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中央,表示完全接受八路军总部对115师工作的批评,并请求将他调离山东去学习。10月17日,毛泽东起草并签发了以他和朱德、王稼祥名义的复电,在肯定八路军总部批评的同时,指出:
“115师有极大的成绩,你们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你们均应继续安心工作,目前没有可能提出学习问题。”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接到这一电报后,罗荣桓就放弃了个人的要求,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中仍然兢兢业业地工作。
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在桃峪会议上暴露出的各种分歧,在会议期间没有得出统一认识。
桃峪会议结束后,为了便于实行山东军事上的统一指挥,115师决定按照山东分局的意见,将师部转移到沂蒙山区。但考虑到鲁南地区是通向华中的枢纽,又是沂蒙山区的屏障,这个地方也不能放弃,于是,又把教导2旅一部,转移到沂水县青驼寺以西的聂家庄。
解决“家庭困难”
115师师部同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机关靠拢之后,又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人多粮少,部队和机关的日子都非常艰苦。
115师驻地抱犊崮山区和天宝山区田少石头多,是山东有名的穷地方。由于山东八路军和共产党机关都挤在这一地区,吃饭成了问题。部队日常吃的都是煎饼,是用高粱面或其他面糊糊在平底锅上摊成的。高粱煎饼又黑又硬,咬起来十分费劲。一些煎饼中的糠很多,吃下去容易便秘。为了便于下咽,在天宝山区烙煎饼时,还在面糊糊里掺一些山梨或柿子。当地蔬菜十分罕见,战士们时常将柳树叶子腌一腌,卷在煎饼里吃。如果是北方人,习惯于吃面食,不管面的质量如何。可是,师部有一些知识分子是南方人,习惯于吃米饭,又不会卷煎饼,双手拿着煎饼吃很像看报。于是,开饭吃煎饼时,他们便开玩笑说:“读报了,读报了。”
115师的领导也同大家一样。当时罗荣桓虽有很厉害的痔疮,但也是每天“读报”不已。
穿的是羊毛棉袄。这乍一听,穿羊毛棉袄,还以为满不错,然而,却是名实不符。
1939年,115师从晋西出发时带了6万元,到鲁南后不久便花光了。于是南下郯城码头,才筹款解决了当年的棉衣问题。桃峪会议以后,又到深秋,因搞不到棉花,棉衣仍无着落。后来发现,当地养的羊不少,便决定就地取材,搜集老乡未经漂洗的羊毛,指战员每人发几斤,发动大家自己动手,用羊毛做絮,缝制棉衣。
正在大家忙于洗晒羊毛,制作棉衣的时候,陈士榘到任了。一天,罗荣桓同陈士榘沿着河边散步,见到许多战士在岸边石头上用柳条抽打羊毛。陈士榘就问罗荣桓:
“这羊毛能不能像弹棉花那样弹呢?”
罗荣桓摇摇头说:“如果有一台破毛机就解决问题了。”停了一会,他又说:“这只有等到胜利以后,现在只能是望梅止渴。”
这一年冬天,115师的领导与其他人一样,也是穿着这种羊毛棉衣。穿这种棉衣,羊毛一根一根地往外钻,弄得到处是羊毛,而且一它一它地向下坠,往往是棉衣的下部厚厚的,而上部却成了单衣。就是这样的衣服,帮助115师的指战员度过了鲁南的严冬。
在那种十分艰苦的战争年代,部队有困难只能靠自己想办法解决。
115师到山东后,本想就地获取一些给养。但山东的国民党政府却百般阻挠,说115师的防区不在山东。从根据地里搞吧,当地的老百姓本身也苦得很。没办法,一开始八路军主要是靠打仗来维持生计,但打仗也需要一定的条件,不但要有好的作战目标,而且也应有足够的实力。
后来,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山东境内的八路军,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发动全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
先是开荒种地,帮助群众耕种和收藏。但是,不久很多地方又出现军民争荒地的矛盾。罗荣桓得知此事后,就找山东军区司令部管理科长何敬之商量。何敬之提议到海边去开盐田,罗荣桓当即表示同意,并亲自参加了盐场的规划、建设和后来的晒盐劳动。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军区直属队组织了一支运输队,把自己生产的食盐运到边沿区去卖,来回100多里路,每一头牲口驮的盐可以赚30余元。
后来,罗荣桓又指示机关开展多种经营,这样,机关又成立了生产大队,下设3个生产队、2个油坊、1个酱园,还开办了供销店。当时的买卖做得还不算小,他们把山东根据地出产的花生油、豆油,有时远销到上海等地,换回根据地军民需要的药品、纱布、火柴、布匹等生活物资,甚至还可以换回军需用品。
为了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山东八路军甚至把当时在抗大华中分校工作的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留在山东帮助工作。1942年,返回延安的薛暮桥经过山东,在山东停留了3个月,后来中共中央来电催他回延安。罗荣桓就一面复电中央,要求将薛暮桥留下,一面征求薛的意见。后来,薛暮桥认识到山东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就留了下来。
另外,八路军还开了金矿,在根据地内发行自己的货币(即抗币,山东称为北海币),以加强自己的经济实力。通过自力更生,到1944年,山东八路军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当年,罗荣桓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
“部队在生产初步发展的基础上,一般主力机关每日可以吃到5钱油盐,1斤多菜,每月1斤多肉。并能补助牙刷、牙粉、黄烟等日用品,今年上半年,由于生产盈余,每人解决衬衣1套,体力亦渐增强。”
八路军自己动手,战胜生活困难,不但顺利地渡过了难关,而且也减轻了根据地群众的负担,赢得了人民的支持。
“你还我干部”
从根本上讲,部队的战斗力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人,二是武器。其中人是最重要的,而那些经过多次作战锻炼的人则更为重要。他们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有较好的心理素质,还有那种在作战中能随机应变的本领。这些人是部队的宝贵财富。长征结束时,红军只剩3万多人,但后来却不断壮大,战斗力仍没有减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八路军保留了相当一批红军骨干。在抗日战争那种艰苦环境中,这些骨干却是越来越少,少也是正常的,打仗哪有不死人的?但有些却是可以避免的,这关键是一个战术问题。
抗战以来,115师有一些指挥员习惯于10年内战中那种猛冲猛打的战术。在与优良装备的日军作战时,有时伤亡过大。
1941年2月7日,教导2旅副旅长,人称“张疯子”的张仁初带着一个团,在郯马地区奉命出击时,在重坊附近与从新安镇(今新沂县城)出来“扫荡”的数百名日伪军相遇。敌人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向八路军实施进攻。张仁初跨上战马,举起枪高喊:“共产党员跟我来!”战士们跟着他勇猛地拼刺刀,给了敌人以沉重打击。但是八路军的伤亡也很严重,特别是许多长征过来的老战士和干部都牺牲了。战后,罗荣桓看到牺牲名单时,十分惋惜而又沉痛地说:“都是多么好的战士啊!”
就在这时,张仁初来了。他一脸兴奋的神情,老远就喊“政委!”罗荣桓这次既未让坐,也没有给他倒茶,而是狠狠地盯着张仁初,劈头就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