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在两省推行轻税养民政策,上疏请将赋税减半,并开官仓济民,“以每岁三月,令州府县报缺食下户,随分支给。先菽秫,次黍麦,次稻粱。俟秋成偿官,而免其老疾及贫不能偿者”。如果该州县长官任期届满,“而预备粮储未完者,不得离任”。遇上荒年,他发动地方富户赈济灾民,分捐粮数目免除徭役、建坊赠匾、给予冠带等,同时还派人到湖广等地收购米粮,贮存官仓,以备荒年之需。
正统十年(1445年),山东、陕西等地又遭遇灾荒,20万灾民逃难进入河南、山西,抢夺杀人之事经常发生,社会动荡不安。于谦一方面奏请将官仓存粮降价出卖,一方面将流民编成里甲,新立乡都,或者编入当地乡籍,前后共编入十余万户。同时,又分给流民耕地、耕牛、粮种,使流民得以安居生产。这一举措,有效安置了流民,社会重新安定。于谦还减少商贾的税费,请罢除了徐州、济宁、南京等地的船料征钞,由60贯减为20贯,又减为15贯,深受商贾欢迎。
在任期间,于谦奔波于开封、太原之间,常常是冬春在开封、夏秋在太原,不辞劳苦,深得百姓拥戴,史书上说甚至连盗贼都敬服他的威望。此外,于谦还善于断决冤狱,百姓有冤屈可直接到巡抚衙门申诉。于谦亲自审理,公正决断,因此有人称颂其为“于龙图”、“于青天”。
于谦的政绩得到了朝廷和百姓的一致认可。他的谏议和奏疏切合百姓利益和实际,得到了当时的内阁###杨士奇、杨荣、杨溥的赞赏。于谦做巡抚19年,清廉贫苦,人称其“食不重味、衣不重裘、乡庐数椽仅蔽风雨,薄田数亩,才供饘粥”。他脾性刚直,不馈赠权要,更不结党营私,太监王振在正统七年后逐渐肆意妄为,招权纳贿,势焰嚣张。朝廷百官纷纷向他行贿送礼,京外官员进京也多带金银礼物送呈。于谦却故作不知,每次入京奏事也不去拜见。有人劝他即便不进献金银财宝,也应该带些地方上的土特产进献,以让王振对他有好感以便于提拔。于谦揶揄讽刺道:“带有清风。”并专门作诗一首:“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说短长。”就此留下了“两袖清风”的佳话。
正统十年,于谦爱妻董氏病逝,于谦时年48岁,此后既不再娶也不置妾,只忙于公务,常常夜不归宿,在生活上,简朴持家,十分清贫。
于谦的清廉刚直,为民不辞辛苦,得到百姓的拥戴,威望甚高。但又因其屡屡上奏,不顾权贵利益,引起王振党羽的痛恨。正统十一年,于谦到京师奏事,推荐参政王来、孙原贞代替自己的职务。此前,有一个姓名和于谦相似的御史顶撞过王振。通政使李锡便逢迎王振的指使,弹劾于谦因长期未得到晋升而不满,擅自推举别人代替自己,把于谦投入监狱判了死刑。于谦被关在狱中三个月。后来,王振知道搞错了,把于谦放了出来,但降职为大理寺少卿。消息传开,山西、河南百姓数万人进京喊冤,请求释放于谦,两地的皇室藩王也请求让于谦继任两省巡抚。迫于压力,朝廷不得不释放于谦回原任。
于谦案 一(3)
正统十二年(1447年),于谦父亲病死于杭州,于谦即回乡丁忧,不久母亲又病死,复丁母忧。尚未服阙,朝廷即召其赴任。次年,于谦被调到北京任兵部左侍郎。
于谦案 二(1)
王振是有明一朝第一个专权祸国的宦官。他是蔚州(今河北蔚县)人,原是县学里的教谕,因见做县里教官没有前途,就自宫后入宫,因为识字被安排教习太子读书。太子朱祁镇此时尚幼,对老师既敬又怕,称王振为“先生”,及至做了皇帝后仍称王振为“先生”而不敢称名。王振此时也极尽心思,恩威并用,更让年幼的皇帝对其很是信任依赖,形影不离。
