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是空前惨烈而且匪夷所思的。多米尼兹少校说,就在此前几天,他们抓获一个自杀式爆炸未遂者,在审问他时,每隔一段时间,他肚子里都会传出“呱呱”几声响,又不大像肠胃活动的声音。大家很奇怪,后来一查才明白,原来这名嫌疑人将手机吞到肚子里了。
还有,就在前几天,以色列警方在一座牢房的洗衣机里,竟然发现了一件炸弹背心,里面炸弹、导线一应俱全。这足可见巴勒斯坦人在狱中的能量。
作为以色列最神秘的地方之一,我们无法知道监狱中较量的各种细节。但可以断定,在监狱中,还有类似的爆炸品和更多的刀具。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几乎每年都有“恐怖分子”越狱或暴动的新闻。
一位以色列狱警说,他想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不惜粉身碎骨,去干这种伤害平民的暴力事件。
“他们都是疯子,丧失了人性”,而且顽固不化。这是他的结论。
插翅难飞的牢狱中,不能泯灭的家庭思念
作为记者,我早听到这样的传闻,就在哈代林监狱附近,还有一个秘密监狱,那才是真正的“人间地狱”,所关押的都是以色列认为的最顽固分子。当然,我们是不可能进入的。
我们所参观的哈代林监狱显然是一个“样板工程”。据监狱官员称,这里囚犯每天有四个小时的放风时间。
我们去时正值中午,监狱方面特地安排我们来到一个狱警办公室,透过铁栏杆窗户,窥视下面正在放风的囚犯。
放风的庭院不大,也就在四五十平方米左右,最右侧是一张乒乓球桌,两个囚犯打着球。其他人则是不停地走动,走几步到头,然后返回来继续走……我们无法听到他们之间的聊天,远远地看着,就仿佛是看钟摆一样不停地晃动。
庭院顶上,被细密的铁丝像网一样包住,周围还有身着防弹衣的持枪狱警监视。可以说插翅难飞。在我们强烈要求下,监狱方面最后特地开放一个牢房,让我们进去参观。为避免意外,牢房中的犯人事先被隔离。我们去时,就是一个空荡荡的房间。
牢房很小,共约5…6平方米,三张小床挤在一起,其中两张是上下铺。牢房内,还有一个约一平方米的小卫生间,抽水马桶和水池都是不锈钢制作,没有任何棱角或多出的东西。显然,这是防止囚犯自裁或制作非法工具。
每个犯人的床头,都贴有家人的照片,最多的是小孩:幼稚的小脸,纯真的笑容。在左侧床铺旁边,三张孩子照片错落排开,一张用红碎纸精心地围起,另一张上面还特意贴了一支火红的葵花。
从旁边一本摩挲的发毛发黄的书来看,犯人在这个监牢上已呆了很长的时间。一位狱警说,很可能在有生之年,这位犯人将无法走出监狱。
历史的积怨、民族的仇恨,制造了多少生离死别、人间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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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没有硝烟的第二条战线(1)
风向标仍在飘动,官邸却已是残破不堪,这幢是阿拉法特住的办公室
我曾不止一次接到以色列政府发来的信件:以色列将驱逐数百个带有偏见的记者。我不害怕,因为我相信我的报道非常公允,以新闻办主任对我也很熟悉。但这并不能避免以色列和中国媒体发生正面冲突,一位中国记者的批评文章被以色列严重抗议,一名中国女记者遭以色列驱逐。但拿记者撒气,沙龙正在走入误区。
我收到以色列要驱逐记者的威胁信
2003年9月的最后几天,我正在约旦河西岸,在拉姆安拉一片废墟的阿拉法特官邸采访。官邸的大门早已被以色列的坦克碾碎,我们可以随便进入。我特别喜欢清晨走进官邸,这时四面一片寂静,朝阳洒在弹痕累累的官邸大楼上,变成一种淡黄色,配上旁边被炸碎的残渣裂片,仿佛是一张经过岁月沧桑的老照片。
