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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2页）

“你的名字呢？”

“韩洞庭。”

“哦，韩洞庭？”周恩来立刻想起了什么，说：“四次反‘围剿’，活捉敌师长陈时骥的不就是你这个团吗？”

“是。”韩洞庭不好意思地脸红了一红。

“听说，你过去是安源煤矿的矿工？”

韩洞庭点了点头。

“那你参军很早了嘛，就更不该这样嘛！”周恩来说，“你提的几个意见，都是很大的问题，这要中央好好讨论，才能做出决定。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对党的事业，对共产主义事业，应该有信心。这次过湘江，我们的确付出很大代价，教训很沉痛，但毕竟是过来了，过来就是胜利！你那个团受损失很大，今后还可以补充嘛！凡是有穷人的地方，凡是有剥削、压迫的地方，就会有人参加红军，你信不信？”

韩洞庭望着周恩来和悦地点了点头，刚才的怒火似乎消失了一多半。

周恩来见他的情绪缓和下来，立刻扫视了一下几个担架员说：“你们快赶队伍去吧！韩团长的伤不轻，路上要注意一些。”

几个人连忙抬起担架，周恩来又握着韩洞庭的手说：“那就好好养伤，早点回去带好部队！”

“好，好，周副主席！我一定早点回来！”这个粗犷的矿工，眼睛闪着泪光，语调里甚至露出几分温柔了。

送走伤员，周恩来看见博古仍然余怒未熄，就走上前去，攀着他的肩膀在一棵大树下坐下来，温和地说：“博古同志，这次过湘江，我们的确损失很大，同志们有些怨气，言词激烈一些，我想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谅解的。我想你不会在乎这些。”

博古还没有说话，那位“少共”中央局书记又摆出公鸡斗架的样子，伸着脖子说：“仅仅是言词激烈的问题吗？这是路线问题，是反对四中全会的路线，反对国际路线！”

“我看不要这样说。”周恩来态度相当严肃，“动不动就说别人是反对党的路线，那么，党员谁还敢讲话呢？党员不敢讲话，这个党就完了！我看有问题慢慢讨论，不要意气用事。”

说过，他狠狠地看了“少共”书记一眼。迫于周恩来在党内的崇高威望，“少共”书记没敢立刻反驳。

“恩来同志，”博古极力使自己的语调平缓下来，“今天的事，表面看是对我个人的污辱，实际上也不只是对我个人的污辱。你听他说，是我们来到苏区以后才搞糟了，是我们把苏区丢掉了。这不是否定四中全会的路线吗？我认为，四中全会以来，我是坚决执行了国际路线的，成绩是大家都看得见的，这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

“这些问题都可以从容讨论，我想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周恩来平静地说。

“解决得了吗？”博古鼓起眼睛反问。“我认为，党内反国际路线的影响一直很大，到今天也没有停止自己的活动。许多人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不高，是受到了他们的影响的。”

周恩来淡然一笑。博古不容他说话，又说：“难道韩洞庭只是他一个人这样说吗？不，从江西出发，我一路上都听到他们的窃窃私语。这些我不是不知道的。今天过了湘江，许多人竟然公开谩骂我和李德同志，因为他们不认识我，都被我听到了。他们简直是走了一路，骂了一路！刚才这位伤员，我本来好心好意慰问他，问他一些情况，没想到他竟当众污辱我……”他越说越激动，涨得满脸通红，激愤而又痛苦地说，“大家都这样看我，我还怎么领导，怎么工作？今天牺牲了那么多同志，我不是不难过不痛苦呵！恩来同志，我确实也没法向全党交待，向国际交待……”

说到这里，他那年轻的脸痛苦地抽搐着，头象要爆裂似地，他的手伸到腰间，抓住手枪，猛地抽了出来，对准了自己……

幸亏周恩来早有提防，手疾眼快，把手枪一把夺了过来，一连声说：“不要激动！博古，不要激动！有话慢慢说。”