明初,开国君主朱元璋对宦官之害感触极深。为防止宦官预政,他规定宦官不许读书、不许带兵,又在宫门内铸造了三尺长的铁牌,写“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其后,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其宦官给他提供了不少军事情报,宦官因此逐渐受到重视,可以读书识字,开始参与军政大事。其后,朝廷又派出宦官出使、监军,更设立了特务机构“东厂”,授权宦官搜捕违逆官吏,为他们预政乱权埋下了伏笔。因地位上升,宦官从此时开始被称为“太监”。英宗朱祁镇即位后,王振被任命为司礼监。宫廷宦官分为24衙门,职掌皇宫各项事务,其中以司礼监最为重要。司礼监掌管皇宫里的一切礼仪、衣食以及管理当差、听事等杂役,最重要的是替皇帝管理大臣奏章,代皇帝批答公文,又称“批红”。批答奏章一般由皇帝口述,司礼监秉笔记录,然后交给内阁诏发。王振入主司礼监后,肆意歪曲篡改旨意,使皇权旁落,皇帝被架空。宦官们羽翼渐丰,宦官专权的局面逐渐形成。
英宗即位时尚年幼,大权由太皇太后张氏掌握。张氏重用四朝###“三杨”辅政,王振还不敢太过放肆。
但随着“三杨”或去世或隐退以及张太后于正统七年的去世,王振变得肆无忌惮起来。他先是派人拔掉了那块树了数十年的铁牌,继而开始玩弄权术,广受贿赂,徇私舞弊,打压正直官吏,树党结朋,权倾朝野。年幼的英宗却对这个幼年的“严师”极为依赖,几乎片刻不离。正统六年末,英宗大宴文武百官。按明制,宦官不能参加这种宴会。英宗挂念王振,觉得茫然若失,宴会中间派人前去探视。王振怒气正盛,叫嚣:“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把自己比作辅佐周成王的周公。使臣赶紧回报,英宗不仅不以为忤,反觉得亏待了老师,急忙下令开东华门迎王振入宴。王振气昂昂地步入大厅,文武百官望风跪拜。王振的嚣张气焰可见一斑。
王振公开树党,去除异己。讨好王振者迅即高升,违抗者则罹惨祸。工部尚书王卺不能屈意王振,被劾致仕;翰林院侍讲刘球颇有威望,上疏请削内臣权力,被逮害死狱中;监察御史李俨弹劾王振见皇帝不跪,被谪戍铁岭;大理寺少卿薛瑄与王振同里,因骂自己家里的宦官被王振听到,王振以他责骂同类,将其免职归乡;祭酒李时勉也以不迎合王振被劾,戴枷示众。对于自己的亲信,王振极力提拔。他的两个侄子,一个升为锦衣卫指挥同知,一个升为指挥佥事,其他宗亲也得以提升。很多朝臣阿谀奉承,蝇聚周围。工部郎中王佑天生没有胡须,王振问他:“王侍郎何以无须?”王佑竟答:“老爷所无,儿安敢有?”摇尾乞怜,媚态十足。不久,王佑被提拔为工部侍郎。其他官员见此,也纷纷剔去胡须,以此邀宠。
此外,王振还贪财喜功。他带头破坏边防屯田制度,指使太监、亲王、将官侵占士卒和百姓的屯田为私田,并随意役使士兵。王振本人在家乡蔚县囤积了4000余亩田地。士兵没有屯田,却仍要缴纳粮税,多服徭役,不堪忍受,纷纷逃亡,国家北部边防力量日益削弱。同时,王振还鼓动对广西瑶族用兵,三征麓川,劳师伤财,国家难以安定。又兼英宗对其宠爱有加,百依百顺,王振肆无忌惮,势力日益膨胀。
与明朝的政治黑暗、国力日衰相反,北方蒙古族的瓦剌部在此时强大起来。瓦剌是北元部众的一支。元顺帝被朱元璋的北伐军驱逐出中原和大都,退到内蒙古达尔泊一带,史称北元。他们企图恢复元朝统治,和明朝争斗不断,但势力有限,且逐渐消弱。建文四年(1402年),鞑靼部酋长鬼力赤篡位,称鞑靼可汗,北元灭亡。此后,蒙古各部纷争更加激烈。其西北的瓦剌部在首领猛可帖木儿的带领下攻击鬼力赤,一举毙之,与明朝、鞑靼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明成祖朱棣数次率军亲征鞑靼,取得了几次胜利,鞑靼日渐没落。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在第五次亲征返回途中驾崩。瓦剌部在首领脱懽的带领下乘机击败鞑靼,统一蒙古部落,势力大增。