就在十来天前,这些大楼都还是完整的,一如耶路撒冷的石头房子;但随着又一轮冲突的升级,以色列军队全面挺进拉姆安拉,阿拉法特官邸成了沙龙发泄愤怒的地方,即使是阿拉法特本人住的大楼,都未能幸免,大部分已成了废墟。许多地方,依然可见斑斑血迹。
早晨很清凉,巴勒斯坦士兵面无表情地看着我拍照。阿拉法特或许已经睡着。我不知道。
看来以色列现在还不会继续动手。我回到附近的一家巴勒斯坦人小饭店,查看自己的电子邮件,蓦地发现以色列新闻办发来的一个态度非常强硬的邮件:有些记者歪曲事实,对以色列进行“妖魔化”,以色列将采取自卫措施,准备驱逐600名记者。
虽然我在阿拉法特官邸,但我不害怕,因为我自认为自己的报道非常公允,虽然有强烈抨击以色列的地方,但它有时就是强权,就是侵略,这是任何一个明了世界局势的人都不能回避的。
另外,作为一个很普通的小记者,我似乎还没重要到让以色列如此待遇的地步,尽管我们私下在谈话里也常开玩笑称:不要多说话,摩萨德肯定在你身边安装了窃听器。
一位在以色列的中国朋友曾告诉我这样的故事:他们有一次在房间内大发牢骚,说缺少毛巾,非常不方便,并以此上升到对犹太人和以色列的批评,当然,其中也不会有好话。第二天,服务员竟然将毛巾送了过来。据此,他们认为,房间内肯定有窃听设备。
类似的故事好象在中国人描写的朝鲜、外国人描写的中国听到过。这仅仅是一种巧合还是确有其事,似乎都难以确定。但想想摩萨德的神出鬼没,现在又在他们的地盘上,什么事情没有了。
在我离任之时,以色列新闻办主任希曼和我通话表示问候,他一上来就谈到我也在国外的家人。我当时还奇怪,我不过是数千名在以色列记者中很普通的一个,我家人他又怎么知道呢?我的同事明大军说:像我们这些驻以色列记者家里的具体情况、生活习惯,他们肯定都了如指掌。
曾经有一段日子,我似乎也挺害怕这种监视器。但后来一想,这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至少自己作为一个记者,除了报道事件,当然因为身处媒体的缘故,会有一些取舍,但大方向上不可能有任何亏心事;另外,一旦有个入室抢劫犯罪问题,不用担心没有救援的人。
问了一下其他相识的记者,果然很多人都收到了这封信。但大家大都付诸一笑:以色列现在是狗急跳墙,动作也太小儿科了,如果驱逐一两个人,这还是可能的正常举动,但驱逐600个,以色列不是在自找没趣吗?估计连发出这个email的以色列官员自己都不会相信。
国际新闻必须遵从国际准则,在耶路撒冷报道新闻,我觉得最好的地方就是不比国内复杂的情况,没有太多条条框框,是怎样的事件就怎样作出报道!当然,也偶有政治原因对有些所谓“敏感”事件不作报道的。对以色列,我们该批评就批评;但对爆炸袭击,我们也同样给予人道同情。心中无鬼,自然不担心以色列真对你采取什么措施。
中国记者一篇文章,让以色列大为恼怒
这倒让我想起刚到以色列时听过的一件事,也是涉及中国记者的。这也可能是近年来,以色列政府与中国新闻媒体最正面的一次冲突。以至于我刚到以色列时,同事聂晓阳就跟我开玩笑:如果你在这里干得很出色,也没指望什么奖励;但如果你言辞辣一点,骂得狠一点,犹太人就会请你吃饭了。
吃饭?实质是把你约出来,给你谈谈他们认为你“犯的错误”。饭桌的东西是填不饱你的肚子的,饭桌上透着的一股杀气,你却是完全可以感觉的。当然也不是破口大骂,点到为止吧。但如果再犯,那可真对不起了!
说起这件事,还得追溯到2002年恼得沸沸扬扬的杰宁大屠杀事件。一位在中东呆了多年的老记者因为看不惯以色列对巴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