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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第二趟生辰纲的行动方案及北京在哪33（第1页）

当然，杨志并没有上帝视角的这么多信息，尤其他缺乏盗匪视角的信息。而且因为梁中书想把指定负责人的责任甩给蔡夫人，杨志还真的是出发前两天临场受命。这其实已经很影响杨志的正常发挥。

从杨志角度出发分析，杨志无法排除聚集性的盗匪作案的可能；甚至于从全路程来看，聚集性的盗匪作案必然是全程押送的最大风险。这是杨志的首要阻碍。其次，杨志也足以判断，大名府有内鬼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甚至即便去年没有内鬼，有这么个失败案例在先，今年也要出内鬼。

在快速分析判断后，基于杨志自己相对擅长军旅行动的客观条件，杨志制定的策略是：缩小目标、潜伏过关、军事化内部管控。

杨志提的初始方案是：“装做十余条担子，只做客人的打扮行货。也点十个壮健的厢禁军，却装做脚夫挑着。只消一个人和小人去，却打扮做客人。悄悄连夜上东京交付”。不用车、不用旗，即不宣扬目标。用担子挑着走，一是目标缩小、不容易和普通行商区分开来；二是虽然总路线方向不变，但挑担子可选小路，具体路径可能就比推车多的多了，前进路线不容易被提前猜测并预先把守；三是地面没有痕迹。古代没有泊油路，土路被推车压过去会留下一段时间的轨迹，不太容易消除。尤其是人烟稀少地区痕迹的指示效果就更明显。万一路途再下场雨，车过去的痕迹被晒干固定，那搞不好走了几天的路都能被人追踪上来。要是为了消除痕迹，一边前进还一边安排人跟着消除痕迹就太呆了。而挑担子，留下的痕迹就不那么明显。

方案里的“悄悄连夜上东京交付”，从后文实际执行来看，应该只是最后一段的行程安排，杨志还没有执行到那一段。首先一开始的路程不可能搞反作息；中间一段强人出没，走夜路看不清道和周围条件，容易中伏，那是找死。只有过了赤松林离开强盗密集区后，最后一段透支精力连夜赶上东京，甩掉中途才盯上、尚未完成人员组织的可能盗匪，才是这部分方案的价值。

十万贯生辰纲是什么分量级别？用本文的临时折算标准估算大概是二万两银子、一千两金子。宋代一两大概40克；明代一两接近30克。如果生辰纲都是金子，那么总重量约30-40公斤，每人3-4公斤；如果都是银子，那么总重量约600-800公斤，每人60-80公斤。如果有珍珠之类的贵重物品和艺术品，那用不了一斤就能满足生辰纲的总价值要求。这么折算下来，虽然不明确生辰纲的实际分量，但这十担重量并不至于太过夸张、是有可行性的——当然挑20天肯定比推车累得多。

北京在哪？这是目前保留下的这个故事里无法与现实合理结合的一个点。首先我们知道宋代的北京不是现代的“北京”；当然，元明的北京则就是北京。这也可能是造成中途被传乱的原因之一。宋代的北京，按现代历史考证，应该是河北大名县。但这和书中信息完全对不上：本书相关当事人眼里，从北京到开封有大量无法回避的山区，需要先走五七天人口相对茂密的地方，再走十五天左右人口稀少的山区，再过黄河，然后到东京汴梁。出山区后的行程需要在十天左右完成。杨志提出的这个行程，书中没有人认为存在明显问题，即大家都认为这个方式是成立的。

河北大名到现开封之间没有山、无法形成需要走三十天的行程，因此这个北京必然不是河北大名。以元北平、明北京作解释，则距离上大致合适，经过黄泥冈（黄泥冈我认为是今南乐而非今黄堆集）也很合理，唯一问题是地形对不上，从北平出发到汴梁应该是一路平川。所以许多人以施耐庵不懂北方地理为由进行解释。

