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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阳山、贺敬之四人　落选，（刘只选上主席团委员），不胜遗憾！”又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写道：“丁玲（差两票几乎落选）、刘白羽（已知选举结果）未参加今天的主席团会议。”①很有一点幸灾乐　祸的意味。

我在1985年1月5日的日记中记载：“今天公布作协四次代表大会理事会选举结果。丁的票数是401票，排在第39位。许多人为她不平，她却出奇地冷静。在参加闭幕式之前，我扶着　她走在京西宾馆铺着红地毯的走廊上，她语调平缓，对我说，眼睛不要光盯着京西宾馆的红地毯，世界大得很呢。现在这点小事算什么，比起五七年不是好多了么。五七年开完大　会把我打为右派，周扬找我谈话说：‘以后我们再也不能管你叫同志了！’想想那是什么滋味。”当时我听了，深为老太太的大气所震撼。她这一生大起大落，什么样的场面没经　历过，什么样的罪没受过，所以面对今天的事情才如此坦然。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6。　第四次作代会（5）

那天开完大会刚回到家里，李伯钊的秘书就打来电话，说“伯钊同志要顺路来看看丁玲同志”。她来了，没有说多少话，只是反复说：“你要相信党，相信党中央。”丁玲明白她　的心意，想起李伯钊是1936年11月到达陕北苏区后认识的第一批朋友，她们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想起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最后一天，吴印咸拍合影时，她们两人紧挨　着坐在前排；这几年，她们虽然一个是作家协会副主席，一个是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见面不多，但是就在不久前，李伯钊邀请丁玲陈明出席他们的家宴，席间她深情地说：“丁玲是我最好的朋友……”李伯钊只坐了　几分钟就告辞了，临别，两位好友紧紧握手。4个月后，比丁玲小七岁的李伯钊因心肌梗塞突然去世，丁玲在悲痛中赶写了一篇悼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杨尚昆读了，说写得　好，很有感情。

《中国》本来打算在作代会期间开一个座谈会，加强联系，约集稿件，但是由于形势突变，没有开成。

丁玲再一次感觉到寒风袭来，势头强劲，源头还是1955年和1957年整她的那些人。他们今天仍然执掌大权，仍然要压她一头。历史问题没有压住她，中组部文件为她彻底恢复了名　誉，那他们就要在文艺界圈子里压住她，把她边缘化。他们当年把她打成右派，现在又把她封为“左”派。丁玲给陈登科写信说：“我又有一点落在五七年的情况之中了。不过帽　子是换了一顶，‘右’的还没有完全摘掉，‘左’的又来了。”

那次大会已经过去了二十几年，至今仍有不同看法不同评价。这些年来陆续看到一些文件、资料，结合当年的亲身见闻，我对那次会议有如下认识：

第一，反对精神污染，是写入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决议的，丁玲、贺敬之、刘白羽，乃至所谓的“四条棍子”，坚决拥护坚定执行，无可非议，何罪之有！虽然后来在高层领导人　中出现了不同声音，但始终没有写入党中央的正式文件。坚决拥护党中央决议的干部，在庄重的大会上却受到几近疯狂的“围剿”讨伐，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

第二，那些“围剿”讨伐者，口口声声要的是创作自由，选举自由，那为什么就不能给丁玲们一点拥护党中央决议的自由呢？为什么因为观点不同就必欲除之而后快，非要采取小　动作把他们搞掉不可呢？这哪里还有一点“自由”可言呢？

第三，实际上，那些口称“自由”者，是利用了党内上层的不同声音，利用作家协会换届改选的机会，排除异己，风头十足地大大搞了一把宗派！他们争的是权力！所以他们后来　洋洋得意，认为是打了一场大胜仗，甚至把这次作代会比喻为“遵义会议”！

