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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第1页）

不管值不值得，我想谈谈对巴黎洗碗工生活的看法。细想一下你会觉得奇怪，在一座现代化大都市里，有成千上万人除了睡觉，就是在闷热的地下室里洗碗碟。我要问的是为什么这种生活会继续——有何目的，谁想继续以及为什么。我这么问，不是出于反叛和懒惰的态度，而是想要探讨洗碗工生活的社会意义。

我想首先得说，洗碗工是现代世界的一种奴隶。不是因为需要为他们鸣不平，因为洗碗工比其他体力劳动者的情况要好，但比起被人随意买卖，他们不见得更自由。他们干的活和奴隶差不多，没有任何技术含量。他们的报酬只够勉强糊口，唯一的假期是被解雇的时候。他们与婚姻无缘，或者说，如果他们结婚，他们的妻子也必须得干活。除非他们交了好运，否则无法摆脱这种生活，或者除非坐牢吧。如今，很多拥有大学学历的人在巴黎刷盘子，每天工作十到十五个小时。不能说这只不过因为他们懒，因为懒人不可能当洗碗工。他们不过是被日常生活束缚，无法思考。如果洗碗工能稍微思考一下，他们早就会成立工会，举行罢工，争取更好的待遇。然而他们从没想过，因为他们没有空闲想这些，生活把他们变成了奴隶。

问题是，为什么这种苦役会继续？人们想当然认为，工作之所以得干，是因为有合理的目的。他们看到其他人在干苦活累活，以为说“这活必须要干”，就可以解决问题。例如采煤矿，这是个辛苦活儿，但这活必须得干，因为我们需要煤。在下水道工作是个苦差事，但这活必须得干。洗碗工也是一样的道理，总有人会在餐馆吃饭，也总要有其他人每个星期洗八十个钟头的碗碟。这是文明社会的运作，所以无可非议。但在我看来，这一看法值得商榷。

洗碗工干的活对文明社会真的有必要吗？我们有一种感觉，洗碗工干的活一定是“老实”的活儿，因为它辛苦又费力，而且我们已经对体力劳动有一种盲目迷信。我们看见一个男人在砍树，便确信他是在满足一种社会需要，因为他在进行体力劳动；我们没有想到，他砍掉一棵漂亮的树，只是为了腾出地儿来摆一座丑陋的雕像。我相信在洗碗工上也一样，他们为了维持生计而挥汗如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干的活是有用的，他可能只是在提供一种奢侈享受而已，而且通常，这种奢侈享受并非名副其实。

为了解释为什么我说奢侈享受并非名副其实，可以举个极端例子，这例子在欧洲几乎看不见，那就是印度的人力车夫或拉车的矮种马。在远东的任何一个城镇，都有几百个人力车夫，他们是皮肤黝黑的可怜虫，体重八英石[1]，围着腰布，有些生着病，有些已经五十岁了。他们日晒雨淋，连续跑几英里路，低着头拉车，汗水顺着灰色的胡子流下来。一旦走得太慢，乘客就会破口大骂。他们每个月只挣三十到五十个卢比[2]，拉车几年后就咳得没完没了。拉车的矮种马又瘦弱又不中用，卖得很便宜，因为它们只能再干几年活。它们的主人用皮鞭代替食物。这些马干的活可以用一个等式表示——皮鞭＋食物＝力气，通常是六成的皮鞭加四成的食物。有时它们的颈部会有一圈面积很大的溃疡，所以拉车时会拉到新肉。然而还是有办法让它们干活，只要狠狠鞭打它们，让它们屁股比脖子痛得更厉害。几年后，等到鞭子也不管用了，马就会被拖去宰掉。这些就是非必要工作的例子，因为我们并不真的需要矮种马或人力车夫，他们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东方人认为走路没派头。坐人力车或马车是奢侈享受，可任何一个坐过这种交通工具的人都知道，这是一种糟糕的奢侈享受，只提供了少许方便，无法抵消人和动物所受的痛苦。

洗碗工与此相似。比起人力车夫和矮种马，他可称得上是国王，但他的情况与前两者类似。他是酒店或餐馆的奴隶，可他所受的苦役其实是无用的。因为，毕竟，大酒店和高档餐馆到底有何存在的必要之处呢？它们应该提供奢侈享受，但事实上它们提供的只是对奢侈享受的一种廉价劣质的模仿。几乎每个人都讨厌住酒店。有一些餐馆会好一点，不过要在餐馆，花一样的钱，吃一顿像住家菜一样好的饭是不可能的。无疑酒店和餐馆有存在的必要，但它们没有必要让几百人成为奴隶。酒店和餐馆的工作不是为了满足基本需要而定的，而是由代表奢侈享受的假象而定。所谓的“高档”，事实上仅仅意味着员工干的活更多，顾客给的钱更多。没有人得益，除了老板，他马上就能在多维尔[3]买一套别墅。基本上，所谓“高档”酒店，就是一个有一百个人累死累活，好让两百人为并非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破费的地方。如果酒店和餐馆不搞那些无聊的玩意儿，干活干得有效率一点，洗碗工可能每天只用干六到八小时的活，而不是十五个小时。

