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畸人,是伟大的庄子为汉语贡献的一个名词。他认为这样的人,“畸于人而侔于天”;也就是说他们在人世间孤独无匹,却与天道完美契合。
我每每看见这个词,就想起故乡的莫逆之交老刘。在这个世界,我有幸结交过万千奇人,但是真正能当得起这个“畸人”称名的,似乎非他莫属。
最近的一次还乡,我们又坐到了一起。朋友们问我——为什么还不写老刘?我还没来得及回答,老刘自己便解释——他说要等我死了才写的,可是我偏生是个老不死的,看来诸位还得等了。
大家笑罢,我忽然内心涌出一丝歉疚和凄凉。难道我真的要到他坟前去焚稿,才能倾尽我们30年的交谊吗?我何不趁他健在,就给他朗读我积年的知遇和敬重呢?
是的,是朗读而不是给他看,他早已看不见我的文字了。他圆睁的双眼在这个世界始终像怒目金刚,可是却早已被黑暗遮蔽。他每天在孤老院里,拿着我的书去祈求那些识字的护理员读给他听,听着听着,那枯井般的眼眶就泉涌两行。
就是这样的一个睁眼瞎,每天却拒绝策杖;他独自像明眼人一样横行于闹市通衢,而且总要高唱着自己所谱的歌曲,旁若无人地行走在他的江湖生涯中。
二
1977年我还在利川高中读书时,便认识了老刘。但是那时他不认识我,那时他在广场的戏台上被反绑着示众,然后我们这些集合去参会的学生,惊骇地看着他被宣判为“现行反革命”,被判刑8年,然后被恐怖呼啸的刑车带到了省城监狱。
1981年我大学毕业回到小城,浮躁孟浪地成为一个薄有姓名的诗人。一日,我和文化局长刘湘松在书店闲转,正在翻看新到的《中国古典十大悲剧》。忽然一个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中年男人急匆匆闯来,近乎无礼地直接从我们手中夺过该书开始翻阅。他一边看目录,一边嘀咕——牡丹亭怎么也收进了悲剧?
刘湘松是儒雅富学的人,便搭腔道——这个在学界也有争议,可算悲喜剧吧。他一听我们的议论接近内行,立马回眸打量问道——两位高姓大名啊?我们眼见此人古怪,寒暄着自报家门;他突然双手各自紧拽我俩,高声笑道——神交已久,缘悭一面。未曾想今日邂逅,请两位务必到寒舍小坐。
我们赶紧模拟他的古旧声腔,回问阁下怎么称呼;他爽朗答曰在下刘镇西便是。我们都记起了这个小城著名的政治犯,想到初识不便登门,便委婉客气曰改日拜访云云。哪知他完全不由分说,直接强拉着我们跟他进入一个歪斜的木楼。
上得楼来,他家却柴门深锁,我们又急忙托故说下次下次。他哪里肯听,直接将我们按进邻居的椅子,说他去去便来。只听他在院子里喊了几声老妻,便去敲隔壁一家的门借斧头。我们像遇见强人打劫一般,急忙出去拉住他说,千万别如此,我们改日一定再来。他已然利器在手,口中念念有词曰——幸有嘉宾至,何妨破门入。手起刀落,门锁已被他砍成两截。就这样,我们在他不足十平方米的暗室,杯茶订交,成了今生头颅相许的朋友。
三
老刘似乎是一个始终活在古代的人。他无论言谈举止,处处都透着古风。上面那些对话,外人以为我乃虚构明清小说的口吻,殊不知利川的百姓,但凡接近过老刘的人,皆知我所言非虚。
那时的他约略40多岁,皮肤黝黑,额上皱纹深刻如横写的川字。浓密的眉毛几乎要连接在一起,下面是一副宽边的高度近视眼镜。他自嘲说根据古代相术,他就是天生的苦相。我看他的形貌,不需要懂麻衣柳庄,那也是绝对可以看得出的悲苦。
那时他刚刚平反提前出狱,原本没有工作,故而也不存在补偿工资一说,三年多的深牢大狱那算是白坐了。问起案由,则才知道其中的荒诞。原来他早在1958年,就因同情“右派”乱说反动言论,曾经被劳教过三年。“两劳”人员在当时的中国,属于“地富反坏右”之中的坏分子一角,属于要永远监督惩罚的对象。
但凡国家有大事,基层政权都要集中这些“五类分子”学习训话,观察反应。1976年的打倒“四人帮”,自然是审看这些所谓反动派的最好时机。他被叫到了城关镇政府,问他对这一事件的看法。老刘一生耿介磊落,反问主官是要听真话还是假话。主官一向反感其桀骜不驯,自然窃喜说要听真话。他说——那你等我回去把后事安排一下,马上就来回答。
老刘回家收拾一床薄被(那时坐牢是要自带被子的),妻问他干吗,他说明缘由——要去镇上讲真话,肯定就会坐牢。他把妻女托付给一家朋友看顾,妻是文盲,抱着他的腿哭泣不放,哀求他不要去管什么国家的闲事。他是那种绝不屈服和畏惧的人,还是悲风扑面地走向了衙门。
