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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富阳姑娘(第1页)

1971年冬天,我们部队在浙江富阳招了一批兵,计划120人,实际招收128人。多出来的8个都是女兵,是参谋长临时在电话上下达的名额,决定当接线员用的。按照规定,新兵入伍后,部队要对他们作一次身体和政治面貌的复审。因为这些人入伍前都是经过严格的体检和政审的,所以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但那批兵当中,我们审出了两个有问题的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男的是脚板的问题:这个人的脚板是平的,俗话叫“鸭脚板”。据说这种脚板行军超不过五公里就会撕开来的痛,而部队拉练常常一天要走几十公里。显然,这个人是不适合当兵的,要退。女的问题更大,往大的说,是作风问题,小的说,是处女膜的问题:她处女膜是破的。处女膜一般是不会破的。处女膜一般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会破。她才19岁,没有结婚(这是肯定的),连男朋友都没有谈过(她自己说的),那么处女膜怎么会破?看来,她在表上填的和嘴上说的都有问题。这个问题比作风问题还大,是欺骗组织的的问题。欺骗组织,就是对组织、对党、对人民不忠诚。总之,她的问题比鸭脚板的问题要大得多,大到了简直吓人的地步。那个年代,我们关于这方面的神经都很脆弱,而且还绷得紧紧的,风吹一下都可能拦腰而断,不要说还有女军医铁的证词。如实说,女军医在体检表格上没有填写“破鞋”之词,但在向上口头汇报和下来言传时,都用了这个词:破鞋。这个词好像是个禁果,一般情况下是上不了嘴的,但一旦有了上嘴的机会,谁都不会放弃,谁都会坚决而反复地使用它。

破鞋!

有人是破鞋。

她是破鞋!

都知道,部队是最讲究纪律和作风的,一个女兵,领章帽徽都还没有戴,就发现是“破鞋”,当然要作严肃处理。怎么处理?老规矩,退回原藉,也就是哪里来回哪里去。男的女的一并退。鸭脚板都要退,更不要说是破鞋。谁去退?领导安排我去,当时我在司令部当军务科长,招兵退兵都是我职责内的事。就这样,我带着“鸭脚板”和“破鞋”来到他们的家乡,浙江富阳。这里离著名的杭州只有几十公里,作为一个北方人,江南秀丽的景色着实令我开了眼界。

按说,我的工作只要把人移交给当地人武部,并向他们道明退的原因和证据,就没我的事啦。怎么把人进一步退下去,退回单位,或者村上,进而退回双方家中,那是人武部门的事,不是我的。没我的事,自然可以走人。事实上,新兵在不戴领章帽徵之前,都还是人武部门的人,出了事情,由他们来解决是名正言顺的。就是说,我只要把人交到人武部,即可拔腿走掉。我后来想,如果我当时交了人就走,也就没有后来那么多事了,起码成不了我的事。我人在路上,没人联系得上我,有事想跟我有关都关不上,然后部队一定会另派他人来处理后事。但是我一路上着实为江南如梦的景色着了迷,说是冬天了,可满世界还是一片绿,绿树绿草绿水的,可谓山青青水秀秀,对我而言,像是上了天。到人武部后又听说,闻名遐尔的美丽的富春江就在他们人武部小院的咫尺之外。我自小是看《富春江画报》长大的,富春江像我童年的一件不忘事,横亘在心,如今到了它身边,岂肯擦肩而过?我甚至想,即使他们人武部不安排我游富春江,我也要私游一趟,更何况,我把心意略为一表,人武部部长即心领神会,爽快地指定了专人,要他陪我一饱富春江的美色。这当然是来日的事了。当晚,我住在县政府招待所。招待所筑在紧挨富春江的鹳山上,夜里,我在富春江上传来的幽幽的风声中安然入睡,感觉像是睡在了童年的美好中。

第二天早上,专人到招待所陪我吃早饭,我们准备吃罢早饭,赶9点钟的轮船,先是溯江而上,到东梓关后,上岸吃个午饭,然后再搭船顺江而下。专人说,这一段江面是富春江上最秀丽的,江面弯曲有度,时而濶绰,时而狭长,两岸丘陵绵绵,好看得很。专人显然多次走过这段江面,熟透了一路景况,介绍起来像个导游,不思索,不停顿,口若悬河,侃侃而谈,听得我脚底都发烫了。船是从杭州上来的,码头就在鹳山脚下,由招待所过去,要不了5分钟。专人说,轮船靠码头时要鸣笛,汽笛声又长又响,比高音喇叭还响,全县城都听得到,我们过去近,等听到笛声后再动身也来得及。但我因为心急,还是提前10分钟出发,到码头上,连售票员都还没上班,只有稀稀落落的几个人,站在售票窗口前,等着售票员开窗售票。我们是带着一纸免票公文的,所以无需排队买票。专人说,没有十分钟轮船来不了的,于是带我沿江漫步起来,事实上是又走回到了鹳山脚下,在一座临江的八角凉亭里坐下来闲聊。从这里,我可以看到我住的招待所,还可以看到无边的江面。这一带的江面十分辽远,早晨的阳光又似乎将它照得更加辽远,一望无垠,跟海似的。从理论上说,无垠的方向就是杭州。我的目光顺着江面伸着,望着,不一会,无际的江面上出现了一个黑点,闪烁着增大。专人看看表说,那应该就是我们要乘的轮船。于是,我们往回走去,走得还是十分闲散。因为,很明显,黑点要变成一艘轮船,要比我们回到码头更需要时间。