在此，我提出另一种可能（我没看到过有人提出这个地点、但因我见过的分析有限，不能肯定有否前人提出），继续将历史向前推移，我国在历史上还有一个北京——唐代北京，现大同。如果以大同为北京，则杨志的路线完全成立：从大同向东南五七天，进入太行山脉；穿过太行山后走直线向山东方向，避开向南的盗匪多发区，走垂线找黄河渡口；经黄河渡口乘船向上游，到达开封。

以大同为北京，则杨志这一路线设计基本合理：首先，大同与汴梁之间确实有多种走法，甚至因为山区的存在，数不胜数；其次，大同向西，应该是宋与西夏边界，当时大同向西的黄河在北宋还是在西夏手里我不清楚，甚至我怀疑施老先生也不能考据。如果是在西夏手中则完全顺理成章，如果在北宋手中，但距离边境线过近，无法实现船运，则也属合理；那么剩下的选项分别是走西南方向找黄河上游、走东南方向找黄河下游、走正南方向取路程最短。

走正南取路程最短最不合适，向南是一头钻进太行山区，太行山历史上从来是土匪窝，官方管控困难，夜路走多了总会见鬼，而且出事后官方部队不好追凶报复，缺乏威慑；走西南确有平路到黄河上游，但一路两侧夹山，由于宋与西夏长年交火，人烟应该相对稀少、一路不太繁华、治安应该更差，甚至不容易每天行程都找到安全的客店——那条路线可能要报出的危险区就不止八个，可能至少是十八个了；向东南方向能以最短距离穿过山区，出山区后沿路相对繁华，沿途在官府治安中等与较强之间穿梭，危险地带最少。这也是本路线明明不是最短，却偏偏还要取道黄泥冈的理由，甚至是内鬼们最难布防的路线——大名府的内鬼勾搭太行山土匪相对容易，去勾搭治安相对较好的山东境内土匪、或者黄河渡口强盗的难度太高了——中后段正常逻辑上只要防备当地临时起意的强人。所以这是综合沿途盗贼窝点密集度、官府治安状况和想走垂线取道黄河时的最佳路段。

如果以大同为北京（而且这与后文卢俊义向东南一千里外到梁山的地理方位基本是呼应的），则施老先生哪里是不懂北方地理，根本是熟悉的很。也就是说这里其中的唯一错处，作者大概是把北宋的北京，误会成了唐代的北京，这是北宋历史、宋辽边界认识错误的问题，不是地理认识问题。书里另一个问题是忽视了南宋朱熹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那个有合适机会再说。

回到故事。蔡夫人催问生辰纲事项，梁中书把杨志放在跟前，平时大量铺垫，此时故装糊涂，让蔡夫人来承担选人的责任。这也说明客观上梁中书对本趟行程太不看好，但事情又不能推脱，所以事先做下安排。当然，杨志已经连续给他带来惊喜，真的做成，也不能说是毫无希望。

在蔡夫人点将、兜走责任的情况下，梁中书安排杨志本趟任务，许诺加官。杨志询问安排。梁中书把方案一说，杨志发现领导对方案的指示完全无法执行，就以自承能力不足的用语来点明。梁没想到操作层面过于不现实，只以为是自己对奖励的许诺太含糊，申明了奖励细节。杨志快速简要说明了实操难度。梁中书能够理解，但考虑解决方案是堆砌资源。奖惩、资源配置是领导本务，也是业务不精通的领导遇事的主要解决手段。

杨志解释，资源堆砌是走不通的。梁中书有意见，任务是势在必行，哪怕送丢，这个送的行为也要做出，完不成蔡京的任务是一回事，压根不去完成，哪就不是一个性质的事情了。杨志说明，需要修改执行方案，才能让事情具备可行性。梁中书见杨志不是真正拒绝，对方案修改予以了认可。于是杨志开始准备。

