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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2页）

第二天一早，黄玉昆就与彭畏三一起离开了１１５师。行前，罗荣桓握着彭畏三的手说：“以后希望随时通报敌情，加强联系，孔师长在供给上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帮助解决。”

黄玉昆到孔昭同的部队以后，按照罗荣桓的指示，宣传八路军的抗日主张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八路军的优良传统，帮助孔昭同整顿部队，克服旧军队的恶习，改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为后来共产党改造这支部队打下了基础。１９３９年１２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滕县活动的国民党顽固派申宪武（即申从周）蠢蠢欲动，企图进攻孔昭同部。孔昭同部的第１旅旅长刘昭汉，也与国民党进行勾结，脱离了孔昭同的控制。为了帮助孔昭同，罗荣桓和陈光决定，打击申宪武，杀一杀顽固派的嚣张气焰。经过几次作战，申宪武狼狈逃命，他的两个团被消灭。战后，董尧卿旅即归还八路军建制，编入１１５师第６８６团。后来，６８６团改称鲁南支队，６８６团团长张仁初任支队长，董尧卿任副支队长。接着，孔昭同也毅然决定，与国民党割断联系，接受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导。一天晚上，他选派了１０名身强力壮的保镖，护送黄玉昆连夜回到１１５师，向罗荣桓和陈光报告了他的这一决心。

随即，１１５师与上级取得了联系，经上级批准后，１１５师正式任命孔昭同为八路军１１５师曲、泗、邹、费五县游击司令。孔昭同亲率人马，到１１５师驻地接受改编。１１５师召开了隆重的欢迎会，宴请孔昭同和他的部属。罗荣桓在欢迎会上讲话，热情称赞孔昭同坚持团结、坚持抗战的精神。罗荣桓和陈光检阅了孔昭同的部队，给指战员颁发了八路军臂章，还给孔昭同的部队补充了弹药和衣服。

１９４０年秋，孔昭同得了重病，在弥留之际，他对自己的儿子孔宪绍说：“共产党、八路军不歧视我们，不撤换我们，也不编散我们的部队。共产党一定会胜利，你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

１９４０年１１月，孔昭同因病逝世。罗荣桓、陈光和萧华联名送了挽联，颂扬孔昭同热爱真理，为民族、为国家英勇奋斗的高尚品德。

１１５师在鲁南还团结了许多在当地有一定声望的爱国人士，使他们在发展地方武装，开展敌占区贸易，瓦解日伪军方面，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罗荣桓和陈光所领导的１１５师，在团结进步力量的同时，还利用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加强统战工作，打击顽固的反共势力。

在鲁南，共产党、八路军的主要统战对象是当地各种地方势力和东北军。在国民党的各种势力中，实力最强的是山东省第３区督察专员兼第３区保安司令张里元。他曾在韩复榘手下先后当过县长和专员。韩复榘南逃时他没有跟着跑，并在临沂、费县一带建立了武装。沈鸿烈当了山东省主席以后，与原韩复榘系统的张里元存在矛盾。１９３７年冬，共产党与张里元建立了统战关系，先后派童陆生、刘其人等去张部工作。１９３８年秋，张曾掩护过鲁南抗日义勇队。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１９３９年下半年，张政治态度开始右转，共产党派去的工作人员被迫撤出。但因张里元对共产党还保持中立态度，罗荣桓和陈光决定与他继续保持统战关系，曾几次派人去张里元的部队联络。张里元统辖的鲁南各县地方武装，对共产党所采取的态度也不大一样，互相之间的矛盾也很多。为此，１１５师对他们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

统战于学忠部

在山东各种势力中，东北军是最好的统战对象，也是最重要的统战对象。从“西安事变”前后开始，东北军就一直是共产党的可靠同盟。１１５师一进入山东，罗荣桓和陈光就对东北军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早在１９３９年４月２６日，罗荣桓在泰西时，就在师直属队的干部会议上指出：“于学忠到鲁南，统一战线的形势可能会好一些。我们应很好地巩固与东北军之团结。”