脱懽迫于内部压力,暂立鞑靼部元朝皇族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实权却由自己掌握。正统四年(1439年),脱懽死,其子也先继位,操控瓦剌和鞑靼两部落大权,势力东起松花江流域,西达巴尔喀什湖,北连西伯利亚,南逼明边境线长城。明朝北方形成了“两虏合一,势益强盛”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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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案 二(2)
瓦剌和明朝边境原有马市交易。作为游牧民族,瓦剌的农业、手工业极不发达,日用品和手工用品匮乏,仅靠马市交易不能满足需求。永乐年间,瓦剌又开始了朝贡,向明朝进贡驼马兽皮之物。明朝为体现天恩浩荡,往往按贡使人头和所供货物予以赏赐。瓦剌见有利可图,就逐渐增多使团人数,甚至虚报人数以多领赏赐。按原制,瓦剌每年到北京的贡使不得超过50人,而到正统时已动辄上千人,不仅沿途州府要供应食物,且多有不法分子抢夺滋事。明朝苦不堪言。正统十四年(1449年),也先遣贡使2000人到京贡马,却诈称3000人。王振非常生气,叫礼部按照实际贡使人数给赏,同时又以瓦剌所贡为驽马为由,削减马价的五分之四,将瓦剌使团驱逐出境。
也先闻讯大怒,借口明朝失信,于是年七月兵分四路,大举入寇。明军常年边防松弛,仓猝应战,自然连遭败绩,不几日就失掉了几座城池,边报紧急。王振为请功弄权,耀武扬威,力劝英宗亲征:“我朝以马上得天下,太祖太宗悉亲经战阵,皇上春秋鼎盛,年方力强,何不上法祖宗?”明太祖朱元璋、太宗朱棣、宣宗朱瞻基都曾御驾亲征,并取得了辉煌胜利。英宗年轻好奇,即召集群臣动议。兵部尚书邝野、吏部尚书王直、侍郎于谦等百官力谏六师不宜轻出。但英宗受王振怂恿,一心效仿曾祖朱棣五次亲征鞑靼的壮举,对群臣疏奏一概不听。最后,命御弟郕王朱祁钰留守北京代理国事,侍郎于谦代理兵部事权,两天内调动精兵50万,备好衣物粮草,御驾亲征。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野、户部尚书王佐及内阁大学士曹鼐、张益等扈驾随征。七月十六日,50万大军浩浩荡荡誓师出征。王振掌握全部大权,跟随英宗左右。大军十九日过居庸关,二十三日抵达宣府(今山西宣化)。
因出兵仓促,筹备不足,队伍绵延数十里,未到大同粮草已见匮乏,前锋屡战屡败。又加连日阴雨,将士饥寒交迫,疲惫不堪,死尸盈路。诸随军大臣屡言驻扎或者退兵,俱遭驳斥。王振耀武扬威、趾高气扬,独断专行,听不进边将的谏言。兵部尚书邝野、户部尚书王佐甚至被罚跪在草丛中,直至日暮才准许起来。
此时,瓦剌军已经攻入长城,左参将都督石亨、总兵官朱冕等率军抵抗,全军溃败,朱冕阵亡,仅石亨一人逃回北京。王振孤注一掷,仍一味往北进发。八月初一日,英宗大军抵达大同,前线败报纷至沓来,人心惶惶。王振此时方露怯意,与另一位太监郭敬秘商退兵。初三日,下令班师。王振祖籍蔚州,想让皇帝退兵时御驾临幸其第,以向乡族炫耀,就命令大军取道紫荆关撤军,向蔚州开拔。走了40余里后,王振忽然担心众多士兵经过家乡时会踏坏其庄稼,就紧急命令大军调转方向,改道宣府。
也先得知英宗退兵,率军火速追击。明军先西后东,迂回反复,耽搁了不少时间,很快被也先军追上。明军前锋迎战,军心动荡,数将战死,只能且战且退。十三日,英宗退到土木堡,距明军重镇怀来城仅20里,因等候王振的千余辆辎重车,暂停行进,夜间驻扎堡上。兵部尚书邝野屡奏进驻怀来,派人断后,王振勃然大怒,喝斥:“腐儒安知兵事,再言者死。”邝野慷慨激昂答曰:“为国为民,死何惧哉?”王振气急败坏,将邝野轰出门外。大军遂驻扎土木堡,瓦剌军迅即包围整个土木堡。