这里对杨志判断资源堆砌走不通的理由稍作说明。这一趟任务，对安排的人员而言，是给梁中书做私人服务，而不是军队对外作战。护送私人货品失败是没有死亡风险的，不可能安排督战队杀自己人做威胁，否则督战队犯法要吃官司；而护送过程中如果和盗匪正面作战是有死亡风险的。这样一来，押送军士除非看着自己力量明显压过对方，否则不可能选择作战——如果明显压过对方，那劫匪必然会先纠结足够多的人马，否则是傻子才会暴露自己、上来打劫。杨志提出的五百人护送，是把资源数量夸大到性质发生变化的程度来进行分析。动用五百人给蔡京送生辰纲？你给蔡京送的贺礼是啥？怕不是送给政治对立阵营一份理由充分的弹劾书、唯恐蔡京不能早日下台、嫌自己的官当的太过舒服了吧？既然五百人都不济事，那就意味着加强护卫力量的这个方向根本走不通。

第二天，梁中书又加临时任务——当然某种意义上也是蔡夫人派的监工。在梁中书来看，这只是工作量发生少量变化，工作性质相同。在杨志来看，则是破坏了行动方案的可行性，是质变。杨志回复原因，只说了主要矛盾，是指挥不便、破坏核心行动逻辑；梁中书对主要矛盾做出退让，但整体担子依然是加重了。不过既然梁中书已经做出了明显退让，杨志不好显得得寸进尺，因此继续接受任务。梁中书感受到今年行动的成功预期比去年有大幅提升、而且杨志接受任务委托，心情愉悦、夸奖杨志。随即交待了老都管等人。这里梁中书的交待，虽然明确了杨志是指挥中心，但“这干系都在他身上”，老都管几个没有分配连带责任，给团队分裂埋下了部分伏笔。

十五人伪装出发。人数较多，杨志“缩小目标、潜伏过关、军事化内部管控”的想法受到了一定破坏，勉强费力出行。这里梁中书客观上虽然影响了计划实施，但他能够做到快速理解杨志新提方案合理性、尽可能充分地给予杨志授权、面对杨志多次反驳而保持心平气和的沟通这几项，已经是位难能可贵的领导、不算愧对他的名字和地位了。

五月中出发、六月中之前要到。从后文六月初走到黄泥冈，看地图大概走了三分之二强的行程来看，整体时间是非常紧张的，没有丝毫允许军士们慢慢走、减轻工作强度的空间。前五七天，早晨大概三五点起，可能只走半天（没明确描述下午到傍晚时分还走不走，从时间来看，应该是走更合理）；进入人烟稀少、强盗管控的山区后，杨志安排早上七九点起步、下午三五点就休息，是专门乘太阳大的七八个小时走，而且从杨志的要求来看，尽量避开树林。这个阶段的思路，虽然军士辛苦，但是确实是针对强盗来安排的。

以一般强盗视角来看杨志的安排。强盗大概分为两类。一类是占山的强盗，这个区间应该是主流；第二类是远道而来在关键路径上蹲守的。不管是哪种强盗，只要是正常人类组织，都需要安排哨探观察，把握目标对象行动踪迹之后再大部队下手。杨志这次出行，在具体路径和过路时间选择上是比较灵活的。不派哨探、直接赌路的行动，要直接撞上，那概率实在太低——晁盖的队伍是因为有公孙胜的存在，直接把小概率事件变成了现实。既然安排哨探，那强盗队伍的行动就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哨探确定目标；第二阶段哨探通知大部队、大部队计算方位、追赶或拦截生辰纲队伍。从李忠、周通甚至包括这个阶段梁山的强盗行为可以看出，这个阶段的盗匪纪律性并不太高。哨探在早晨傍晚凉快的时候，甚至夜里因为有人换班，都可能保持警觉；但夏季在太阳升起之后、西下之前——也就是杨志选择的这个时间段，是容易困倦、相对不容易保持长期敏感、几乎必然躲在林荫地带、甚至很可能在抱怨盗匪头子、以至于偷偷睡觉的。然后杨志一行目前目标又不算太明确，哨探是要考虑下万一弄错目标的后果的。如果哨探把大部队冒着大太阳喊过来、结果只打劫到几担类似枣子的低价值货物，这哨探回头要遭多大罪？恐怕送命都有可能。就算哨探水平突出，在行人几乎不存在的情况下能不被杨志察觉、锁定杨志队伍就是生辰纲队伍，那么等哨探赶去通知大部队、大部队就要趁日头正大的时候完成内部组织、冒着大日头高速追赶杨志队伍、并在杨志下午三点多进入相对安全的客店区域前完成打劫。当他们赶上杨志的时候，这个阶段哪群山贼能保障军容、不成疲兵？杨志对付起来自然要比正常状态下的山贼要轻松得多了。

