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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第1页）

B给我的两英镑撑了将近十天。能用那么久，得多亏帕迪，露宿街头的生活让他学会了节俭，就连每天好好吃一顿饭，在他看来都是一种铺张浪费。对他而言，食物就是简单的面包加黄油，永远都是茶加两片面包，能挨上一两个小时才会饿。他教我每天怎样靠半克朗生活，有吃有住，还有烟抽。他晚上还能靠帮人看车挣几个先令的小钱，由于是非法的，干这活挺危险，但是能赚点钱，贴补一下我们的收入。

一天早上，我们试着去做“三明治人”[1]。早上五点，我们去了一片办公楼后面的小巷，但那里已经有三四十号人在排队等着了，两小时后，我们被告知已经没有工作了。我们没觉得有多大遗憾，因为做“三明治人”并不是什么令人羡慕的工作。他们每天工作十小时，才挣三先令，相当辛苦，特别是在刮风天，而且你还不能偷懒，因为时不时会有监工来，看看你是不是在岗位上。他们不仅辛苦，工作还是按天算的，有时会雇你三天，但从不会按周算，所以他们每天早上要等上好几小时才能有活干。愿意干这个活的失业者很多，以至于他们无力为争取更好的待遇而斗争。所有“三明治人”觊觎的工作就是发传单，待遇一样。你要是看到一个发传单的，可以帮忙接一张，因为他发完就能下班了。

与此同时，我们继续在寄宿所混日子，整天生活在污秽之中，无所事事，极度无聊。连着好几天，我们没事可做，只能在地下室厨房坐着，看看隔天的报纸，或者谁弄到本过期的《英国旗》[2]，也能翻翻。那段时间老是下雨，每个进来的人身上都是湿漉漉的，因而厨房里的气味特别难闻。唯一令人兴奋的只有定时供应的茶水和两片面包。我不知道伦敦有多少人过着这样的生活，至少得有几千吧。事实上对帕迪而言，这却是他两年来过得最好的日子。只有在手上有几先令的时候，他才能过上这样的日子而不用去流浪；流浪生活本就略差一些。听着他呜咽地诉说——他没在吃东西的时候，老是会哭哭啼啼的——你会意识到，失业对于他而言是极大的折磨。人们误以为失业者只会担心没有了收入来源，相反，一个没文化的人，会因为骨子里习惯了工作而想要干活，这个念头远胜于得到报酬。不得以而为之的无所事事是贫穷最大的危害之一，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能勉强忍受。但像帕迪这样的人，因为不知道如何打发时间，一失业就会像条被锁链拴住的狗一样悲惨。因此，认为“从高处跌落”的人最需要同情的言论简直就是无稽之谈。真正需要怜悯的，是一开始就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他们面对贫穷，不知所措。

那段时间很无聊，除了和博佐的几次对话外，我都不记得别的事儿了。有一次，寄宿所来了群造访贫民窟的人。我和帕迪出去了，下午回来时，听见楼下有音乐声，下去发现有三个温文尔雅、衣着光鲜的人在我们的厨房里做礼拜。他们分别是：一位身穿僧袍、严肃而沉稳的先生，一位演奏便携式脚踏风琴的女士，和一个摆弄着十字架的无下巴的年轻人。看来他们是不请自来，并且一进来就开始做礼拜。

看看寄宿者是如何对付这群不速之客是件有趣的事。他们对这些人没有丝毫的不敬，只是视而不见罢了。厨房里所有人（估计有上百号人）表现默契，好像那些探访者根本不存在似的。他们站在那里耐心地唱歌和劝诫，但就同在地上爬的蠼螋[3]一般，根本没人搭理。那位穿僧袍的先生在布道，但没人在听，布道声淹没在了唱歌声、咒骂声和锅碗瓢盆的叮当声中。人们坐在离脚踏风琴三英尺处吃饭、玩牌，全当它不存在。不久，探访者就放弃布道离开了，没有人侮辱他们，只是无视而已。毋庸置疑，他们一定会自我安慰，认为自己是多么勇敢，“冒险进入社会最底层”，等等，等等。

博佐说，这群人一个月要来好几次。他们在警察那里有关系，“警官”不会赶他们走。真是奇怪，一旦你的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竟会有人理所应当地认为他们有权对你传教布道，为你祈祷。

九天后，B给的两英镑就只剩下一英镑九便士了。我和帕迪留下十八便士付床位费，每天的茶水和面包得花三便士，我们俩吃一份，与其说这是一顿饭，不如说是开胃餐。到了下午，我们实在饿得不行，帕迪想起来国王十字火车站[4]附近有座教堂，每周会给流浪汉施舍一次茶点，正好那天有，我们就决定去那儿。尽管那天下雨，而且身无分文，博佐也不愿意去，他说去教堂讨东西吃不是他的作风。

教堂外，足足有一百号人等着，都是邋里邋遢的那种，他们听说有免费的茶点，就从四面八方聚集过来，像是围在一头死牛周围的秃鹫。不一会儿，教堂门开了，一位牧师和几个女孩把我们领到教堂顶上的廊台。这是个福音教堂，非常简陋，墙上有关于血和火的经文，还有一本收录了一千两百五十一首赞美诗的书。我读了几首后得出结论，该书是典型的集劣诗之大成的选集。用完茶点后照例要做礼拜，平时的教堂会众坐在底下的教堂天井里。那天是工作日，来做礼拜的只有十几个人，大多是筋骨结实的老太太，让人联想起了正在沸腾的鸡鸭。我们在长凳上坐成一排，等着分茶点；每人分得一磅用果酱瓶装的茶，六片面包加上黄油。茶点一吃完，为了躲过做礼拜，十来个守在门旁的流浪汉就溜之大吉了；剩下没走的，主要是不好意思，而不是真的感激。

