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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部分(第2页)

罗荣桓决定对伪军采取强大的政治攻势,也是从王道起义这一事件中得到启发的。

1944年11月,八路军的政治攻势又取得了成效,争取了伪保安大队长莫正民起义,攻克了莒县县城。莒县是山东的大县,处于滨海区中心,当时就有91万人。它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日军历次对鲁中、滨海两区进行“扫荡”的重要基地,城防工事经营了5年多。莒县伪保安大队莫正民部共30个中队,其中16个中队驻城内,14个中队分布在外围据点及莒县枳沟一带,城内另驻有日军一个中队百余人。

莫正民是莒县人,贫苦人家出身,抗战初期曾与共产党员王东年共拉队伍,并参加过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后来所部被国民党高树勋部编为一个独立旅,莫正民任旅长。他脱离高树勋部队后,在日军的压迫下当了伪军。1942年7月,该部配合日军由莒县向南蚕食时,曾遭到滨海八路军的严重打击。莫正民为缓和局面,派人与八路军联系。于是,八路军在该部建立了联络站,开始争取工作。起初,由于缺乏经验,拉得多,打得少,斗争不够,工作没有多大进展。1944年3月,八路军计划消灭莒县南部夏庄一带的日军,本已同莫正民联系好,让他们放弃莒县南部,驻守北部。然而,当八路军向日军发动进攻时,莫正民部的第2大队反而坚守待援,于是八路军在消灭日军一个小队后,捎带着将他的第2大队击溃,俘获大队长刘振亚,然后给莫正民写了一封义正词严的信,指出他们言而无信,咎由自取。随后,山东军区又派牟宜之与莫正民会晤,劝莫要改邪归正,戴罪立功。

为了促使莫正民反正,罗荣桓决定对莫部反动分子王介千所率的第3大队进行打击。莫正民亲自带领三个中队增援,半路上遭到八路军阻击,伤亡惨重。事后,莫正民又主动派人与八路军联系,表示要重新搞好关系,并同意八路军加派联络人员,在他的一些据点里设立了秘密联络站。从此,莫正民态度好转,与八路军的关系也渐渐密切起来。后来,八路军放回了在夏庄战斗中俘虏的刘振亚,莫正民更是深受感动。不久,他又听说7月间率部投奔八路军的王道被杀了,他又开始怀疑动摇。于是八路军乘他的副官长来联络的机会,让王道同其会面。副官长回去后,立即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莫正民。莫这才算放了心,立即表示:“我姓莫的抗日走在王道的后面,但一定要办得比他漂亮。”

1944年11月,山东八路军决定集中滨海军区第4、6、13团,鲁中军区第1团及山东军区特务团两个营、独立第1旅约一万人,攻打莒县县城,并要求莫正民起义作内应。

14日下午,攻城与起义同时开始。八路军工兵穿上莫部的军服混进城,炸掉了日军的炮楼。以此为信号,八路军开始发起进攻,城内莫部发动起义。八路军在起义部队的协助下,解放了莒县县城,活捉了伪县长、日军教官和军事顾问等。

莒县解放后,罗荣桓、黎玉和萧华嘉奖了参战部队。莫部进入根据地后,被授予山东军区独立第2旅的番号,并由莫正民任旅长。

在王道和莫正民起义后,滨海军区争取了伪诸城保安大队长张希贤部1300余人反正;鲁中军区又争取了伪鲁东和平建国军独立第10团团长韩寿臣部1800余人反正。这四大股反正的伪军共8300余人,先后编为山东军区四个独立旅。此外,还有千人以下规模的反正伪军150多股,共7000余人。其中包括胶东收复荣成县城时反正的伪军滕品三部六个中队;杀死日军17人宣布反正的威海刘公岛伪海军一部,与荣成龙须岛反正的一股伪军共600余人。这三支部队反正后被编成了胶东军区海防支队。

这些伪军的起义,不仅有力地破坏了日军奉行的“重点主义”的防御体系,而且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曲线救国”的反动政策。后来的事实证明,日军投降后,山东伪军大多数立即与国民党军队合流,投入了内战的战场。而1944年山东军区争取大量伪军起义,实际上对蒋介石战后利用伪军反共的阴谋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显然,这也是罗荣桓为战后作准备的一步好棋。

“必须以我们为主”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时全国的抗日形势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抗日力量已逐渐从被动转为主动。在很多战场上,抗日力量,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已开始实施反攻,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规模已由1944年的47万增至90万,几乎扩大了一倍。所有这些都表明,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共产党在中国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罗荣桓被选为中央委员,黎玉和万毅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当时因为工作的需要,罗荣桓没有去参加这次会议。当会议的有关情况传达到山东后,山东分局、山东军区的干部们纷纷向罗荣桓表示祝贺。

为了贯彻党的七大精神,并结合山东军区的具体情况开展工作,罗荣桓于5月8日发表了《学习〈论联合政府〉是实现党的任务的首要任务》一文,文章指出:中国解放区人民早已选定了人民的路线,新民主主义路线。但是,在我们队伍中还有少数人担心这样做会引起同国民党的分裂,害怕国民党制造内战。他们只看到装备就是准备反攻的一切,其余的看不到,因而认为依靠国民党才可能反攻,八路军新四军只能起配合作用。

当时,在党内有上述错误倾向的人占一定比例。抗战8年来,国民党先后掀起了3次反共高潮,但有些人还是没有认清国民党蒋介石的真实面目,对国民党还抱有一定的幻想。他们把搞好两党之间的关系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上,没有勇气去做可能会使国民党感到不快的事情。还有的人觉得,国民党军队的实力是非常强大的,抗日战争的反攻必须依靠国民党。他们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对中国抗日力量格局产生的巨大影响。

罗荣桓在文章中批评了这种错误倾向,提出要独立自主地准备反攻。这一问题,罗荣桓早在1944年军事工作会议时就已提出。他在那次会议的总结中说:“……准备和进行反攻,必须以我们为主,不能依靠盟国,更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

他还指出,国民党反动集团可能制造国内突然事变,因此我们的部队要有更加巩固的战斗力。

罗荣桓发表这篇文章的第二天,即5月9日,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了,弥漫在欧洲战场上空的战争硝烟开始慢慢散去。在亚洲,虽然还有相当数量的人仍在日寇铁蹄下呻吟,但他们却已明明白白地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德军投降的消息传到山东,干部战士非常高兴,增强了争取胜利的信心。但也有少数战士产生了新的思想问题,想“打败日本好回家”,战斗意志有所松懈。

《打败日本好回家》是抗日战争初期的一首歌,开始唱还感觉不到什么,到了1945年,便明显地暴露出它的局限性了。当时,在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的多数战士都是从本地入伍的,参军的最初目的就是要消灭日本侵略者,保卫自己的家乡,当然,也不排除有的人是受“打败日本好回家”的影响才参军的。本地的日军被消灭后,还要不要去其他地方打击敌人,侵入中国的日军被打败了,如果国民党发动进攻,八路军该怎么办呢?

罗荣桓及时地提出:哪里有敌人,就打到哪里去!以它来代替“打败日本好回家”的口号,这正是一个政治家和高级军事指挥员所必须具有的长远战略意识。他看得很清楚,国共两党的根本利益是不同的,两党要和平共处,国民党必须作出让步,这是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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