于学忠是山东人，曾在北洋军阀吴佩孚手下当过师长，后转入东北军。１９３６年任国民党的甘肃省政府主席。“西安事变”时，他在西安参加了张学良主持的高级将领会议，同意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以后，东北军即由于学忠率领。抗战开始，蒋介石把于学忠部调到山东，既想让东北军在同日伪的交战中受到削弱，又想利用东北军限制人民力量的发展。于学忠一方面不得不受蒋介石的节制，另一方面又时时提防蒋介石把他这个“非嫡系”吃掉。因此，他有一个很形象的口号：“既不红，又不蓝，三条道路走中间。”

于学忠部辖有第５１军和第５７军。当时，于的苏鲁战区司令部和第５１军驻扎在沂鲁山区，第５７军的第１１１师驻扎在日（照）莒（县）山区，第１１２师驻扎在鲁南，与八路军的驻地呈犬牙交错状态，师部驻在石河和官庄，距大炉只有１２里路。

从１９３８年春天开始，共产党在于学忠的第１１２师就设有秘密的工作委员会。１９３９年，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工委已停止发展组织而专做统战工作。罗荣桓到大炉后，便受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托，负责直接领导这个工委。工委负责人谷牧秘密来到大炉向罗荣桓汇报了第１１２师的情况。该师师长叫霍守义，“西安事变”前他在陕北，防地与红军接壤，曾奉张学良之命掩护过大批进步人士进入苏区，其中包括美国记者斯诺。因此，他对共产党还是友好的。这个师的两个旅都有共产党掌握的战地服务团，每个团都有共产党领导的宣传队。第１１２师３３４旅６６７团团长叫万毅，在“西安事变”中是少壮派，事变后被蒋介石扣押，抗战爆发后才释放，１９３８年３月由张文海、谷牧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的掩护下，共产党在６６７团的工作十分活跃，几乎每个连队都有共产党员，抗日气氛十分浓厚。

罗荣桓在听完谷牧的汇报后感到十分满意，随后他指出：对东北军要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团结争取广大官兵一道抗日，另一方面对在部队中进行阴谋活动的国民党特务，要进行尖锐的斗争，揭露他们的反动面目，以防止东北军向坏的方向转化。

罗荣桓初步了解了于学忠的第１１２师的情况后，便与陈光商量决定，派参谋处长王秉璋去做联络霍守义的工作。王秉璋原来在孙连仲的第２６路军，１９３１年底在宁都暴动时参加红军。由于他对旧军队的官兵思想动态、生活习惯、语言礼节等等情况比较熟悉，因此王秉璋第一次去拜访霍守义时，霍守义就与他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王秉璋给霍守义带去了一些宣传材料，其中有一份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霍守义看后非常赞赏。王秉璋告辞后，霍拿着歌对他的书记（相当于秘书）李欣说：“我看这首歌很好，咱们也能唱。你就用我的名义起草一个训令发到全师，要大家都唱这支歌。”

霍的这个决心真是令李欣大吃一惊，但也感到十分高兴。这位霍守义的书记李欣也是共产党员。这就是共产党的本事，连后来很多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亲属都成了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秘密工作真是做到家了。当有人向霍守义告发时，霍守义根本就不相信李欣是共产党员，并且说：“只要他抗日，管他是不是共产党。”

在王秉璋返回１１５师后的一个夜晚，李欣在秘密交通员带领下，顺着崎岖不平的山路，匆匆赶到１１５师师部去见罗荣桓。由于李欣要在拂晓前赶回霍守义部，所以他顾不上寒暄，一坐下来就汇报。罗荣桓凝神听完他的汇报，几乎没有什么插话。在李欣汇报的过程中，林月琴端来炒得热烘烘的花生，款待这位从事危险秘密工作的同志。

李欣从１９３８年起便在霍守义身边工作，对东北军第１１２师的情况，对霍守义的政治态度和脾气爱好，以及霍同王秉璋见面后的反应都十分清楚。李欣详细汇报后，便向罗荣桓建议，共产党在第１１２师的工作基础很好，在国民党加剧反共的形势下，是否可仿照山西新军的办法把队伍拉过来。

罗荣桓听后立即指出：你们的情况同山西新军不同。山西新军是共产党组织起来的部队，而第１１２师是东北军。你们还是要做好团结上层进步势力和下层广大群众的工作，争取霍守义向更好的方向转化，不要搞“起义”。

罗荣桓认为这样做很有分寸，如果一搞起义，东北军马上会认为是共产党在挖“墙角”，对共产党所采取的统战活动存有戒心，所以他说：“小不忍，则乱大谋”。罗荣桓与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