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园

第11部分（第2页）

舒群说，我们几个人找刘绍棠谈，能谈得好更好，谈不好就让他挂名好了。

丁玲说，发行的问题还要找一找新华书店。我去了桂林、南宁、西安等地，新华书店都没有《中国》。不要相信人家的好话。上海的《文学报》发表了我们招待会的消息，冯牧马　上给人家写了信，说登《中国》的消息太多了，于是又赶紧发了《中国作家》创刊的消息。

谈话的气氛很友好，丁玲亲自登门，这种高姿态就先让舒群消了火气。他们毕竟有多年的交情，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又是“一个战壕的战友”。

4月20日，陈明与曾克商量，起草了新的稿费、编辑费支付条例，新条例降低了编辑费发放标准。

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4月26日下午，广州的秦牧来看丁玲，他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将于次日赴美访问，一起来的还有公木。丁玲请他们吃晚饭，同时还请了舒群、曾克、牛汉。　吃罢饭，舒群又谈起冯夏熊背后议论他的事，说着说着又发起火来。丁玲感到，和舒群真是不好交谈，一谈就崩，已经商谈好了的问题，怎么纠缠起来没个完。第二天上午，她和　陈明、曾克一起去看黄树则，他是舒群的好友，希望他能帮助做做舒群的工作。

4月30日一早，丁玲又给牛汉、冯夏熊打电话，希望能够早一些去向舒群道歉，求得他的谅解，顾全《中国》的大局。下午牛汉去了舒群家，就第四期刊物发遇罗锦稿子一事作了解　释。晚上他来告诉丁玲，遇罗锦稿子的事情谈通了，舒群的态度稍微缓和了一些，但是根本问题没有解决。

5月3日晚上丁玲又打电话，催冯夏熊尽早去向舒群作检讨。6日晚上，冯夏熊由牛汉、曾克、杨桂欣陪同，终于去舒群家赔礼道歉，态度诚恳，舒群比较满意。

丁玲出访澳大利亚回到北京后，6月7日下午约上雷加，一同去看舒群。这一次舒群很冷静。他提出：第一，以后不再管刊物的事情；第二，女儿退出《中国》。6月12日上午《中国　》召开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为向党组汇报做准备，舒群没有到会，看来他是真的“以后不再管刊物的事情”了。丁玲曾经设想，四、五、六期《中国》都由舒群管起来，但是舒群　真的要甩手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5。　丁玲委曲求全晤舒群（3）

6。　刘绍棠去意已定虽然丁玲在3月28日写给刘绍棠的信中一再解释，甚至说自己回北京后要“作检讨，请你们宽恕”，但是刘绍棠依然不让步。丁玲请魏巍再去做工作。魏巍给刘绍棠打了电话，比较　乐观，说大家都有团结的愿望，可以坐在一起谈一谈。

5月8日晚上，在拒绝《中国》将近三个月之后，刘绍棠终于又坐在了丁玲家的客厅里。名目是丁玲、陈明、牛汉5月13日要出访澳大利亚，行前安排一下工作。那天晚上有丁玲、魏　巍、雷加、牛汉、刘绍棠、曾克和陈明，实际上主角只有两个人，丁玲和刘绍棠。

雷加主持会。他说，丁玲、牛汉同志要出国，曾克同志要去深圳，今天主要是欢送他们，谈谈编辑部的问题。我五月在家，牛汉同志说三、四期稿子已经有了，第五期也有底了。　这时刘绍棠打断他的话说，今天要谈工作问题，我不参加。我对主编副主编分工有意见，没解决以前，我不参加讨论工作的会。我就是和大家见见面。雷加说，工作问题以后可以　再慢慢谈，他们要走了，有什么要交代的，今天在这里谈谈。

魏巍先发言说，原来是准备开一个会，雷加回来后我们俩商量了一下，认为时间不太充分，要真正解决问题，需要有充分的时间，开会总得有个两三次才行。我和舒群、绍棠都接　触过了，我还是抱乐观态度的，虽然这中间发生了一些问题。今天绍棠同志来我也很高兴，一开始我就认为，一个家庭也好一个单位也好，不发生问题是不可能的。以前大家虽然　比较熟悉，但没有在一块工作过，彼此不很了解。

丁玲接着说，既然是欢送我们的会，我想讲两句话。其实这个会很早就应该开，用很和谐的气氛来开这个会。外边的事可以谈，家里的事也可以谈。我想得比较简单，总觉得有些　意见一谈就开了。绍棠同志说我在工作上没有协调大家，他说的是对的，我兴趣上来时就过问一下，兴趣没有了就懒得过问，因此好多事情我也不知道。原来我还想写文章，现在　也不想写了，阴错阳差的错过了时间，没有开这个会。有些事情我现在也是朦朦胧胧的。魏巍很热心，希望我们把会开好，雷加一力承担我们出国后的工作，我是很感激的。本来　我们这些人都是自己组织起来的，我同雷加、舒群、曾克是好朋友，和另外几个同志没共过事，但也有基本的了解。我昨天还说过，绍棠是直爽的，容易了解的人，我们也是没有城府的人，我们可以找到共同语言。今天时间不够，以后还可以谈。如果是老朋友，可以一两句话解决问　题，不是老朋友，也可以慢慢讲道理。和绍棠的问题，开始是小说的问题，对小说的看法以后还可以慢慢谈。再一个是工作的分工问题，雷加、舒群、牛汉都有这个意见，开始的　时候制度不健全，人少，就一把抓了。分工不是难解决的问题，今后可以讨论，定下来，写出来。绍棠对我的工作作风有意见。我多年在下边散漫惯了，希望大家给我提意见，我　再检查，检查没有什么难的。今天不一定解决什么问题，但可以表示一个团结的愿望。我已经81岁了，我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很淡，和气生财嘛！