因此这种行动方式，虽然杨志队伍自己提高了行动成本，但可能存在的盗匪团伙付出的行动成本要大的多、甚至于能回避掉许多本来可能发生的抢劫案件。当然，杨志心中时时刻刻有看不见的假想敌，随时在准备应对，队伍里的其他十四个人可全都看不着这些，他们看到的只有杨志不断挥舞起来的鞭子。

当然，这个阶段杨志的内部管理手法虽然可以理解，客观来说确实是有问题的。从现代人的角度很容易得出答案：杨志此行，更应该选择团结队伍、讲明理由、以利诱人，而非打骂军士、威逼执行。此处反过来解释下为什么杨志的行为，从当时的环境出发，是应该能够被理解的。

首先说没有解释命令——那个时代，军情思路对下属作隐瞒是军官们的惯常做法。如果选择解释，一是军队底层文化程度不高、共情心不强，甚至可能有对立心，解释被下属接受的可能性本来就不大；二是大幅度增加了泄密、行动关键被对手针对以致行动失败的风险；三是不利于指挥官临时应变调整方案，难道随机应变还要先随时解释？其实现代很多时候也依然是这样，军事行动不能问为什么、必须坚持执行、挑战自己极限来执行，甚至要求献出生命也要完成自己不理解的任务。

其次是处理方式。古代军队是强迫性征兵，军官根本不能确保下属部队和自己在同一个立场上、甚至本身就是对立的阶级。士兵行动偏差时，军官大多使用武力、军纪（实际还是暴力）威胁来控制部队——尤其宋代军队里犯罪分子众多，这种行为方式更可能被放大。这和中国近代军队作战的政治背景不同、和现代战争信息逻辑也不同。当然，这时这个队伍确切来说是小团体行动，客观上行为逻辑应该需要做出调整。尤其队伍里已经出现了老都管等非军事人员，更进一步淡化了军事化管控的氛围，让传统军队的行为方式难以落实贯彻。不过杨志作为传统军官，对下级军队管理的思维惯性太重、几乎是他本能，同时老都管等人对军队底层的行为方式并不熟悉，其同情心给了士兵情感上的宣泄口，这客观上破坏了杨志对队伍的管控效果。在传统军队的管理方式中，士兵们怨恨军官是正常现象，而军官则以暴力控制和适当时候的情绪放纵（私分战利、掠夺平民、破城后纵军施暴甚至屠城）来回应和管理部队。所以见到杨志用军事化的残暴手段、更贴近底层劳苦大众的方式管理队伍，老都管对比自己平时所见范围内表面上和和气气、温情一片的管理氛围，就感觉到难以接受。

在行动过程的案例列举中，老都管在听到他人的情绪宣泄后，有这么句话：“你们不要怨怅，巴到东京时，我自赏你”。这句话在客观上高度加重了队伍内部分裂。首先杨志在最多三个月前是个配军，身无分文，到此时应该只拿了两个月工资，赏无可赏，不好许诺；其次此时责任在杨志、目标完成的关键人员也是杨志，从保障行动计划成功的角度来说，应该首先确保杨志对队伍的统率管理。老都管自己收拢人心，而不是把人心归拢给杨志，可能是其拉拢资源的本能作祟，也可能是对杨志印象不佳、下意识产生了对立情绪。客观来说，此时老都管最合理的劝解语句应该是“你们不要怨怅。杨提辖已与我交待了，巴到东京时，他自赏你”，事后他应该及时告知杨志、并主动借钱给杨志，这样对团体行动效果更佳。

就这样，磕磕绊绊但一直没出事的队伍，总算挨到了黄泥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