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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2页)

圣朝特旨办丧葬,一队“杀手”下“贤良”(1)

北京,1730年。正是雍正统治期间,帝国吹吹打打落成了贤良祠。

据称,“贤良祠是祀王公大臣之有功于国家者。清世宗宪皇帝御书额曰‘崇忠念旧’。贤良祠初祀王、公、侯、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都统、将军、总督、巡抚、副都统共78人,后增祀21人。总共祀99人。”

凌沧洲没有去过贤良祠,读《清史稿》的时候屡屡见到一些朝廷大佬死后被隆重追悼,不仅皇上发放丧葬费白银500~1000两不等(郭成康先生在《乾隆大帝》中说,乾隆年间一两白银折合现在的人民币是150~200元,丧葬费也就在10万~20万元了),而且还精心研制死后的称号——谥号,也就是朝中大佬要戴一顶什么样的精神顶戴花翎,去见他们的老祖宗努尔哈赤。最后是丧亡后,能进入哪种祠庙,关系到生前的业绩道德评价,关系到死后的荣誉规格。

第一等的朝中大佬,如三朝###张廷玉,雍正腊肉(此称谓乃凌沧洲先生之发明,其来源后文有详述。)答应他死后配享太庙——在太庙犄角旮旯里给他挤个地方坐坐,也闻点皇家冷猪肉的残香。1749年,张廷玉要退休回原籍,因为雍正遗诏中答应他死后配享太庙,但现在是新腊肉高悬执政,会不会执行老腊肉的遗言,此老有点不放心,请求乾隆腊肉给他一纸承诺,作为凭据。这样不放心腊肉,此老是不是老糊涂了?同时由于他没有立即前往宫中亲自谢恩,乾隆腊肉很不高兴,几乎要传旨对张廷玉加以诘责。要不是朝中同僚和门生后学援手,临退休,张廷玉还得给腊肉呵斥一顿。第二天一早,张廷玉赶紧屁颠屁颠地跑到宫中谢恩,才算逃过一劫。

第二等的朝中大佬,如果所谓的道德文章和政绩、忠心被腊肉认可,可以从祀孔庙。想一想,当孔庙的先贤们大嚼其冷猪头肉的时候,他们可是熬了多少年才成精的,有的都两千年的岁数了,而今大清国的后生们,也在孔庙的众“楼主”旁边挤个沙发、板凳什么的坐坐,吃点冷猪头肉的残羹,是何等荣耀!大清国的兴亡史上,只有康熙年间的三位名人,有幸挤入了孔庙,这三位即是汤斌、陆陇其和张伯行。这三个人,以大清的立场看,确属于清官、好官的行列,并且儒学功底深厚,也有著作问世。然而,放到文明的大视野看,这三个人也无非是大清的走卒而已,在稳定大清的吃人统治上,也没少立功劳。像汤斌不仅参与了清朝的宣传事业,出任辫子版《明史》的总裁官(要知道为了争夺明史话语权,大清初年的斗争无比激烈。朝野上下都在编撰《明史》,像庄廷鑨、戴名世也是因为写《明史》而丢掉了性命)。在鲜血淋淋的民间话语权被钳制的后面,朝中的编写者们谁不是踏着尸体和鲜血前进的呢!更何况,这些人为官一方,也以整顿民风的理由,钳制当地百姓的声音,比如,汤斌、张伯行都对当地的洗脑教育抓得很紧,把个什么《孝经》和其他儒学思想狠狠地灌输下去。汤斌甚至还焚毁所谓的“淫秽小说”(许多践踏言论自由的旗帜都写满了对淫秽的围剿,极权统治是一定要打压性自由的。

当小脑袋开始揭竿而起,不服管制的时候,也就是大脑袋要开始压制的时候。从这个意义上推断,凡专制国家必是理论上禁欲的国家,反之亦然),为培养清帝国“思无邪”的合格忠臣和奴才尽职尽责。

第三等的朝中大佬,如果一生没犯重大路线错误,没有明显腐化堕落的证据(主要是大贪污,至于搞个二奶什么的在清帝国属于正常),不仅给腊肉“精神按摩”得舒服,而且政绩斐然、政声良好,腊肉考虑他们死后把雕像送进贤良祠吃冷猪头肉。仅从《清史稿》中看,就有很多看上去像清官的朝中大佬挤进了北京贤良祠,比如刘统勋、刘墉父子、来保、刘纶、福敏、钱陈群、鹤年、吴达善、高斌、阿里衮、舒赫德、彭元瑞、陈宏谋、史贻直等。

