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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政委感动地说：“为人民群众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情，是我们份内的工作。人民群众这么看重我们，对部队是莫大的鞭策和鼓励啊！”

地委书记刘兴业面向墓群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抬起头，动情地说：“政委，部队做的哪是小事情啊？瞧瞧这些长眠在雪域高原的武警官兵，为了建设平安阿曲、和谐阿曲、小康阿曲，连命都献出来了，这是何等的胸怀和精神！在这里，我很负责任地说句话：阿曲支队是我们地委行署靠得住、用得上的过硬部队，是我们维稳处突和促进经济发展的‘王牌’。有他们在，地委行署和阿曲地区几十万农牧民群众永远放心！”

张政委回过头，看着罗一川和尼玛次仁，语重心长地说：“地委行署对你们评价很高啊，说明支队工作是有成绩的嘛。但是，你们不能翘尾巴。新官上任，要在总队党委和地委行署的正确领导下，弘扬牺牲奉献精神，克服困难，多谋善断，扎实打基础，规范抓落实，实现部队全面建设健康、协调发展，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执勤、维稳工作，让地委行署和阿曲人民更加放心，更加满意。”

罗一川和尼玛次仁昂首挺胸，异口同声地表决心：“请政委和地委行署领导放心，我们一定努力工作，不负厚望！”

张政委满意地点着头：“嗯，态度有了，接下来要看你们的行动。这几年，阿曲支队全面建设和完成任务的势头都不错，你们的目标不是保持，应该定在创新和发展上。要像这些烈士、壮士一样，不惮于牺牲一切、奉献一切。当然，我说的只是学习他们的精神。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理念，首要的是保证官兵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除非执行特殊任务非牺牲不可，否则，我不希望这里再添新坟！”

罗一川和尼玛次仁再次立正：“明白了，政委！”

张政委将目光重新放到墓群中，既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告诫大家，说：“记住这些英烈吧，不管岁月怎么改变，时代怎么发展，我们都没有权利忘记他们！”说完，他脱下大檐帽，低下头，向亡灵们默哀致敬。

张政委身后，在场的所有人都跟着默哀。一阵疾风呼啸而来，棉团似的雪花纷纷飘落，大家身上很快披满了白雪。

默哀完毕，张政委低声喝道：“取酒！”罗一川赶紧上前，拿起一瓶未开的酒，拧开盖子，双手递给张政委。张政委接过酒瓶，右手平举向前，酒瓶微倾，醇香的白酒便化成一道水柱，急不可待地投向地面那堆祭品的怀抱。

“敬你们上好的酒，走你们未走完的路。”扔掉酒瓶，张政委指了指地上的祭品，“这些东西，都烧给他们吧。”

罗一川急忙掏出打火机，但因为高原缺氧和狂风劲吹，掀了半天也没打燃。

殷兆宁和尼玛次仁见状，立即围拢过来，用大衣挡住狂风，小心翼翼地护着打火机。打火机好不容易有了火苗。罗一川慢慢将打火机移向浇满酒精的祭品。

堆放在地的香烟、哈达、香草和那两件藏式皮袍立即燃烧起来，连同那些肉制品上，也晃动着熊熊的火焰。

大家默默凝视着燃烧的祭品，火光映红了所有的面孔。

殷兆宁、罗一川和尼玛次仁蹲在火堆前，三张黝黑的面孔红得有些发亮，他们肩上的大校警衔和胸前的副师职资历章也发出耀眼的赤红。

远处，一阵悠扬的牧歌传来，随着火光一道，在雪风里摇曳飘荡。

火光中，罗一川、尼玛次仁和殷兆宁，当然，也许还有其他人，都仿佛看到了躺在坟堆里那些战友的音容笑貌，也看到了当年发生在那些战友和自己身上的故事，就像面对着一道电影屏幕一样……

第一章1　　罗一川的理想

二十多年前，罗一川还是一名中学生的时候，并没有树立手握钢枪保卫祖国的远大理想。有次开班会，班主任刘老师让大家畅谈人生壮志，很多男同学都激情满怀地表示，长大后要当科学家、解放军、警察、老师或者工人，而尤以想当解放军的同学所占比例最大。那时候，军装梦、英雄梦是整个社会——特别是男孩子们心中最无法割舍的情结。