回到码头,售票窗口前已聚着不少人,大部分是青年学生,他们带着红卫兵袖章,有一人还擎着一面不规则的红旗,好像有什么革命活动。我和专人一身军装引起了他们重视,都回头来观我们,有的还朝我们挥手,多数人在交头接耳。我象征性地向他们点个头,心里在想,可不能跟他们热乎上了,否则一路上我的时间只够跟他们说话,无暇赏景了。以前,我有这方面的体会,到一个风景点,本是去看风景的,结果被一些热爱解放军的同志当了风景看,又看又说,风景都看不成。尤其碰到青年学生更是这样,他们几乎都满怀当兵的理想,把每一个穿军装的同志都当作接近理想的目标来看待,刻意地与你攀谈。如果可能,我愿意作这种攀谈,但今天我更愿意与富春江交流。这也许是我这一生中惟一的机会,我不想随便错过了。于是,我有意引专人往后边绕去,这样与学生们拉开了一定距离。这时候,我看见一辆吉普车朝我们驶来,最后停靠在我们身边。车上的人下来对我们说,出事了,要我们马上回去。我们问出了什么事,他说是死人了。

死的人跟我有关,就是我遣送回来的“破鞋”。

是服毒自尽的,喝了半甁农药,据说是敌敌畏。那玩艺是农药中的巨毒,医生说(就是那个检查处女膜的女军医),人喝个一小口,在半个小时内发现可能还有救,过了半个小时就没救了。她喝了半瓶,又过了大半夜才发现,天皇老子都救不了了。她父亲说,没人知道她到底是什么时间吃的药,但12点多钟他家老大查完夜哨回来时,她还是好的,一个人坐在堂前屋里,虽然看起怪痛苦的,但也不是说痛苦得会自杀。老大是村里的民兵排长,这些天正好轮到他查夜哨,他看她可怜兮兮的样子,还劝她去睡觉,但她没理会他。老大说,她一声不响一动不动的坐在那,跟个死鬼似的。然后半夜里,她母亲朦朦胧胧听到楼下猪圈里好像有什么动静,两只猪也像是受了什么惊,在哼叽哼叽地叫。母亲本来想下楼去看看,但转眼又睡着了,还梦见自己去了猪圈,看没什么情况便睡得更踏实了。早上醒来,她忽然想起夜里的梦,便直奔猪圈去看,看到靠墙的一堆柴火塌倒了,散了个满地,乱七八糟的,但两只猪都好好的,没有少一只,也不见有什么死伤,心里就宽松下来。她预备先带一把柴火回去烧早饭,回头再来收拾它们,可在弯腰抱柴火时,她发现柴火堆里裹着一件衣裳。她母亲说,那时节还很早,天才麻麻亮,她没有看出这是件什么衣裳,是谁的,只是想衣裳裹在这里面,万一当柴火烧了多可惜,就去拣这衣裳。这一拣,叫她猛吓一跳,因为她摸到了一个冰凉的身体……

这是三个小时前的事情,现在这具冰凉的身体——尸体——已经从柴火堆里挖出来,被她的亲人哭闹着送到人武部,撂在进门的过道上。我是参加过抗美援越的,在战场上什么样的尸体都见过,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战友的,敌人的,美国人的,越南人的,缺胳膊的,丢脑袋的,瞪着眼的,伸着舌头的。总之,尸体我没少见过,这也算是我的一笔财富,起码不会被一具尸体吓倒。但是,当我在过道上看到这具尸体时,还是倒抽了一口冷气。首先,这不像一具尸体。我见过的尸体都是躺着的,不管是躺在床上还是地上,还是哪里,反正都是躺着的,手脚伸直,仰面平躺,即使一时不是这样躺的,马上也有人会帮助他(她)们这样躺好。这也是死人的基本姿态,也是活人对死人的一种约定。可是,这个简单的约定她却没有得到,她说是平躺着的,其实头和脚都没着地,两只手还紧紧握着拳头,有力地前伸着,几乎要碰到大腿。总之,她的身体像一张弓,不像一具尸体,看上去她似乎是正在做仰卧起坐,又似乎在顽强地做挣扎,不愿像死人一样躺下去,想坐起来,拔腿离去。这怎么看得下去?我对在场的那么多活人如此慢怠死者极为不满,气愤地拔开人墙,蹲下身,准备帮她躺好一点。以我的经验,死人都是听活人摆布的,即使有个别死者不太好摆布,也不是不能摆布,只是需要多一点耐心。但当我在摆弄她时,却发现我所有的努力都难济于事,她的身体像石头一样硬,又硬又冰冷,我按下去了上半身,下半身随之翘得更高,按下去了下半身,上半身又翘得更高,好像我在玩耍一块跷跷板似的。与此同时,我又发现这具尸体还有一个骇人之处,就是她脸上、手上、脖子、脚踝等裸露的地方,绵绵地透出一种阴森森的乌色,乌青乌青,而且以此可以想像整个人都是乌青的。我们走了一路,昨天才分的手,我当然有印象,她肤色本来是很白嫩的(这一带的姑娘皮肤都很白很嫩,也许是富春江的水养人吧),想不到一夜间,生变成了死,连白嫩的皮肉的也变成了乌青,像这一夜她一直在用文火煮着,现在已经煮得烂熟,连颜色都变了,吃进了当归、黑豆等佐料的颜色,变成了一种乌骨鸡的颜色。一具乌青的尸体并不比一具弓着的、想坐起来的尸体不让人感到疹人。再仔细看,我还发现她的嘴角、鼻孔、耳朵等处都有成行的婉蜒的污迹。据她父亲说,这是血迹,只是因为乌了身子,所以看起来不像血迹,像污垢。我马上想到一个词:七窍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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