了姜宝山对花生过敏的信息。于是我特意去市场上买了个一模一样的小喷壶,在里面装了用花生酱稀释的水,放在驾驶座的左下方,又把装有空气清新剂的喷壶藏在了副驾驶前方的储物箱里。
我本来计划周日姜宝山跟红姐求婚的时候,就把钱拿到手。
如果中间出了意外,他在用车的时候,会打开那个装有花生酱水的喷壶,然后他就会因为过敏而失去抵抗能力,这样我们也有机会脱身;如果一切顺利,到了周一他送我去上班时,我会把真正的喷壶换给他,再找机会出来跟红姐汇合。
我的直觉救了我们一命。
姜宝山把我拍晕后装进了麻袋,扛着我来到地下停车场,装进后备箱里。接着又是一套常规的流程:打开了我换过的喷壶。然后很快姜宝山就因为过敏倒在了黑色桑塔纳旁边。
同时也是老天保佑,恰好琦琦和几个小孩在地下停车场玩耍,见到了休克的姜宝山,就想着回家找妈妈。
这样,李春燕和红姐才获救了。
获救后,李春燕跟红姐摊牌,之前她一直负责给姜宝山清理卫生间,她不是没想过报警,但又怕被姜宝山还有他背后的人报复,怕不仅害了自己还会连累孩子,所以就这么成了帮凶。
两个人正合计下一步怎么办的时候,姜宝山的手机突然响了。红姐接通手机,装出姜宝山的声音,问出了这一次交易的地址和流程。
李春燕当机立断,抓起砖头,就把姜宝山的头砸烂了。
形势瞬间攻守逆转,卖货的商人变成了被卖的货品。红姐被李春燕的突然行为吓住了,但很快也反应过来。这种交易就像下水道里的老鼠,谁都不能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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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姐穿上姜宝山的衣服,打扮了一番,装成了姜宝山的样子,按照电话里的要求,把车停到了一个停车场里最靠里的位置,然后带李春燕离开。
半个小时后,二人再进去开车,车上的姜宝山已经消失了,车上多了一个麦当劳的纸袋,里面装着十万港币。
回到那间破屋子后,李春燕不容我俩拒绝,把十万块港币全部塞给了我和红姐。
李春燕说砸烂姜宝山的头的时候,她就已经想好了,她和姜宝山是合法夫妻,只要找不到姜宝山,那他的钱,就都是自己的。
她说之后会报警,就说自己被丈夫家暴,身上新旧交错的伤就是最好的证据。
她告诉我俩,自己准备一口咬死,姜宝山打完自己后就出门了,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这样她就会跟孩子一起,被安排先住进妇女庇护中心。
我觉得红姐受到的震动和惊吓比我大很多,我俩连伤都没养,只想立刻马上离开珠港。
尤其是红姐,不仅李春燕最后的决断出乎她的意料,姜宝山那个畜牲,还在她的股沟处用烟头烫了三个疤。
他跟红姐说,这跟生猪出栏时的质检一样,烫了这三个疤,红姐要做他一辈子的“猪”。
这件事成了我和红姐之间的一个禁忌,我们尽量不去提起。
回到大陆后,我和红姐很久都没有再出手,也再没想过要去钓什么“大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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