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给的东西,接到的人都没有什么反感。就算是不识字,还能用它包东西不是。略识几个字的人更喜欢,因为那上面的东西大都能读得懂。他们平日会的那几个字,也能磕磕碰碰地读懂不说,念给身边的人听,得到大家敬佩的目光,自觉脸上有光。下次不用那些小乞们递,自己就远远地让送一份过来。
而那些正经的读书人,也愿意看看知名儒生所著诗文,聚到一起时不时地讨论一番。要是有人不知道报纸上最新的文章,会让大家共同鄙视,认为此人孤陋寡闻。所以好些学子与读书人,自然要每天早早地把当日的报纸搞到手。
习惯是人恐怖的东西,它能支配着人,将一种行为当成必然。就在大家已经习惯了报纸存在的时候,有儒生在报纸上谈起了赋税的问题。
就有人在下一天的报纸上与那儒生争辩,不是老百姓不爱交税,而是税一年比一年重。大家饭都要吃不上了,哪儿还有钱交税。至于朝庭没有加税,可是大家的税却为何增加,儒生自己也不知道。也不敢揣测是不是地方官私自加了税额。
又有人在第二天的报纸是揭露,各地的官员都是好官,是为民办事的官。可惜田地虽然没有挪地方,可是它们的主人却已经变成了不用纳税的士绅。朝庭是没加税,可是它也没减税不是。没加没减,交税的人少了,那大家的税银可不就增加了。
群情哗然。
这个时代的人,有点钱最先想的就是置地,不管是做官的还是跑小买卖的,都是如此。尤其是下层百姓,几代人苦巴苦攒地才能买下二亩地,一年的收入却还要给别人交税银,是个人也不愿意。
好些读书人也是如此。别忘了,他们只是士,不是士绅。称得起士绅的,至少家里祖上有人做过官,还得耕读不辍,诗书传家,每一代里至少能出一个举人以上的功名。普通的读书人,好些头发花白了,还只是个秀才,可惜,秀才不免税。想免税,至少得举人以上。
于是百姓们心疼呀,委屈呀,怎么办?既然咱们的父母官还是好官,就不能白白让我们这些人替别人交税,总得给我们个说法吧?好些衙门让讨说法的百姓给围住了,就是顺天府也没能逃过。
这些官不愧是让人夸赞的好官,迅速把此事层层反应到了皇帝面前了。早朝之上,户部最先让皇帝质问:“你们不是掌管全国赋税与户籍吗,这么大的漏洞,怎么没有发现?”
兼任户部尚书的张大学士只好出列回话:“各地所交税银,完全与上年所核之数相等,所以户部并未发现。不过各地籍册已经多年未核,请圣上恩准,对各地籍册进行核实。”
皇帝是个心怀天下的好皇帝,当然要为百姓做主。他立即同意了户部所请,由户部组三十六组能员,对三十六个行省籍册进行核实。发现有不实之地,可着驻军协办。
就有家里收纳隐户过多的官员,大讲什么士绅为国之本的厥词,被张大学士用贾赦曾经的言词驳回。就是皇帝,也提及前几年无疾而终的查隐户一事,着户部此次一并查清。凡有再次收留隐户之家,不在免税之列,与平民一体纳粮服徭役。
没声了。这为官的也好,士绅也罢,最是讲究体面之人,要是与一帮泥腿子一起出工办差,读书人的脸面何在。见朝臣们无话可说,皇帝大笔一挥,将此事明诏天下。
乱!真乱!乱成了一锅粥。这就是整个京中大户人家的情形。谁家没收过几户隐户?不过是把人记到自己家奴仆之列,又不用自己出钱买地,又能每年得二、三成的租子,何乐而不为。
当日收得多开心,现在分出去就有多心痛。那是钱,白花花的银子。不光当家主母们心痛,就是那些姨娘们也多有不甘——好些大户人家的所谓姨娘,不过是叫着好听,说白了不过是家生子。可是正是这些家生子,一旦出了个姨娘,胆子往往比正经主子还大,收起隐户来法子更狠。好些姨娘们,都有父兄在外为之牵线,收隐户做私房。
一时那些家主大人们心疼加头痛起来,当家夫人告诉他们家里用度得缩减,姨娘们闹着要加月例——隐形收入没有了,当然得指着月例过日子。
可是那些家主大人能怎么办?难道还向皇帝上书让人别查隐户不成?都不用说什么金口玉言之事,只说让这些家主们与泥腿子们一体当差,就能要了他们的老命。还有纳粮呢?要知道,那隐户就算是收了,也绝不会多过自己家里的田地去,能为了几个隐户的租金,就得把自家的产业全都纳税?是个人都会算这笔帐。
所以家主大人沉默。听明白家主大人们帐的当家主母们跟着沉默。于是就显出了那些闹腾的姨娘们了。就是家里的钱再多,也是由当家主母支配的,轮不到她们这些姨娘指手划脚。
平日再娇媚的美人,一旦不识时务,也让人觉得面目可憎。怎么,你还想让老爷闹去?感情到时当差去的不是你,丢人的也不是你是吧!一时好些大户人家得宠的姨娘们都失了宠爱。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好些人家经此一事,家主与主母关系竟然融洽了——一算帐就知道孰轻孰重大局出发的夫人,和一心只算计自己得失的姨娘想比,还是自己的老妻才是与自己一心一意呀。所以远离那些平日嘴甜的姨娘,亲近自己的老妻,成了京中好些人家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