丁玲办《中国》，是真心实意要搞“大团结”，创刊招待会上方方面面来了那么多人，她天真地以为真的就要“大团结”了。人家并不想团结她，对“丁玲的人”始终十分警惕。　张光年就公然对贺敬之说：丁玲一掌权，文艺界可就大乱了！还说：马烽是丁玲的人，你们要叫马烽上来，不就等于是让丁玲掌权嘛！

丁玲不仅被边缘化，而且被妖魔化，沾了她的边就倒霉。贺敬之本来是周扬非常器重的干部，就因为他相信中组部的调查，赞同给丁玲恢复名誉，结果遭到周扬声色俱厉的痛斥，　甚至上升到“你今后是否还要在文艺界工作呀？你如果这样看就站不住了”的高度！张光年等则斥责他“背叛了周扬”，“投入了丁玲的怀抱”，甚至说，看来中宣部要再找一个　主管文化的副部长了！

四次作家会员代表大会，实际已经预示着《中国》的颓势。①

8。　遇罗锦与刘晓庆同时出现在《中国》上（1）

创刊号上最招眼的文章，是《刘晓庆的生日礼物——〈无情的情人〉拍摄散记之一》。之所以招眼，因为写的是刘晓庆，作者是遇罗锦，两个有名气而又有争议的女人。1983年胡乔木曾经在《内参》上撰文《一个“堕落的女人”》，指名道姓批评遇罗锦，在国内外影响很大。

1984年11月21日召开的在京编委会上，冯夏熊介绍完创刊号的目录之后，牛汉特意对遇罗锦的文章做了说明：“我简单讲几句，遇罗锦是引起人们注意的一个人，这个人应该说是　很单纯的，生活道路很坎坷，过去她写的都是自己的生活经历，她自己承认跳不出思想感情的圈子，比较狭隘，比较低，这次她力图突破写个人的小圈子，写得很开阔，背景是改　革。刘晓庆他们是一个改革的小集体，第一次拍片子《无情的情人》，剧本是根据部队作家徐怀中的小说改编的，遇罗锦承认这是她从生活到创作的一个转折点。我们的想法是，　对于青年人不要歧视她，这样对整个文学有好处。刊登这篇文章比较大胆，并不是投其所好。”

牛汉特意做了“说明”的稿子，只有遇罗锦这一篇，可能担心有人提出异议。但是会上并无异议，还有几个人替遇罗锦说了话。姚雪垠说：“我与遇罗锦无半面之缘，现在第一期　有她的稿子，我感到很高兴。这次我在法国接触到许多尖锐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问，中国作家犯了错误是不是还能发表作品？我说：能，除非是叛国者！他又问，听说要是恋爱　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不能发表稿子？我说，没有这个事情，都能发表！如果我们这个刊物拿到外国去，目录拿到外国去，它会解决许多问题。遇罗锦，过去人家批评她，今天我们的　创刊号，这么有威望的丁玲同志主编的大型刊物上发表她的文章，这本身带有政治意义。”草明说：“原来我对遇罗锦的文章有些看法，现在既然她改变了自己的作风，我们登她　的文章也是对于她的一种鼓励，同时也表示我们是很能团结人的，但是我还没有看到她这个文章。”

雷加讲得比较多，他说：“现在有的青年人，写了一两篇文章，就受到批评，我听到第一期目录里边有遇罗锦的文章，很感动。她受到批评以后参加北京市作协，是我介绍入会的　，批评精神污染时这成了我的一个罪状。遇罗锦在她那个单位工作得很好，从领导到群众对她都是支持的。到国外去，有些海外作家问起中国作家，白桦、遇罗锦，都有她一个。　她写的东西还没有政治上反动的嘛。其实我就见过她一面。我在市委党校学习时，她的单位就在那个院子里，她要给我一封信，我让她放到信箱里，免得担嫌疑。我的印象，她是个年轻人，比较单纯。还有北岛的诗歌，在国外也很有影响，我　一句也没有读过。国际笔会上，外国作家说：中国有这么好的诗！这些青年人至少是可以发掘的财富。我们这个刊物搞不搞宗派，搞不搞五湖四海，执不执行党的方针，在我们第　一期的篇目里就体现出来了，这比你做很多的解释、说明、宣言，都起作用！”

