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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裕仁在其父于1926年12月25日去世时成为天皇。虽然年仅25岁，他作为摄政已经获得宝贵的经验，而且他也去许多国家旅行过。一方面借着他对英国君主制的仰慕，另一方面由于美浓部达吉的影响，他很愿意作为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君主。当前的问题是宪法有关君主的角色非常暧昧。

但立宪制度不是对裕仁的惟一影响。小时候他在军人的强烈影响下成长，首先是乃木希典将军，接着是东乡平八郎舰长。他的家庭教师也包括民族主义者杉浦重刚（1855～1924）。作为一个个人，裕仁孤高，远离民众。他在名义上是神明，而实际上是一个对普通百姓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的精英。

裕仁的年号是“昭和”，意味着“百姓昭照万邦协和”。事实上，昭和时代的特色几乎从一开始就是来自国内与国外的危机与戏剧性的事件。

在国内，经济并非处于良好状态。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日本有好处，使日本能填补西方列强因战争在亚洲留下来的市场缺口。在战争年代，工业生产增长四倍，出口增长超过两倍，而经济整体而言增长50％。由于需求如此高，日本也能够实验新科技与产业多元化。财阀尤其能从战争之中获利。但战后物价崩溃，而持久的经济不景气来临了。当大财阀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差距变得更大时，所谓的“双重经济”变得更糟。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的重建提供了一个短暂的复苏，但接下来在1927年发生金融危机，全国有14的银行破产。丝仍然是一个主要的出口项目，但物价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暴跌超过一半以上。农业部门在1930年受到米价暴跌的进一步打击，而当日本承受当时全球性经济大恐慌时，首当其冲的是农业部门。在1926年与1931年之间，农村现金收入的指数从100暴跌至33，是城市收入跌幅的两倍以上。

都市人口快速增长，这本身是社会问题的一个根源。1895年，在当时日本人口4200万人之中只有12％的人住在人口超过1万人的城镇，但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时的7000万人口之中居住在人口超过1万人的城镇的居民增加至45％。当然，并非所有的都市居民都富有且享受高生活水平，但一般而言，乡村生活与城市生活差别很大。乡村的特色是生活水准较低、过传统生活方式，而都市生活的特色是至少有致富的希望以及摩登生活和西方事物，其象征是日文“モガ，モボ”（摩登女郎，摩登绅士）。这在乡村社会引起更大的不满。这对军方有利，因为军方兵员有很大部分来自乡村，且军方跟乡村居民一样共享基本上保守与较不具国际观的生活。

军方与许多民众逐渐对经济与政治发展感到愤愤不平。人们普遍认为，大企业对政治有太大的影响力，大到腐败的地步，甚至于政治人物自己也这样想。1927～1929年的政友会政府被最大反对党的立宪民政党称为“三井内阁”。1929～1930年的民政党政府，反过来被政友会称呼为“三菱内阁”。

许多人把腐败的真正根源指向西方的影响，他们把议会制度、大企业、个人主义及相当自由的都市生活方式等事物统统视为西方的邪恶。日本采纳西方经济与政治制度，但到底达成了什么？人们逐渐对此表示不满，尤其是这些制度显然未能阻止西方的经济大恐慌。对比之下，纳粹在德国与法西斯在意大利的兴起是一个信号，或许较不民主的制度将比较有效，而甚至于某些西方国家本身也开始这么想。

当人们对民主逐渐感到不满与不容忍时，来自军方有较多呼声要求追求领土扩张政策以解决日本的灾难。眼光转向中国。当政治人物犹豫不定时，军方放手一搏。

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极端分子蓄意在中国沈阳附近炸毁一列火车，军阀张作霖（1873～1928）被炸死。爆炸案的策划人声称这是中国土匪干的，他们希望利用这个作为在本地区发动军事行动的理由。日本军方温和派阻止形势升高，但爆炸案阴谋者仅受到象征性的惩罚。裕仁责备田中义一首相未能采取坚定的行动，田中因而辞职，但裕仁本人也没对爆炸案阴谋者采取行动。

第二节　昭和时代一开始就遭遇麻烦（2）

接替田中出任首相的是滨口雄幸（1871～1931），他也很快面临危机。在1930年伦敦海军会议中，他未能获致对日本主力舰比率的重大改善。伦敦会议旨在检讨华盛顿会议有关海军限制的协议。这事在日本国内引发民众的愤怒。滨口被一名狂热的右翼青年枪杀，终因伤重不治而死。几年后，日本退出所有有关海军限制的条约。

1931年9月发生“沈阳事变”。这几乎是1928年关东军炸死张作霖使用的战术的重演。靠近沈阳的一条铁路又被日军炸毁，且他们再度声称是中国人干的，他们希望这将引发危机，进而强化日本的军事立场。事变是由石原莞尔（1889～1949）领导的一群中阶军官执行的，但这次它受到军事指挥部高阶人物的默许。