轮到罗一川发言时，他无限憧憬地说，他的远大理想是当一名木匠。这个理想当场引起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当木匠算什么理想？嘁，还远大呢！柳树乡哪个村子都有几名木匠——会点手艺的农民，终究还是农民。

其实，罗一川的同学绝大部分属农民子弟，吃商品粮者仅有两位。农民子弟特有的自尊不允许城里人看不起农民。城里人若有了怠慢农民的言行，那对不起，通常情况下，人家连阐述理由的机会都不给你，就把你晾起来了。原本对你的羡慕往往会立即转变成对立、敌视，甚至是蔑视——城里人有什么了不起？连麦苗和韭菜都分不清！当然，这并不表示农民子弟真正发自内心地把农民看得多么伟大，真正发自内心地瞧不起城里人。实际上，他们一边小心地保护着农村人脆弱的尊严，一边又不由自主地放大了农村人面对城里人时的那份自卑。当农村籍同学聚在一起摆龙门阵时，大家心里真正期待的还是跳出农门当上城里人，那就不仅用不着每天背负太阳过山，还能三天两头地买回半斤八两猪肉打打牙祭。那日子，啧啧，充满油荤啊！可是，罗一川似乎连住楼房、逛马路、吃猪肉的梦想和勇气都没有，居然把当木匠视为人生理想，这不是笑柄又是什么？

罗一川没想到自己的远大理想如此缺乏市场，甚至没能赢得起码的理解和认同。他涨红了脸，争辩说：“你们的志向确实比我远大，比我上档次哈。但是，请大家想想，难道柳树乡初级中学以前毕业那些学生就没有这样的理想吗？我相信他们也有！可是，从这儿走出去的成千上万的学生中，有几个科学家，有几个解放军，又有几个工人呢？绝大多数人不都在种田吗？理想很美，很激动人心。但是，再美的理想，如果最终实现不了，那有个屁的意义！我屋里穷，一年半载沾不上油荤。有一次，家里请来木匠给爷爷做棺材，我妈硬是把下蛋的母鸡杀了款待人家，我爸裹上叶子烟，不停地递给木匠抽。棺材做好后，木匠还从我家背走了二十斤米和三十个鸡蛋，抵了工钱。从那以后，我就觉得当木匠很安逸、很神气、很‘港’，既受人尊重，也有好吃好喝，还能挣钱养家。我祝福你们都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哈，可我这辈子就只想当个木匠。”

罗一川一席话，引起了同学们的深思。是啊，每个人都有理想，可到头来究竟有多少人能把理想变成现实呢？科学家搞发明创造为整个人类谋幸福，解放军驻守边防线把侵略者挡在国门外，多美好、多光荣、多伟大的理想啊，可那都能实现吗？太难！太难了！人家罗一川知道天上的星星摘不下来，就不白花那个时间，不白仰那个头，也不在远隔星星说不清楚有多少光年的地面上白蹦高，干脆上山采点樱桃吃，既实在，又实惠。同学们这么想着，再看罗一川时，眼中的讥讽之色便慢慢褪去，取而代之的全是佩服和赞同。

班主任刘老师也被罗一川的话震撼了。自任教以来，他一直以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为己任。但是，那些空洞的理想真有存在价值吗？都说“有志者事竞成”，在这所初中校，几乎每位学生都揣着走出柳树乡的梦，可是，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还是以农民为主体。有志者众，成事者寡！惟一能让学校和老师聊以*的，不过是“为祖国培养了一批有文化、有知识的社会主义新农民”而已。然而，作为老师，职责和良心都不允许他让学生放弃理想——理想始终是引导人生之舟不断前行的航标和明灯，如果当年那些前辈和英烈们没有胸怀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革命理想，并为实现这一理想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能够翻身得解放、当家作主人吗？显然不能嘛！