说着，将他的手枪交给博古的警卫员。但是，博古什么也不想再说，颓然地靠在那棵大树上，不言声了。

周恩来见博古的情绪如此激动，不宜再谈下去，就回过头说：“小兴国！你的水壶里还有水吗？”

小兴国立时递过水壶，周恩来亲自将壶塞拔去，递到博古手里，温和地说：“喝点水吧！问题以后再谈。我们得快点赶到油榨坪去，后面的部队还不知道是否过江了呢！”

博古喝了点水，清醒了些。周恩来让警卫员把他扶上马去，然后一同上路。这时，山谷里十分幽静，崎岖的山径上不时传出得得的马蹄声。

（二）

从湘江的浮桥上过来一副担架，颠簸在浓烈的硝烟中。由于飞机轰炸，担架走走停停，有时又被蜂拥前进的队伍挤到旁边，在队伍里就掉得愈来愈远。

担架后面有四个警卫员，一个挎红十字包的年轻医生，紧紧地跟着它，保护着它。

担架上躺着一个年轻人，约有二十八九岁的样子，容貌秀美，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温文尔雅，颇有一点学者风度。他脸上的表情是平静的，如果仔细看来，就会看出他是在极力忍受着痛苦，仅仅是在下级面前才显出那种若无其事的平静。

他就是中革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他是头一年春天，在一座古庙里开会，遭到敌机空袭负伤的。伤很重，弹片把肠子打穿，后来又化了脓。没有麻醉剂，也得施行手术。整整八个小时，他的额上全是黄豆大的汗珠，却没有吱一声。人们没有想到，这个文弱书生内在却如此刚毅。由于当时没能把弹片乱出来，腐骨没有清除，一直流脓，只好接了一根橡皮管子把脓排出体外。这样就不能不增加他许多痛苦。长征以来，他就坐在用青竹子扎成的担架上。经过两千余里的行程，几个担架员的衣服早已挂得破破褴褴的了。

这位红军总政治部的领导人，是十年前，也就是他十九岁的时候，投身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的。他的命运几乎是当时一般青年人都会遇到的命运。当时，他在芜湖的一个教会中学读书，由于看不惯外国校长欺侮中国人而参加了驱逐洋校长的学潮，紧接着就被开除。随后，家里又给他娶了一个比他大三岁的女子，他不乐意，这就跑到了上海。在这里，他上了上海大学的附属中学。这个以国民党的元老于右任为校长的学校，却是一个鼎鼎大名的共产党人在那里办学，这就是邓中夏。此外，瞿秋白、沈雁冰、施复亮等都在那里教书。王稼祥就从这时接受了共产主义的影响，参加了共青团。当年，也就是一九二五年十月，他被保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由于他聪敏好学，又有些英文底子，俄文学得很快。不到两年，他就作为高材生结业，经过严格考试，进入苏联造就马列主义理论干部的最高学府——红色教授学院。那时同学中能够同他比肩进入这座殿堂的，只有张闻天、沈泽民等人。一九三○年学成回国，在上海中共中央宣传部当干事。一九三一年一月，在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支持下，召开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扶王明上台。王明为了贯彻他那条“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就向全国各个苏区派去了钦差大臣。王稼祥也在这时，同任弼时一起化装成牧师，辗转进入中央苏区。不久，他就成为苏区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中革军委的副主席和红军的总政治部主任。但是世界上的一些事情，常常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同毛泽东共事之后，竟合作得不坏，并且常常流露出对毛泽东的钦佩，这难免就使事情复杂化了。

现在，担架随着队伍进入一带密密的松林。飞机暂时看不见他们，人们的心情就变得舒缓一些。王稼祥也微微地闭上眼睛，想休息一下。这时，他听见前面队伍里有几个人正在一边走一边窃窃私议。声音不算很大，但还听得清晰。

只听一个江西口音说：“王参谋，这到底是上哪里去呀？”

“不是说同二、六军团会合去吗？”一个福建口音回答。

“二、六军团在哪儿呢？”

“说是在湖南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