管风琴响了几声后，礼拜就开始了。这像是一个信号，流浪汉们顿时乱作一团，无法无天。你根本无法想象教堂里竟会出现这番情形。整个长廊里，流浪汉们懒洋洋地靠在长凳上，嬉笑的嬉笑，聊天的聊天，还有的探出身子向楼下会众扔面包屑；我多少是用了些武力才阻止我边上的那人点烟。流浪汉们完全就是把这场仪式看成是一出滑稽戏。的确，这礼拜荒唐得很。做到一半，突然有人冒出一句“哈利路亚”，还有没完没了的即兴祷告，但没人管他们的行为。会众中有个老头——叫布特尔会友什么的——老是被叫起来带领我们祈祷，每次他站起身，流浪汉们就开始跺脚，就跟在剧院里一样。他们说上次的即兴祷告，他足足说了二十五分钟，直到牧师打断他为止。有一次布特尔会友站起来的时候，一个流浪汉叫道：“一赔二，赌他这次不超过七分钟！”声音大得整个教堂都听到了。很快，我们乱哄哄的声音就盖过了牧师。有时，楼下会有人愤怒地喊道：“嘘！安静！”但没人理睬。我们想方设法让礼拜没法进行下去，谁都别想阻止我们。

这种古怪的场面看着令人生厌。楼下是些头脑简单、怀着好意诚心祈祷的善男信女；楼上则是被他们喂饱的一百号人，却故意让他们没法祈祷。一帮邋里邋遢、满脸胡渣的家伙咧着嘴看着楼下，公然嘲笑他们。几个老弱妇孺又能拿这一百多个怀着敌意的流浪汉怎么样呢？他们害怕我们，我们也的确是在欺负他们。他们给予我们的施舍是种羞辱，我们以此来报复。

牧师是个勇敢的人，他布道时声音洪亮，宣读着一段关于约书亚[5]的长段经文，几乎不去理会楼上的窃笑声和闲谈声。不过到了最后，他还是忍无可忍，大声宣布：

“我要把布道的最后五分钟，送给还未被拯救的罪人们！”

说完，他抬头望向楼上的长廊开始布道，足足有五分钟，免得有人对谁已被拯救谁还未获救心存疑虑。可我们才不在乎呢！甚至当牧师拿地狱之火相威吓时，我们仍在卷烟，说完最后一声“阿门”，我们大喊一声便稀里哗啦地下了楼，很多人说好下周还要来这里吃免费茶点。

这一幕让我觉得很有意思，这和流浪汉平时卑躬屈膝的举止不太一样，和他们通常在接受施舍时心存感激的样子也不一样。当然，那是因为我们在人数上超过了会众，所以不怕他们。接受施舍的人一般都会憎恨他的恩人，这是人性中固有的特点；而且，如果有五十个或上百个人做后盾，他就会将这种本性显现出来。

喝完免费茶点的那个晚上，帕迪意外地靠帮人“看车”又赚了十八便士，正好够我们在寄宿所再住一晚，我们便把钱留着，一直饿到第二天早上九点才吃东西。本来博佐可能会带点东西给我们吃，但他出去了一整天。街道还是湿漉漉的，他便去了象堡[6]，他知道那里有块雨淋不到的地方。幸好我还有点烟丝，否则那天会更难熬。

八点半时，帕迪带我去了河堤一带，据说有个牧师每周会在那里发一次餐券。查令十字桥[7]下有五十个人在等，他们的身影映在明晃晃的水坑里。他们中有些人着实令人感到震惊——他们露宿在河堤一带，那里的状况比临时收容所还要糟糕。我记得，其中有个人穿了件没扣子的大衣，底下用绳子绑着，裤子破破烂烂，脚趾从靴子里露出来，其他什么都没穿。他的胡子长得像个苦行僧，胸口和肩上用像鲸油一样的东西划出一道道黑色的条纹，看起来脏兮兮的，很是恶心。满脸的灰尘和毛发下是一张惨白如纸的脸庞，不知是何种恶疾所致。我听过他讲话，口音优雅，像是个文员或商店巡视员。

过了一会儿，牧师出现了，这群人按先来后到的顺序到排成一列。牧师很和气，微胖，年纪不大，说来也怪，他和我在巴黎的朋友查理很像。他羞怯不安，除了道了声晚上好，别的什么都没说；他只是沿着队伍匆匆走下去，塞给每个人一张券，也不等别人感谢。结果却是，人们这次真的感激起来了，每个人都说这牧师是个□□的好人。有人（我相信他听见了）喊道：“他永远都做不了□□的主教！”当然，这么说是一种真心的赞美。

餐券每张值六便士，仅限在附近的一家餐饮店使用。到了那儿后，我们发现店主知道流浪汉只能在这里用餐券，便耍起了花招，每张餐券只给四便士的量。我和帕迪把餐券凑在一起，换来的东西我们在大多数咖啡馆七八便士就能买到。那位牧师在餐券上的花费总共不止一英镑，所以很明显，这家店主每周要从流浪汉手里骗走七先令，甚至更多。在流浪汉的生活中，这种坑人的事是家常便饭，除非人们给的是钱而不是餐券，他们才能摆脱这样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