假设我们都认为洗碗工干的活几乎毫无用处，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有人想他们继续干活？我试图撇开直接的经济原因，探讨一下人们想起有人以洗碗碟为生时会产生何种快乐。因为毫无疑问，人们—那些养尊处优的人—想到这点确实会感到惬意。一个奴隶，如马库斯·加图所说，除了睡觉就应该干活。他干的活是否有必要并不重要，但他必须干活，因为干活本身而言是好的——至少对奴隶而言是这样。这种观点依然存在，还堆出一大座无用苦工的大山。

我相信这种让无用工作永存的本能，从本质上来说，只不过是出于对氓流的恐惧。氓流是一群低等动物（他们是这样想的），一闲下来就会带来危险，让他们忙得没空思考比较安全。一个心直口快的富人，如果恰好被问到改善工作条件的问题时，通常会这样说：

“我们知道贫穷不好过。事实上，既然贫穷离我们如此遥远，我们很愿意被贫穷的不快困扰，但别指望我们会为此做什么。我们同情你们下层阶级，就像我们同情一只长疥癣的猫一样，但我们会拼命反对改善你们的工作条件。我们觉得维持现状更安全。目前的状况让我们很舒适，我们不会冒险给你们自由，即使是每天一个钟头的自由也不行。所以，亲爱的兄弟，显然此后你们必须流血流汗，才能让我们有钱去意大利。你们就流汗吧，而且永世不得翻身。”

这是有才智又有修养的人特有的态度，你可以从上百篇文章中读到。有修养的人很少一年收入少于（大概）四百英镑，他们自然会站在富人那边，因为他们认为给予穷人任何自由都会威胁他们自身的自由。一想到可怕的马克思式的乌托邦[4]会成为现今社会的替代品，受过教育的人便宁愿维持现状。他们也许不是很喜欢他们的富人同侪，但他们认为，即便这些人中最粗鄙的，相较穷人，还是没那么危害到他们的舒适感，所以他们还是支持有钱人为妙。正是因为惧怕假象出来的、会带来危险的群氓，几乎所有的有识之士的想法都很保守。

对群氓的恐惧是一种迷信的恐惧。这种恐惧基于一种想法：富人与穷人之间有着难以解释的根本区别，就像两个不同的种族，如黑人与白人。但事实上，这种差别并不存在。许多富人和穷人只是靠收入多少来划分界限，别无其他因素，普通百万富翁与穿上新西装的洗碗工没什么两样。换换位子，换换角色，猜猜谁是法官，谁是小贼？任何一个混在穷人堆里的人都很容易回答。但那些有才智又有修养的人，从没有与穷人一起生活过，凭什么说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人了解贫穷呢？我有一本维庸[5]的诗集，编辑竟然认为有必要为“只能看看看窗台上的面包”加上注解“饥饿与受过教育的人的经历相距甚远”。

由于这种无知，对群氓有迷信的恐惧是自然的结果。受过教育的人想象出一群低能者，一心想拥有一天的自由，只为洗劫他们的家，焚烧他们的书，让他们自己操作机器或扫厕所。“采取任何措施”，他们想，“任何不公正的措施都行，只要能够约束这批群氓。”他们不明白，许多富人和穷人之间并没有区别，所以让群氓脱离约束就不是问题了。实际上，群氓现在已经不受约束了，并且，他们正以富人的形象出现，利用自己的权力，建造了大量通过厌烦来折磨人的地方，比如“高档”酒店。

总而言之，洗碗工是奴隶，而且是多余的奴隶，干着愚蠢却基本上没必要的活。归根结底，他们被迫一直干活，因为人们有一种模糊感觉：一旦他们闲下来，就会带来危险。受过教育的人本应该站在他们那边，却默许这种情况发生，因为他们一点也不了解洗碗工，所以也害怕他们。我之所以提到洗碗工，是因为我一直在思考他们的状况，这些看法也适用于无数其他工种。这仅仅是我对洗碗工生活中基本情况的看法，并未考虑直接的经济原因，无疑很多都是老生常谈。我写出来，目的是想表达一个在酒店工作过的人的感想。

注　释

[1]英石，英国度量单位，1英石＝6。35029318千克。（译注）

[2]卢比，印度的一种货币单位。（译注）

[3]多维尔（Deauville），法国的一座城市。（译注）

[4]乌托邦（Utopia）本意为“没有的地方”或者“好地方”，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托马斯·莫尔在他的名著《乌托邦》中虚构的地方。如今乌托邦一般用来描写任何想象的、理想的社会。（译注）

[5]弗朗索瓦·维庸，Fran?oisVillon（约1431—1474年），法国中世纪最杰出的抒情诗人。（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