舒群早就对遇罗锦表示出宽容。9月11日的会上，舒群讲到组稿问题时说，遇罗锦的文章也可以约，她是个弱者，应该帮助她，挽救她。但后来他又对发表遇文兴师问罪。

遇罗锦以《一个冬天的童话》和《春天的童话》两篇文章登上文坛，写的都是亲身经历，以大胆坦率引人注目。她的哥哥遇罗克，曾经在“文革”中写过《出身论》，公开反对“　血统论”，因此惨遭杀害。遇罗锦受其株连，在十分压抑的环境中成长，《一个冬天的童话》记录了她的那段遭遇，控诉了“文革”对于人性的扼杀，引起读者的同情。《春天的　童话》刊登在1982年初的《花城》上，写的是“文革”后她的婚姻和感情生活，发表后引起非议，招致许多读者的反感。丁玲在1980年12月3日、4日两天，读完《一个冬天的童话　》，认为“较有深度”，后来又读了《春天的童话》，她多次表示过这样的意见：《一个冬天的童话》写得不错；《春天的童话》写得不好。

8。　遇罗锦与刘晓庆同时出现在《中国》上（2）

1982年12月中旬，丁玲在中国作协召开的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发言说：“有些小说我不喜欢，并不是因为它们骂了我们一些干部，有些人是该骂的呀！我的确不喜欢那个《春天　的童话》，怎么写得这样不美呀？我喜欢看的是美的作品啊。尽管它揭露了何净这样的人物，但它的总倾向我不赞成。如果我们的作家都是这样的心灵，那我们的创作就危险了。　”

《〈无情的情人〉拍摄散记》以连载的形式，出现在1985年《中国》第一、第二期上。这篇文章很快就引起争议，最早提出意见的是魏巍，时间在1984年12月25日晚上，文章发表　之前，他在《中国》编委会上提出了“小的不同意见”（陈明日记）。创刊号出来后，意见渐渐多起来，主要是一些老同志，1985年2月13日，王阑西电话打到丁玲家里，对遇文提　出批评，后来舒群也不满意了，这样，《拍摄散记》没有连载完，第三期就撤了下来。但是第四期又发表了“之三”。4月27日，《中国》开会讨论第四期稿子，牛汉主持，舒群没　有参加。王中忱汇报第四期的细目，最后一篇是《无情的情人》拍摄散记之三《大森林的向往》。会上没有人提出异议。过了两天舒群给陈明打电话，问第四期为什么还要发遇罗　锦的文章？陈明接完电话，当即转告牛汉，请他直接去向舒群解释。后来牛汉登门向舒群做了解释。

对于这些议论，丁玲怎么看？

1985年4月初，丁玲在西安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谈到“创作一定要百家争鸣”的问题时说：“遇罗锦这个人名声不好，没修养，走了点错路。但文字不错，文章有好有坏。《冬天　的童话》是好的，《春天的童话》不好。不好的作品应该挨批，她自己现在也承认批评有益。问题是应该给她安排一条出路。《中国》最近发表了她的一篇东西，反响强烈，众说　纷纭，但总的看来利多弊少，失小得大。遇罗锦最近到西藏去写东西，她若能真正在西藏部队里呆上两年，把视野扩大，深入生活，那她还是有希望的。”

《中国》第1期发表了遇罗锦文章之后，各阶层反响强烈。老作家反感较多，但青年人特别是一些改革思想比较浓烈的人却都佩服丁玲的勇气。当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王蒙派编　辑向前同志来到木樨地，专门给丁玲送来一部中篇，是写原始部落里处女初夜的故事。当时丁玲不在家，是我接待的。向前告诉我，王蒙认为丁玲胆子大，思想解放，敢发表任何　人的作品。王蒙说这部稿子《人民文学》不适合用，看看丁玲同志能不能在《中国》发表？我转述给丁玲。丁玲说《人民文学》不能发，咱们也别发了。我就把这部稿子退回给向　前。1998年我在作协机关看到向前，问起这部稿子后来的命运，她说后来在湖南一家大型刊物发表了。但我没记住这篇小说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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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从北大荒借来110万（1）

