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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跟着上位的就是那史上大名鼎鼎的木匠皇帝明熹宗朱由校(1620—1627在位),年号天启,光宗长子,时为泰昌元年,也即万历四十八年九月初六。据官方史书所载,这位年仅十五岁的小皇帝,堪称有明一代最不干正事、最不够格的帝王了。没文化没教养,连大字都不识几个,整天就知道瞎玩,尤好木工活,既心灵手巧,又勤奋钻研,专业技能没得说,弄不好还是高级专家型的。可朝政呢?管他作甚?懒得搭理!结果竟让魏忠贤这个太监出了大风头,短短几年成了差一点与他比肩的九千九百岁,活着就被人当神膜拜了,而朝堂之上党争权斗也是空前激烈。就凭这,天启一朝和姓魏的那个人,历史上几乎成了最乖张最黑暗时代的代名词。不过真相如何?还是深入事实,看个究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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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尖还要对麦芒(1)

说起天启一朝,几乎是与魏忠贤这个名字画等号的。老魏这人历史上太有名了,太监堆里绝对数他明星指数最高,就是把所有人拉到一块儿,他也能排在人气最旺的行列中,当然是反角奸角了。这倒颇让人感兴趣。

没曾想深入一看,老魏此人和那段历史原来竟被后世如此妖魔化了。君主时代,人们往往以君主掌控大权为正常,权力旁落则为非,既是家奴又是阉人的太监要是掌了权,更是奇耻大辱。国家没毛病还好,要有什么三长两短,所有屎盆子都会往他们头上扣,哪怕他们做的好事,也非要往坏里整,何况对手还是东林党这样最擅掌控话语权、最会给人抹黑的不世出高手呢?

其实,所谓天启朝,“阉党”*“东林党”,实则不过是朝堂上的政权斗争罢了,很正常,哪朝哪代没有?张居正不是斗出来的?还与“阉人”勾结呢。李世民不是杀出来的?杀过兄弟侄子,再占兄嫂弟媳呢。

看那所谓东林党人历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及南明,好几十年下来,除了与人斗,搞了一大堆虚名,也没见他们强在哪里,为国家多做了些什么。就是看那所谓的魏忠贤时代——天启七年短时光,前期不也是他们主政?没看出有比后期高明的地方呀?

说起东林党,顾宪成(1550—1612)应该是第一个要被提起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据说作者就是他。万年二十二年(1594),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因议论时政,与阁臣意见不合,被革职回乡;后于三十二年(1604),与高攀龙(1562—1626)等在东林书院讲学议政,名噪一时,声势日盛,各方志同道合者遥相呼应,渐成当世一个舆论中心,朝野皆为之关注,后又不可避免卷入政治权斗中,于是有了东林党之名。

其实,这“东林”政治上是否为党,是否有基本成员,被认为其敌对之浙党、昆党、齐党等,是否就真是一些固定党派,以及他们与所谓东林党真就针尖对麦芒吗?还真有点不好讲。可能这党那派,大体有个势力在,却是极其松散型的,并不固定,彼此间随时都会分化组合,或者有些人根本就不属于哪一党哪一派,却也被无端牵扯进去,反正复杂得很。

试举两例。后来被称为东林党第一号人物的李三才,万历时做过漕运总督、凤阳巡抚的,自己都不承认是东林党人。而所谓第二号人物叶向高,万历、天启时都曾做过内阁首辅,却怎么看都不像是什么东林党的领袖。他与所谓浙党首席大佬、万历时干过内阁首辅的沈一贯关系相当不错,还常以晚辈身份写信向已经致仕的后者请教呢。就是后来所谓东林党人与魏忠贤已经彻底摊牌,左副都御史杨涟弹劾其二十四大罪状时,叶向高还很不以为然地表示:“事且决裂,深以为非也。”(《明史》)

如果说东林之为党在万历及天启之初时,尚不能肯定的话,那么天启五年《东林点将录》的出台,算是正式给其划上了党派的符号,而这不过是*的惯用伎俩罢了,魏忠贤一帮人把所有与他们相对抗的人全算在了东林党的范畴中。于是天启一朝,惨烈权斗的结果便是正式出现了一对势不两立的党派,魏忠贤们称政治对手为“东林党”,反过来对手又称其为“阉党”。

其实党争本身并不见得是件坏事,倒有点初级议会的架式,比起高度集权的帝王一人*,还更符合时代的要求呢。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一定程度上也能达到政治权力分配的平衡,关键是怎么引导的问题。那个时代没有健全的制度可循,只能寄望于帝王的优秀,把握好分寸,拿捏到位,发挥其优势,为我所用。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就是现在搞议会制的国家,又有多少能真正落实到位的?

