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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存日记中的爱国者（第2页）

今日消息骤变。宋哲元态度忽变，通电抗敌。

是日北方传来消息更奇怪，我军夺回丰台、廊坊、通县。傍晚南京人民有放鞭炮庆祝战捷的！

到了29日，才知道真相是：

早起始知北京事骤变，宋哲元全部退出，北平事交给张自忠维持。昨日南、北、西苑俱惨败！

到美国大使馆赴Johnson约谈。

到华寅生家吃午饭，见着Michon。

下午美大使馆参赞Peck来。

友人来谈者甚多。

与慰慈、驭万、蒋、梅诸位到Galfclub小坐，到老万全吃饭。

这一天，北方将士赵登禹等战死。日本兵舰炮轰塘沽，并用飞机和大炮，摧毁了南开大学。南开大学的被毁，象征了日本向中国文化界点名宣战。

傅斯年要绝交

胡适南来参加庐山谈话会，他的心情，是未尝不主战的。七七以后第五天，他在《独立评论》的“编辑后记”里，表示对“卢案”的意见：

此事开展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得而知。在此际我们只愿表明我们的态度与决心：我们必须抵抗，如地方当局所表示，敌方再不速停射击，我们唯有准备大牺牲！并且我希望无论作战与交涉，全要听命于中央！

再过了六天，7月18号，他在“编辑后记”里进一步重申：

卢沟桥事件很少可以无条件地当为地方事件解决的可能，我们须有大规模的准备。这次我们不能有所割让，如此则又回到两年前的局面了，那还了得！

看了胡适这种“必须抵抗”“不能有所割让”的言论，我们若比照他几年来的“不主战”态度，发现颇有研究的价值。

胡适为人，理智而冷静，温源宁在《文人画像》里描绘：“在他呵呵的笑声中，及他坦白的眼光中，我们看不见他的灵魂深处。他不像志摩，不会有沉痛的悲哀与热狂的情绪。”胡适这种性格，远在他青年留美时候，就定型了。他那时候，就提倡“理智的爱国主义”。日本在1915年，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留美学生就纷纷主战，“对日作战！必要的话，就战至亡国灭种！”胡适忍不住站出来，劝告这些未经深思熟虑的隔海主战派。他说：“你们说中国有‘百万雄师’，百万雄师在哪儿？中国能战的部队只有十二万，装备还不行，海军只有一条排水量四千三百吨的三级巡洋舰，拿什么同日本打？打仗要讲实力，用只手挽狂澜，算不得勇敢：以卵击石，更不算英雄，若有人真要逞一时之快，把国家带到比利时亡国的覆辙，这种人，不但错爱了国，并且还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胡适的理智的爱国主义，在当时被朋友臭骂，骂做“汉奸”。但胡适是“哪有先生不说话”的，他在举国滔滔的时候独持异议，并且冷静地苦口婆心地表达出异议，不论内容对不对，基本上，却是一种心智真诚，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勇。

胡适回国以后，中国、日本的和战问题，一直在山重水复中演变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局面愈来愈恶化，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等创办《独立评论》，希望书生论政，“在那个无可如何的局势里，认为还可以为国家尽一点点力。”

《独立评论》的特色之一是，创办人“并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所以尽管有激烈的辩争，我们总觉得这种讨论是有益的。”

开场白固然说得很好，实行起来，倒也颇不容易。“激烈的辩争”引起多次的对立：武力统一问题上，胡适与蒋廷黻对立；民主独裁问题上，胡适与丁文江对立；对日和战问题上，胡适与傅斯年对立。对日本，傅斯年主张宁为玉碎主义，但胡适力持慎重。二十二年（1933）“塘沽协定”，傅斯年极表反对，胡适却认为“1871年法国割地两省给普鲁士，过了四十八年，才收回失地”。“国家的生命是千年万年的生命”，“我们也许应该准备等候四十八年，在一个国家的千万年生命上，四五年或四五十年算得什么？”

不料胡适的持重，惹火了他的学生傅斯年，傅斯年吵着绝交，要退出独立评论社！胡适很感意外。于是丁文江出来，写长信劝傅大炮，才算稳住师生之情。

理智的爱国主义

胡适的理智而冷静性格，形成了他做人做事做文章的基础，他认为大丈夫的条件，除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外，还得加上一条——“时髦不能动”。光赶时髦是不成的，要先通得过自己理智而冷静的判断才成，得先通过自己内心这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