刘绍棠有点激动，讲了很长的话。他说，我不像丁玲同志那么乐观，我们的分歧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文艺界广为流传，对我友善的不友善的都有。这次的悲剧在于，五十年代的人　，只有我和老作家比较接近。现在北京的五十年代这批人，对我们这些人是不赞成的，外地五十年代的人对于我参加《中国》，认为是精神依附，骂我的人很多。第一、第二期刊　物我没出力吗？结果连我的稿子都遭到同样命运。我愿意好好谈谈，如果不行，我正式退出。我不是要什么权，创刊之前我要过权吗？头三脚难踢的时候，我为什么踢了那么多脚　？我们的确有共同语言，我同意丁玲同志在西安的那个讲话，但百人百性，各人有不同的经历、修养，在艺术上有不同的个性，我非常推崇魏巍的《东方》前十章，但后边我认为不应该写那么多打仗，这只是我的看法，但不能不让人家那么写。我一直不明白《中国》要干什么？我当初来的时候，就　想使小说来一个繁荣，来一个以劳动人民为主的题材的繁荣。我在六位同志里是较年轻的，能合作就合作，不能合作就不要等感情伤害太深了再分手。我已经声明，从第三期开始　，《中国》和我没关系。今后开会也不要找我，实际也没有找我。关于我的小说，我和丁玲同志分歧意见很大，主编一锤定音，这是什么年代的工作作风？我在什么地方都没有遭　到过这样的不尊重。丁玲同志写的报告文学《一代天骄》，我认为不好，比她的创作水平差远了，但一个老同志写改革，有可取的一点，就应该发。我在《中国》什么都不知道，　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在别的地方我早受不了啦，但我觉得丁玲、陈明是我的老师，我忍了！我觉得丁玲、陈明同志有时可能也被下边的人利用，你们所信任的人，未必那么可信，　反映的情况未必那么准确，比如对我的估价就不那么准确。我对丁玲同志是尊重的，尊重是对您过去英勇的战斗和成就，不论我们闹到什么地步，我也不会否认丁玲同志的成就。　我不希望这个刊物垮掉！

散会时已经10点多了。矛盾摊开了，但是没有解决。此后刘绍棠再也没有参加过《中国》的任何会议和工作。

刘绍棠最后一次来木樨地，是1985年7月6日。丁玲想要住到河北蔚县去，写她从1954年开始动笔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行前想要谈谈《中国》的工作。那天是星期六，　我在日记中写道：

中午，丁玲请《中国》的主编、副主编和几位编辑来家聚会吃便饭，顺便交代一下她下乡之后的工作。舒群因有事不能来，雷加昨天出差去内蒙，魏巍患肠炎没能来。绍棠、牛汉　、曾克、夏熊、中忱、杨桂欣应邀来到。丁玲买了螃蟹和烤鸭招待大家。绍棠一边吃一边愤慨地说，人家说你跋扈我也跋扈，所以搞不到一起去。为什么我的作品不发，人也不要　，就是因为我有人，有作品，你们想排挤我。陈明、夏熊对他推荐的几个人未调来一一做了解释。绍棠仍对不发他的作品耿耿于怀，似乎是对杨桂欣叫阵：“是谁的意见，说不好，现在可以站出来！”杨脸色铁青，没吃多少就离席了。丁玲始终心平气和地说话，饭后又约绍棠写关于高占祥的文章，他拒绝了，说：“他在台上我不写，谁在台上我也不　写。等胡耀邦下台，我还准备写胡耀邦呢，不但写他的优点，也写他的缺点。”

那本来是丁玲的告别宴，却成了刘绍棠的告别宴——与《中国》，与丁玲，都画上一个句号。从此他再也没有来看过丁玲。但是刘绍棠后来始终对《中国》有较高的评价。他的好　友郑恩波在《刘绍棠全传》里写道：“在两年的时间里，《中国》共出版了18期，它给广大读者留下了堂堂正正的君子的印象。它继承和发扬了五四新文学传统，容纳多种文学流　派。鼓励多种艺术风格竞赛，重视当代中外文学思潮评介，提倡推崇探索精神。这些当然是编辑部全体人员的功劳，不过，当时绍棠年富力强，承受了一般人不能承受的重担，这　也是需要提上一笔的。”这应该代表了刘绍棠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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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次报告，两大难题未解（1）

编制和经费，始终是影响《中国》生存的两大难题。

1985年1月21日下午4时，丁玲邀请中国作协党组的几位主要领导唐达成、王蒙、冯牧、杨子敏到家里来，专门商谈《中国》的编制、经费问题，并留他们在家里用晚餐。唐达成的　夫人马中行在日记中这样说：

中午，丁玲来电话，要达成回来给她回个电话。……晚上了，我跟达成说：“快回个电话吧，老太太要发怒了。”达成说：“我刚回来嘛。”接着就给老太太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