针尖还要对麦芒(2)

晚明是一个思想解放、氛围宽松的时代,尤其是江南之地,开风气之先河;万历又是一个比较温和放任的帝王,臣子们有时骂他骂得很过分,都形成了规模浩大的非君浪潮,他也并未采取什么残暴措施,修理一下这些斗胆包天的手下们。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氛围,很难说如东林者能发展壮大起来,起码高度皇权专制的清代是绝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现如今被高捧上了天的康熙时代,政治氛围不要说同万历时比,就是天启、崇祯时也比它强好多。起码人家的大臣算是臣,而康熙时只是满朝奴才。如果顾宪成活在那个时候,也不知死过多少回了,除非老老实实做顺民。

不过凡事都要从实际出发,当时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可能权力高度集中些反而更好,因为它能凝聚全力,形成一个整体共渡难关。如果权力分散,今天你斗我,明天我斗你,斗到最后既消耗了精力又浪费了时间,却给了敌人以可乘之机。晚明党派激斗,不能说不是明亡的一大因素。

其实*的较量双方往往很难说谁好谁坏,拿权斗本身来论证更是本末倒置,因为太多被咱们高捧颂扬的政治人物也都是凭着狠辣手腕上位的。若要论,还是得看他们当权后能为国为民做多少有益的事。

光宗驾崩那会儿,李选侍赖着乾清宫不走,欲把持还是太子的天启,争当皇太后,图谋垂帘听政,搞得皇权交接波折不断。后经兵科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所谓东林人士和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的携手努力,太子天启才得以顺利接上老爸的班,李选侍也终于被迫迁离乾清宫。这就是与“梃击案”、“红丸案”并称为明末三大案的“移宫案”。

天启也是知道感恩图报的人,他大力起用那些东林人士,一时间竟形成了“众正盈朝”的局面。其中一人需要额外提及,即吏部尚书赵南星,曾与邹元标、顾宪成合称为“海内三君”,那么多“正”能当朝,他是很使了一把力的。

而魏忠贤,此时还没与“正”士们交上手呢。这魏忠贤,北直隶河间府肃宁县人,二十一岁自阉入宫做了太监,历经三十余年的奋斗,熹宗即位后干上了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东厂太监,攀上了太监中的顶峰。他能发迹,最关键是攀上了天启乳母客氏这个深受小皇帝宠幸、地位特高的女人,二人私下成为“对食”,也就是结为“夫妇”。

从此,魏客携手,在宫内陆续铲除了魏朝、王安这些太监中潜在的对手,尤其是利用天启的贪玩个性,曲意逢迎,百般投其所好,使其不问政事,乘机窃取了国家大权。朝堂之上,他们本来也想积极结交重臣的,比如赵南星,却没想到遭到了拒绝。这一点,赵南星就比不上张居正了。没有冯保这样的大太监鼎力相助,张居正想有为搞改革,谈何容易!偏见、歧视害死人呀。另外,赵南星还过于刚严,曾把人得罪了往魏忠贤那里跑。大学士魏广微就因三至南星家门竟不得见,恨而投魏,并成了魏的得力干将。

“正”士们不屑与魏忠贤同流,更主动与之缠斗,老魏也不含糊,双方迅速接上火,又是针尖对麦芒,斗了个天昏地暗。天启四年(1624)六月,杨涟带头,倒魏风潮大起,声势相当之盛,魏忠贤也惊恐万状。但半年搏杀下来,笑到最后的还是魏忠贤,他全面掌控了大权,进入了历时两年多的真正魏忠贤时代。

不管是东林“正”士们,还是魏忠贤,一句话,不以好恶论之,且看实际行动。这不,辽东之局还没安稳几天,天启之初便又风云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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