他对那些主官慷慨激昂地说——“四人帮”固然是“极左”,但华国锋也是“极左”出身。但凡了解他在湘潭地委书记任上的作为,以及“文革”中的火箭突起,就可以断定……
此番高论在当时自然石破天惊,很快便获刑8年。求仁得仁,于他而言不过是换一个碗吃饭。但是历史却很快证明了他的预言,于是他得以提前解脱桎梏。此后,他重操旧业,靠在搪瓷碗盆上烧字养活妻女。
四
烧字这一手艺,在今天已然绝迹。那时各个单位学校食堂,多是使用统一的搪瓷碗盆,为了防止被人偷窃,往往便要烧上某某食堂几个字做记号。学校毕业生或军队转业者,也都喜欢发一个某某纪念的碗盆。于是,操此手艺者就能勉强求食。
烧字的工序是先用一种红色的瓷粉矿物质,在器皿上书法,然后再用高压煤油喷灯,像氧焊一样把那些字融进器皿,冷却之后就再也洗刷不掉了。但是一个单位烧过了,基本永远不会再有需要。也因此这一手艺者,注定要在各地流浪乞食。我认识老刘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背着一个简单的木头工具箱,走遍了二十几个省的无数县镇。
他和那些江湖手艺人唯一的不同是,他的工具箱里永远放着《楚辞》。那些异乡的青灯雨夜,屈子的骚赋一直伴随着他的自我放逐。没有人相信这个衣衫落拓的苦命人,竟然是《楚辞》的横流倒背者,且更是楚辞古韵和名物的民间研究者。
他的生涯便是这样越走越远的,赚来一点钱,路上便邮寄给妻子,自己只留下到下一站的车票。每半年左右回来一次,休息十天半月就又要上路。每次倦游归来,首先便要到我处小坐,谈谈在路上的故事,以及沿途见闻的国家走向。
他比我大二十几岁,萧条异代,我们却成了山城最密切的忘年之交。那时的小城多雨而寂寥,冬天往往深雪覆盖。他在许多个夜晚踏雪而来,在我的斗室围炉长话;我第一次看见一个江湖老男人,读完我的《致毛泽东》而掩面恸哭。他的青春在毛时代毁灭殆尽,内心的苦楚无人可诉,我则是他唯一信托的兄弟。
我也常去他的陋室看他,他是著名的围棋迷,在我们那边远小城,那时熟稔这种玩意儿的不多几人。因此全县的棋赛,他也往往可以入围前三。有次我去,看见他正和一位老师手谈。他的妻子一会儿过来对他耳语——中午没米下锅了,要他去找人借米。他入棋正深,挥手不语。妻子眼看断炊,又来高声催促,希望对手封盘,下午再战。对手尴尬起身,却被老刘一把按住,只好接着迎战。其妻再也按捺不住,一把掀翻棋盘;老刘恼羞成怒,几乎要动手,终也还是被我劝住。我才知道他家的日子,竟然窘迫至此。
次日,老刘来我这羞涩地借钱,他说只要五块钱,够他上路的车票即可。我要多给,他却坚持不要。我只好将吃不完的粮票塞给了他,看他摸索着远行他乡。
五
老刘的妻子叫桂枝,我们没大没小地也就直叫老嫂子。嫂子也是那种苦相的人,没有工作,独自带着一个上小学的女儿,每天依门守候着老刘的挂号信——那是他们母女赖以存活的唯一指望。
偶尔我会看见嫂子在街边嗑瓜子,年轻的我好恶分明,想到老刘终年流浪的辛苦和谋生的艰难,便有些郁郁不乐,觉得她不该这样好吃零食。
一次老刘归来,沉重地找我诉说——想要离婚。说这个女人太不理解他了,唯一的一点读书下棋爱好都要被剥夺。那时的我真是不谙世事,立马就表示支持,而且说这个女人太拖累他,希望他早日解脱。
老刘似乎找到了他最在乎的动力,仿佛下定了决心一般出门而去。几天之后,他又颓丧地来了,我以为他已经办完手续。哪知他沉痛地对我说——我不离了。我询之,他这才告诉我,关于他的婚姻与爱情——
老刘十几岁就被劳教,出来之后戴着“坏分子”的帽子,自然没有人敢嫁他。那时的他靠当泥瓦工在建筑队糊口,整个青春期完全与女人无缘。到了1975年左右,终于有媒人说合,给他介绍了现在的妻子。媒人只说是乡下农妇,守寡带着一个女孩,且女孩还是婆家在喂养。老刘正当年,却又寒促逼人,如何可以挑剔对方的条件,两人很快就结合了。
婚后未几,妻子告诉他自己已经结扎,再也不能生育。女儿是送给别家的,病了需要救治。老刘虽然有些憋屈,但立刻就答应把女儿接回来喂养。就这样,一个弱小的生命,被老刘抚育到那时。
老刘泪眼蒙眬地对我说——我不能离,离了后这个孩子就失去了生活,肯定不是死就是被卖出去。她虽然不是我的亲生孩子,可是我把她养大,就是养个猫狗,那也养出了感情。再说这孩子心地善良,对我如亲父,我岂能看着她被遗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