这次温和派没占上风。与1928年的事件不同，这次日本军事干预在爆炸案发生后迅速随之而来，事实上在几小时内就采取了干预。政府没有能力阻止。由滨口的继承人若规礼次郎（1866～1949）领导的民政党内阁，因无力解决危机而在几个月后辞职。在若规之后出任首相的是年迈的犬养毅（1855～1932），他尝试控制军方，但在就职仅几个月后就被极右翼海军军官暗杀。犬养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后一位代表政党的首相。

裕仁据说对军方在满洲的行动大为震惊，其弟秩父宫亲王劝他干预，但他拒绝这样做。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确定他实际赞成或不赞成军方的行动到什么程度，但他不采取行动与他的沉默使一般民众认为他支持军方在满洲的行动。

日本在满洲的军事干预不久导致关东军在1932年3月成立“满洲共和国”。这个陆军建立的国家在同年9月被日本政府正式承认，并在1934年3月改名为“满洲帝国”。皇帝是著名的清朝末代皇帝——傀儡统治者溥仪（1906～1967）。

沈阳事变引起国际联盟的反应。由英国李顿爵士（Lord　Lytton）率领的调查团在1932年初来满洲调查。根据其报告，国际联盟大会在1933年2月谴责日本的行动。日本迅速退出国际联盟。

在野党受到恐吓，军方现在几乎不受抑制。“思想警察”活跃，有错误思想的人被暗杀是很平常的。天皇本人似乎对军方的扩张计划不构成障碍。军方毅然保护他，以免受到有错误思想的“邪恶顾问”的左右，那些顾问见解太过于西方与自由主义。美浓部达吉是许多受害者之一，他的有关宪政的见解使他被控叛国。他的著作有很多被收回。

复兴日本的运动往往被称为“昭和维新”，但这运动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味。尤其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与中期，为了促成这维新运动甚至发生过若干暗杀事件。

最有名的政变“二二六事件”发生于1936年2月26日凌晨。由下级军官率领的1400名士兵突袭若干政府大楼，杀死或刺伤若干主要政治人物与皇室顾问。他们的目标是要成立一个比较同情其极端民族主义理念的军政府。但他们并未获得全面支持，而军方高层对他们的行动看法分歧。令许多人吃惊的是，影响最后结果的决定性因素是裕仁。叛军宣称他们绝对效忠天皇，而当裕仁因为叛军攻击其顾问而震怒，并拒绝跟他们扯上任何关系且坚持把他们当作叛徒审判时，叛军运动受到严重削弱。裕仁也拒绝给他们切腹自杀的权利。叛军领导人士希望审判能提供给他们一个表达意见的场所，但当局甚至连这个也不答应，因为审判是秘密进行的。19人最后被处死，而其他70人被关进监狱。但公开表示同情的高阶军官没人被判刑。

“二二六事件”是裕仁坚决干预与军方受到抑制的一个罕有的个案。大体上，军方在裕仁的昭和头10年以牺牲议会、政府的代价，获得对全国的控制。他们具有侵略性的反西方、反自由主义的情绪（许多民众也如此），没有使“百姓昭照万邦协和”（昭和）的时代有一个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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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扩张主义背后的意识形态（1）

在“二二六事件”中因为共谋被处死的人之中有一位激进民族主义者北一辉（1883～1937），他是昭和维新运动的重要思想家。他想发动军事政变，除掉无能的政府领导人士，以恢复天皇跟人民的直接关系。他视天皇为绝对的，但有趣的是，他不把天皇视为神，这可能是他毁灭的原因。无论如何，北一辉认为天皇应暂停实施宪法并排除政治人物与企业家的败坏影响，以便指导全国土地与资产的公平的重新分配。他也视日本有一个特殊的宿命，要解放在西方帝国主义桎梏下的亚洲国家。一旦日本恢复元气与活力，日本就能领导团结的、自由的亚洲。

北一辉的信念只是当时用来为日本扩张主义辩护的一套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尤其普遍的是，天皇是绝对神的概念与日本占领并控制亚洲以便解放亚洲的理念——日本特有的反帝国主义之帝国主义的理念。

天皇是绝对的神的概念有很大部分归因于1890年的《教育敕语》的意识形态基础。这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被大大地强化。其顶点是《国体之本义》（国家的基本原则）——天皇制的经典。这份有如书本一般的文件是由文部省（###）于1937年3月出版的。它使用非常类似《教育敕语》的术语，而且同样为学校教师与其他有权力的人使用，以便对学生灌输他们认为正确的观念。在1937年，全国人口至少有36％的人是在义务教育的年龄层，因此是一个很好的教化标的。

它是一份诉诸感情而非理智的文件，内容充斥着矛盾，其刻意矫揉造作的用语使文件的详细分析超过大多数读者的阅读能力。同时，这样的用语使它有古代与权威的气味。其要点是强调天皇的神祇起源及完全自我牺牲服从其意志的重要性，以至于效忠天皇与他的国家变成与其说是责任，不如说是人生的目标。

《国体之本义》为日本国作下列的定义：

天皇接受建国者的神谕，其不间断的家系永远统治日本帝国。这是我们的永远不改变的国体。因此，基于这个大原则，全国人民团结成为一个大家国并服从天皇的旨意，加强忠孝美德。这是我们的国体的荣耀。