“同学们，理想是应该也必须坚守的。远大的理想能够催人奋进。没有理想，别说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可能连撞一次钟的热情都会丧失。无论什么样的理想，都值得珍视，并需要我们为之付出巨大努力。”刘老师用赞赏和激励的眼神看着罗一川，继续对同学们说，“罗一川同学有当木匠的理想，那我们就祝愿他成为一个像鲁班一样出色的木匠。”话音刚落，教室里立即响起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这次班会以后，罗一川便获得了木匠的绰号。一些老师说到罗一川时，偶尔也会以“木匠”代称。罗一川坦然接受了这个绰号，并且心里颇为受用。尽管此木匠并非彼木匠，但对罗一川而言，也足以产生以假乱真的效果，至少，这个绰号让他提前进入了木匠的心理适应期或者叫精神享受期。

中考结束，罗一川没能迈进中专和中师的门坎，甚至连高中录取通知书也没盼到。这一来，他就顺理成章地具备了实现当木匠这一良好愿望的前提条件。但是，罗一川的父母并不甘心儿子一辈子只当个木匠。站在他们的立场看，不管怎么说，做城里人的父母始终要比做乡下木匠的父母光彩得多，有脸面得多，提神益气得多。哪怕儿子只是在城里清扫马路，那也叫环卫工人，敲钟吃饭，盖章领钱，治病能报销，退休有工资，比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修理地球强上何止十倍百倍？所以，当父亲把咬着牙、涎着脸四处借来的学费交给罗一川让他去复读，可罗一川竟然死活不接那钱，梗着脖子反复声明自己不想复读只想学木匠时，父亲忍了好久的一腔怒火终于暴发出来。他抓过一根棍子，暴喝一声：“老子整死你狗日的杂种！”便劈头盖脑地向心中的不肖子打将过去。没想到罗一川竟然不跑不躲，眼含泪水，嘴里却还振振有词地说，就是打死他，他也不去复读。儿子如此恶劣的态度，自然更加激怒了父亲，其后果是引得他手中的棍子雨点般地落在了罗一川身上。

与此同时，雨点般的棍子还落在了另一个地方，那就是罗一川母亲心上。母亲像一匹护犊子的母狼，哀嚎着大叫一声：“天哪，你要打死他啊？！”说着，就发疯似地扑过来，夺下父亲的棍子，把儿子拉进灶房，一边嗔怪他不听尊长劝导，一边睁着泪眼细细察看他满身的棍伤。独自留在屋外的父亲，扶着院子中间那棵碗口粗的桉树，喘了好半天粗气，仍然气得浑身打颤，双手发抖，嘴唇哆嗦。

那段时间，围绕复读初中和学木匠这个问题，罗一川同父亲的矛盾差不多上升到敌我之争的程度。父亲取攻势，骂哄骗诈，软硬兼施。儿子取守势，任尔东南西北风，我自岿然不动。几天下来，父亲始终没能让儿子的人生观和前途观有丝毫改变，受失败引发的严重郁闷情绪影响，饭吃不下，觉也睡不香。而那“狗日的败家子”，却成天没事儿似的，照吃照喝照睡，甚至睡得更久，喝得更甜，吃得更多。父亲越看越怀疑自己上辈子欠了罗一川的债，人家罗一川这辈子是找他讨债来了。这么想着，越发气得不行，却又无计可施，总不能一扁担把他撂翻，再扛到学校去吧？唉，儿大不由爹娘啊。罢罢罢，就当是偿还上辈子的欠债吧，随他去好了，学个木匠也算是门手艺，多少能捞点吃喝混个油盐钱啥的。

几天后，父亲用一壶高粱酒、一只大红公鸡和一斤上等叶子烟作为拜师礼，让罗一川拜在了柳树乡最好的老木匠张四海张师傅手下为徒。

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心要当木匠的罗一川果然颇具木匠天份，跟着师傅东家进、西家出的转了一年多，就对锯、砍、削、刨、锛、钉、装等技术了然于胸，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还通过看书自学，掌握了木工设计、油漆和装饰等更“尖端”的技艺。最初，四乡八邻总是对张师傅培养了这么一位高徒赞不绝口，慢慢的，那赞扬声中就没了张师傅的名号，只剩下对罗师傅的溢美之词。于是，便有乡邻绕过张师傅，单独来请罗师傅做木工活儿。