1985年1月15日早上，我刚来到木樨地，丁玲就告诉我：“明天派你出一趟公差，去佳木斯！”我颇感突然，却又十分惊喜，因为我曾经在那座北方小城里工作生活过五六年，对那　里感情很深。我问：“什么时候走？”“你赶紧把手头的工作处理一下，明天就走。”

这么着急，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陈明告诉我：“你陪小凌一起去，到黑龙江国营农场总局，给《中国》借钱。借钱的事情由小凌跟他们谈，你不用管，你的任务就是带路，因为你在那里工作过，人头熟。看到郑　加真，还可以向北大荒的作家们约些稿子。”陈明半开玩笑地说：“小凌就算丁玲的特使吧！”

小凌叫岳凌超，四十出头，在大连文联机关工作，她的爱人陈淼，曾经在解放初期给丁玲当过秘书，已经去世。岳凌超热情干练，善于交往，活动能力强，1982年夏天丁玲夫妇在　大连疗养期间，得到她许多照顾，丁玲回到北京多次说她会办事。1月7日岳凌超从大连来看她，听说她正为《中国》的经费发愁，便推荐了一位东方经济技术开发公司的总经理金　瑞明，这家公司是北京市科协下属的官办公司。岳凌超介绍说，金瑞明会说日语和朝鲜语，“文革”前曾给许多国家领导人当过翻译，“文革”中与万里住一间牢房，后与万里成　为莫逆之交，他还认识许多国务院的领导，背景很硬。东方公司实力雄厚，在这家公司投资，一年可以获得50％的高额利润。经岳凌超牵线，丁玲、陈明在1月9日约金瑞明到家里来　谈过一次，并留他吃了午饭。三天后金瑞明再次来谈，他表示，支持丁玲的文学事业，东方公司的项目很多，但目前刚刚启动，资金不足，希望丁玲能帮助筹措，对筹措的资金每　年付给高额利息，两年以后归还本金。经过商谈，双方形成了这样一个意向：《中国》向东方公司投入一笔资金，东方公司每年支付20％的利息，用作《中国》的办刊经费，投资期　限为三年，三年后东方公司把本金返还。

这几个月，丁玲尝尽了经费紧缺受制于人的苦头，就连两间办公室、一点办公用品都要向人请示，依丁玲的性格怎么受得了这些。她十分清楚：如果资金有了充足的保障，那些大　大小小的问题还会是问题吗？但是到哪里去借这笔钱呢？这二十多年来丁玲就待过两个地方，一个是北大荒的国营农场，一个是山西长治的农村，黑龙江农场是国营大企业，实力　雄厚，而且领导也比较熟悉，关系较为密切。那就试试向他们求助吧。这样，便有了我和岳凌超的佳木斯之行。

谈到借钱数目，小凌说需要二百万。王强说太多了，顶多一百万，而且还要和财务部门具体协商，因为这里面还有许多细节问题要解决。听到“一百万”这个数目，我心里稍感踏　实：大概不会空跑一趟！

当天下午我们俩又去了一趟普阳农场。普阳农场的大部分老职工，都是汤原农场的人。汤原农场是丁玲下放北大荒时劳动过的地方，普阳农场现任党委书记张靖宇和工会主席郭硕　基，与老两口交情都很深。经他们做工作，年轻的杨场长拍板，同意借给10万元，条件是“希望丁玲同志能帮我们牵牵线，介绍外商来联营或者搞补偿贸易，搞小麦、大豆深加工　。”

星期一上午，回到佳木斯，我和小凌按照王强局长的指示，到总局财务处找陈晏处长办理借款手续。陈处长四十来岁，精明干练。他说，丁玲同志借钱，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