天皇是“现人神”（神的化身），“天照大神的直接后裔”，而服侍他“不是责任，也不是服从权威，而是内心的自然表现”。跟西方国家不同，西方国家的公民是“不同的个人的集合，统治者与公民之间没有深厚的基础来团结他们”，而“天皇及其臣民来自同样的源泉”。“天皇与臣民的关系是父子关系，这关系是一种自然的关系”，不是像西方统治者与公民之间的仅仅契约式的关系。日本真正信奉“天人合一”的天道。和谐也是这关系的特色，因为“和谐是我国建国伟大成就的一个产品”。最终的和谐是天皇与臣民之间的和谐，说得更确切一点，“和谐的极致是臣民为天皇牺牲生命”。在近代“西方个人主义与理性主义带来腐败”，而“我们必须扫除精神的腐败与由于沉迷于自我而产生的知识的蒙蔽，回到纯净的心灵状态”。这不仅是为了日本或亚洲的缘故，而是为了整个世界的缘故。“我们应该这样做，不仅为了我国的缘故，也是为了正挣扎着跳出个人主义僵局的全人类。”

在《国体之本义》发布后的10年左右期间遇见日本人的西方人，他们之中许多人很惊讶地发现，不仅平民而且许多高层且很有才能的日本人似乎也相信这宣传——甚至那些协助策划的人之中有些人也相信。至20世纪30年代末期，确实所有小于50岁的日本人曾经或正在一个受到控制的教育环境中受教育，这教育依据1890年《教育敕语》，灌输以天皇为中心的世界观。这包括许多位居高职的人，他们之中有些人可能真的搞不清神话与现实的区别，而无疑许多民众真正如此被教化。同时，怀疑天皇制就是让自己冒生命的危险。恐惧也扮演了一个角色。

天皇在战前意识形态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有时使得《国体之本义》的其他要点被忽视。这些要点之一是提倡下列理念：日本人“与自然合一”且比受到个人主义污染的西方国家享受较纯净、较自然的生活。对环境决定论有特别兴趣的著名哲学家和辻哲郎（1889～1960）是起草《国体之本义》的委员之一，他几乎肯定会在该文件中给日本人特别与自然和谐的理念如此重要的地位。虽然那可能不是他的真正意向，它被用来作为日本在亚洲大陆扩张的另一个理由。日本人能够声称，他们在亚洲大陆的扩张不仅旨在挣脱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枷锁，并且在较深的层次要恢复天人之间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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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扩张主义背后的意识形态（2）

这天人合一被称为“结”（结び，musubi），是一个复杂的术语。它结合了“结合”、“和谐”及“联结”的意义。它有“生殖”的含意，以及“生命力”的引申之意，还有跟新生命有关的“原始纯粹”的含义。

对“结”的最清楚的英文解释，可以在河合达夫1938年发表的《日本扩张的目标》（The　Goal　of　Japanese　Expansion）一书中找到：

在他们的作为一个独特的种族的进化过程中，在他们的自然环境与他们的各式各样令人振奋的气候的影响下，日本人获得了对美丽与纯净的爱好。他们靠近自然居住……作为神明的子女，我们的祖先过着与自然和谐的生活，获得自由的社会观，而这社会观发展成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理想。同时，他们察觉在自然的力量中有神秘力量的运作后，他们有系统地陈述“结”的哲学……我们的祖先观察不间断的四季循环与快乐的生物繁衍，他们察觉到在自然运行里有一个力量或原则的存在，这力量或原则创造、滋养以及繁衍各类事物。他们称呼这力量为“结”……日本历史就是他们对自然的信仰（大和民族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与天人合一）的发展的纪录……保存自然与重新发现自己！——“结”的哲学如此传授。

河合继续解释日本人如何试图使退化中的中国恢复“结”的精神，这样做是为中国本身以及全亚洲的利益：

遵从“结”的指令，日本连同复兴的中国将与那创造与滋养生命的宇宙力量合一，并协助促进那美化与净化亚洲生活的无止尽的过程。这是日本的中国政策的基础。

并非所有的日本人都使用如此冗长华丽的哲学词藻，来为日本的对华政策辩护。许多人只是像纳粹那样提到生存空间的需要，忽视了仍低度开发的北海道地方。生存空间观往往跟一个显然经过选择的论证连接在一起：只有移民、向国际市场进军及领土扩张三种方式来减轻过剩的人口压力。日本大概除了第三种选择外没有其他选择，因为西方国家的排日移民法与贸易关税已有效地阻碍了前两个选择。似乎没人准备考虑诸如在德川时代曾经很有效的人口控制等选择。

另一个较简单的辩解是因“沈阳事变”出名的石原莞尔的辩解。他希望日军占领并重新组织亚洲，使日本能利用亚洲的资源，为获得世界控制的最终决战做准备。这战争将是日本与美国之间的战争。石原的这一想法是受到中世僧侣日莲的影响，日莲认为将会有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