罗一川虽然木工技术日臻成熟，很快便超越了师傅，但他没有忘记“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古训，在师傅面前始终谦虚恭谨。遇有别人请他做活路，他总会及时赶到师傅家，禀报说某某托他恭请师傅，看师傅是否有时间接单。时间一长，张师傅看出了端倪，心里很是感动，觉得这徒弟真是乖巧懂事。可张师傅又不想沾徒弟的光，便告诉罗一川：“川娃子啊，你不要啥子活路都把师傅圈上。师傅老了，眼神和力气都退化了。能带出你这么个徒弟，师傅就心满意足了。从今天起，我退隐归山。以后，你接了活路，自己干，不用照顾师傅这张老脸。”

罗一川很是惶惑，连忙趋步上前，把纸烟递给师傅，帮着点燃，一脸真诚地说：“师傅，我永远是您徒弟。只要我接到活路，工钱就有师傅一份。”

张师傅笑了笑：“你有这份心就够了，我没出力咋个能要工钱？川娃子啊，好好干吧。”说完，便背起双手，迎着西沉的太阳默默走向远处。夕阳下，张师傅腰背已驼，步履蹒跚。一只狗紧跟在张师傅身后，牵着罗一川茫然的目光。直到张师傅的背影在一个拐弯处完全消失，罗一川才把眼睛收了回来。

罗一川的名气越来越大，连外乡一些人家置办红白喜事或者修房盖屋，凡有讲究的木工活儿，宁肯走上三四十里山路，也要请罗师傅前去“帮忙”。年轻的罗师傅享受着这份尊崇，享受着乡邻们目光中或浓或淡的肯定和讨好，个子渐高，腰腿渐壮，声带渐粗，胡茬渐硬，眼看就从细嫩小娃儿长成了英俊小伙子。四邻八乡的姑娘们面对罗一川时，眼神越来越不自然，越来越不坦然，下意识地就揉进了羞涩，揉进了忸怩，揉进了亮光，也揉进了神往。

这时候，罗一川考上高中的同学都已毕业，普遍返回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广阔天地，拿起锄头一招一式地学起了战天斗地建设美好家园的“热门专业”。罗一川的父母似乎忘记了他们当年强烈反对罗一川学木匠那档子事情，每逢有人一边给罗老太爷递叶子烟，一边关切地询问“你们家罗师傅最近忙得很哈”时，罗老太爷总会显出一脸无奈和不屑：“他也没得办法啊，找他的人太多了。一天到晚不落屋，也不晓得在忙些啥子狗屁活路！”这么说时，罗老太爷就显出一种谦逊和低调。其实，那胸腔里往往正怒放着一朵朵心花。

在一家家雇主的热情款待中，罗一川学会了喝酒，也学会了抽烟。不过，他从不沾需裹了抽且极炝人的叶子烟。他只抽一毛六分钱一包的“月月红”。白色的纸烟后面长出一截暗黄色的过滤嘴，那过滤嘴在嘴边晃着，身份、地位和档次便都不言而喻地显露了出来。

罗一川不仅自己抽“月月红”，还时不时地给师傅送去一条，捎带着再送些茶叶、挂面、白糖、花生之类东西，有时候甚至是一块让人眼馋的宝肋肉、坐墩肉或者一壶高粱酒。师傅每次都叮嘱罗一川：“你看你，来就来嘛，还弄得这么客气干啥子？下次来不要拿东西了哈！”罗一川恭敬地应承道：“好好，下次不拿了。”可真到了下次，他照样两手不空地往师傅家跑。有时候，师傅酒喝到兴头上，会当着罗一川的面，对自己的人生和罗一川作些讲评。他一边擦拭沾了酒菜的嘴唇和胡须，一边频发感慨：“我这辈子啊，带了十几个徒弟，你川娃子是最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