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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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上午，回到佳木斯，我和小凌按照王强局长的指示，到总局财务处找陈晏处长办理借款手续。陈处长四十来岁，精明干练。他说，丁玲同志借钱，总局领导批准了，我们照　办，但这么多钱总局也拿不出，还得向国家贷款。总局是事业单位，无法贷款，只能挂在一个农场名下，准备落实到普阳农场。我们连说不妥，普阳农场已经答应借给10万。陈处　长说没关系，这一百万只是挂在他们名下，实际还是记在总局的账上，具体技术问题，由我们协商。你们只管写个借条，写上汇款账号就行了。于是我们写了如下借条：　。　想看书来

9。　从北大荒借来110万（2）

兹有丁玲同志主编的《中国》文学双月刊急需资金，暂向黑龙江省农场总局借资壹佰万元，为期两年偿还（无息），自收到汇款日算起。仅此致谢。

代办人　岳凌超（签字）王增如（签字）1月25日上午，正在北京开会的冯天益副局长来到木樨地丁玲家，东方经济技术信息交流中心（甲方）、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乙方）和中国文学社（丙方），三方签订了正式协　议书，内容为：

甲乙方为了支持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乙方拟拿出一笔资金支持丙方。丙方拟委托甲方代管这笔资金，通过甲方经营活动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作为丙方事业发展资金来源。经甲、　乙、丙三方共同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乙方愿意无息借给丙方人民币壹佰万元，借款期限为贰年。

二、乙方决定将这笔资金委托东方经济技术信息交流中心代管、使用，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归丙方，支持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

三、丙方决定将乙方借给丙方的壹佰万元人民币直接汇入甲方银行帐户。

四、丙方向乙方借款逾期后，甲方征得丙方同意后，负责将全部借款归还乙方，由甲乙双方直接结算。

五、甲方有义务定期将经营活动情况通知丙方。如果经营发生亏损，由甲方负责，最低限度要保本偿还给乙方。

六、本协议从签字之日起，乙方半个月内将全部资金汇入甲方帐户。

七、借款期从款汇入甲方帐户之日起计算，期限为贰年。

东方经济技术信息交流中心董事长、总经理金瑞明，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农垦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冯天益，中国文学社丁玲，代表三方分别签了字。

3月14日晚，金瑞明喜笑颜开来到木樨地，告诉丁玲和陈明：黑龙江农场总局的100万元连同普阳农场的10万元合计110万元，已经全部汇入“东方”账户。他要求丁玲写一个证明书　，委托他代表《中国》与“东方”洽商处理这110万元的投资、使用和管理。金瑞明还对陈明说，你可以参加“东方”公司做董事。陈明认为自己不是《中国》的正式成员，做董事　不妥，建议主管社务的曾克同志参加。但是不知何故，《中国》和北大荒方面始终没有人参加“东方”公司董事会，毫不参与110万元的使用和管理，真正全权委托给了金瑞明。

后来，东方公司一位副董事长告诉陈明，金瑞明是个既不会经营，又十分贪婪没有信誉的人，东方公司主要就是靠丁玲借来的110万周转支撑。果然，没过一年，公司就经营不下去　，而那110万元资金，《中国》几乎没有得到一点好处，大部分被金瑞明挥霍殆尽。

借款一事成为丁玲临死前还念念不忘的心病，后来又给黑龙江农场总局几位经手的领导带来非常大的麻烦。1988年11月5日，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纪律检查委员会给省纪委写的《　关于丁玲借款一百万元的情况报告》中说：“当总局于1986年6月了解到东方经济技术开发公司经营状况不佳时，王强同志立即派人前往北京索要借款。现已要回物资折款五十九万　一千四百七十四元。”

1。　《瓜棚豆架》起风波（1）

《中国》的日子不太平。外部环境不太平，内部环境不太平，领导层面也不太平。领导层里第一个有意见的，是副主编刘绍棠。

在最早参与创办《中国》的名单里，舒群、雷加、曾克、魏巍，都是与丁玲有着几十年交情的老朋友、老战友，只有刘绍棠是个例外。论年龄，他与丁玲等不是一辈人；讲工作单　位，他们不属同一系统；一个在北京市，一个在中直；谈私人关系，他们此前绝少来往。丁玲怎么会想到找刘绍棠来一起办《中国》呢？

我近年曾经问过陈明，他说，当时考虑，刘绍棠比较年轻，总还要有年轻同志来工作；另外他比较正，思想观点比较一致；再就是他写作勤奋，有作品，有读者。

看看当时《中国》的领导层：丁玲已届80，舒群71岁、雷加69岁，这是第一梯队；牛汉61岁，属第二梯队；还要找一个年富力强的，做第三“梯队”，那一年刘绍棠只有48岁。丁　玲从筹办刊物起就有一个想法：把班子搭起来，正常运转起来，她自己就抽身出来，去把她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写完。她是把刘绍棠看作接班人的。

刘绍棠，文学界著名的小“神童”。13岁就在北京的《新民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17岁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18岁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20岁到《中国青年报　》从事专业创作，21岁被打成右派，回到家乡北京通县务农。1979年平反以后到北京市作协当专业作家。他出手很快，著作颇丰。

1981年2月，丁玲在厦门鼓浪屿阅读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参评篇目，就称赞过刘绍棠的《二度梅》。1982年秋天，她和陈明去湖南参观访问，在常德地区文艺界座谈会上有人问：现在　有些作家一年两个长篇，七个中篇，这样好不好？丁玲说：你可能说的是刘绍棠。这些作品不是他一年写的，是他在农村二十年里写的，过去没有出版条件，现在有出版条件了。　可能有些东西是好的，有些是不成熟的，但他戴着右派帽子还在创作，是值得我尊敬的。有些重复的地方无可厚非。抄别人的不好，抄自己的也没必要。多产没什么不好，托尔斯　泰也多产，关键是你的东西好不好，浪费没浪费纸张和别人的时间。

1985年2月，丁玲在《中国》一次工作会议上说：刘绍棠反对写现代派，反对写不着边际，他同意写现实生活，这是和我们共同的。3月28日又在写给刘绍棠的信中说：“我和你过　去虽然不太熟，不太了解，但你的为人，正直，讲义气，不畏权势，我是尊敬的。如果一点都不了解，怎么能邀请你来合作咧。”

从上可见，丁玲对于刘绍棠的作品、文艺观点和为人，都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