十四日清晨,瓦剌军四面合围,准备困死明军。土木堡地势较高,明军掘地二丈仍不见水,军士饥渴难耐,人心惶惶。堡南15里外有河,已被瓦剌军占据。朱祁镇心知不能坐以待毙,派使讲和,也先假意答应,佯装后退,王振不知是计,下令军士将营帐移到河边。士兵争先恐后,乱作一团,也先乘机挥师猛攻,明军弃甲曳兵,四处逃窜,霎时间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乱军之中,英国公张辅、尚书邝野、王佐、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丁铉等五十余位高官战死。英宗见突围无望,扈驾诸臣死逃殆尽,索性盘膝面向东南而坐,静待敌兵。瓦剌军冲到跟前,见此人神态服饰不同于他人,送交瓦剌军指挥赛利王。赛利王也疑惑不能断,经也先辨认,方知是明朝皇帝。此前,护卫将军樊忠在乱军中见王振抱头鼠窜,大喝:“我为天下诛此奸贼!”用铁锤一锤击死王振,奋力杀敌十余人,英勇殉身。此一战,明军50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
于谦案 二(3)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
于谦案 三(1)
英宗被俘的消息是被逃回的伤兵残卒逐渐带到北京的。开始时很多人根本不信,后来见伤兵越来越多,才确信英宗已经被俘。京师大震。朝廷众官一片恐慌,聚集在殿廷上嚎啕大哭。皇太后和留守的郕王朱祁钰急召大臣朝议。皇太后孙氏和皇后钱氏营救英宗心切,密令取出宫中大量金银珠宝,用八匹马车拉着,由太监送到居庸关的瓦剌营中。
也先留下赎金,却不放英宗。当时,瓦剌内部对如何处置英宗也产生了争论,有的人主张将英宗就地斩首以泄大恨,有的主张俘虏明朝一国之君,奇货可居,可以向明朝要挟。也先则主张趁明朝国内无主,大举进兵,一举击溃明朝。他说服诸将,将英宗押到其弟伯颜帖木儿营中看押,自己准备率军进攻明朝首都北京。
在北京,人们忧心的不仅仅是英宗的安全问题,有识之士更担忧北京乃至大明王朝的存亡。历史上,皇帝亲征被围的也不是没有,如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在白登山七天七夜,隋炀帝杨广被突厥围困雁门山整整一月,但这两次都不至于对国家存亡造成太大威胁,一是其军队的精锐尚在,二是其首都长安距前线上千里,敌人难以瞬息攻到。然而此次英宗被俘却非同以往,其一,英宗所率50万大军是明朝军队的全部精锐,京师只留有老兵残将,没有什么战斗力;其二,明朝的首都北京距长城仅一步之遥,敌军奔袭一夜即可兵临城下。明成祖朱棣将都城由南京迁往北京,就是想抵制蒙古兵的进攻,北京存亡关系国家存亡。北京一旦不保,明朝将轰然倒塌,即便不亡国,也至少失去一半江山。
此时,从土木堡逃回的士兵越来越多,他们极力渲染瓦剌军的强悍凶残。京师此时老弱病残士兵不足10万,兵器盔甲也严重缺乏。恐惧气息笼罩整个北京,不少大户开始将家产南迁。京城一片混乱。
英宗的长子朱见深年仅3岁,根本不可能预政。十八日朝议时,翰林院侍讲徐珵进言道:“吾夜观天象,天命南移。京师疲卒羸马不足十万,何以抵挡?愚意不若南迁。”此言一出,群臣大哗。兵部右侍郎于谦挺身而出,厉声斥责:“倡议南迁者当斩!京师乃天下之根本,一动大事去矣。北宋南渡,可为殷鉴!请速召勤王兵,誓死固守。”这一提议立刻得到不少大臣的赞赏,以于谦为首,商辂、王竑、彭时、吴宁等主战派占了上风。朱祁钰、皇太后诏告天下,由郕王朱祁钰监国,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