美国的早期思想家安德鲁·汉密尔顿曾经有一段著名的法庭辩护,他说:“对于高尚的人,失去自由,不如死。可是我们知道各个时代都会有那么一些人,为了晋升或虚荣,就随便帮助,不,来摧毁他们的国家。这使我想起不朽的勃鲁托斯说的话,当他看着凯撒的那些人——这些人都是大人物,但决不是什么好人——时,他说:‘你们罗马人,如果我还能这么称呼你们的话,那么你们想一想你们在干什么,记住,你们在帮助凯撒打造锁链,正是这些锁链,他有一天会强迫你们戴上的。’这是每一个珍惜自由的人所应当考虑的问题。”

圣朝特旨办丧葬,一队“杀手”下“贤良”(2)

如果说凯撒这样的大人物都决不是什么好人的话,那么,贤良祠中这些吃冷猪头肉的家伙,这些在小民面前威风凛凛、在腊肉面前战战兢兢的“奴才”或“臣”,他们是些什么东西,不是很值得怀疑的吗?

他们是大清帝国的中流砥柱,是国之“肱股”,是腊肉要“念旧”、要推给天下人模仿的“崇忠”偶像,从大清的角度上来说,他们政治上是正确的,他们的工作作风是扎实的,他们的敬业精神是完美的,但是,从文明的大趋势看,他们又一个个都是大清这具专制僵尸的看坟人与守灵人,他们是维护大清统治最得力的人,许多人在镇压百姓的反抗上最得力,而更有一些人,直接参与了文字狱的制造,直接屠杀言论自由,稳固大清国的江山,指控他们是大清的帮凶、鹰犬,是自由思想和言论的“杀手”,应该是不成疑问的。

比如,上面提到的名单中有出任督抚者,大清因为没有权力分治和制衡,督抚既是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也是司法官,对当时发生的文字狱案,以及百姓的抗粮抗税等事件的镇压,手上的血肯定是洗不掉的。至于出任过刑部尚书、侍郎的,更是在镇压机器的核心部位卖命,说他们不是“杀手”,谁信?

清初,江山已经被腊肉们坐于臀下,开科“取士”,让天下英雄作狗刨状游入科举的考场,成为“招安”知识分子的重要举措,不过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有许多人不屌这一招,但到了顺治三年再行会试,告病观望的众知识分子,都纷纷参加考试,有人做诗刺之:

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

家里安排新顶帽,腹中打点旧文章;

当年深自愧周粟,今日幡思吃国粮,

非是一朝顿改节,西山薇蕨已精光。

凌沧洲先生追慕古代讽刺诗人的“先贤遗风”,也作一首讽刺打油诗,吟咏朝廷鹰犬挤进贤良祠一事:

圣朝特旨办丧葬,一队杀手下贤良,

祠堂将有冷猪肉,家中已备哭丧棒;

人民悲愤泪万顷,朝廷赏赐银千两,

非是一朝黑白混,志士刨棺官荣光。

弘历年间的鹰犬,像尹继善死后,腊肉就赐祭葬,发丧葬费5000两白银,合人民币将近百万之巨!尹继善进没进贤良祠,《清史稿》中没有说明,但在书中,老尹是大大的贤臣清官,可别忘了,正是1751年,老尹在两江总督任上,当时云贵和山东发现了“伪撰奏本、朱批”,“旋据江督尹继善奏报线索,派员赴江南查办。”(见《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上海辞书版)。透过尹继善附庸风雅的一面,人们完全可以认清其盖世太保的真面目,正是他大力搜索情报、向上反映,促成了文字狱的恐怖继续向江南蔓延。

“志士刨棺官荣光”一句,指的是:大清绵延数百年的文祸,摧残自由和民气的手段以刨开仁人志士的棺木戮尸为家常便饭,那些落实执行大清腊肉刨棺戮尸令的帮凶官员,肯定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在雍正腊肉落成贤良祠的60年后,位于欧亚大陆西侧的法国,人们也在为纪念死去的人而大兴土木。巴黎市中心塞纳河左岸的拉丁区,法国的先贤祠(lePantheon)于1791年建成,是纪念法国历史名人的圣殿。看看法国人纪念了哪些先贤,他们的先贤与清朝的“贤良”有什么质的区别?

先贤祠内安葬着伏尔泰、卢梭、维克多·雨果、爱弥尔·左拉、马塞兰·贝托洛、让·饶勒斯、柏辽兹、马尔罗和大仲马等。至2002年11月,共有70位对法兰西作出非凡贡献的人享有这一殊荣。

据说,路易十六在没上断头台前,读到了伏尔泰与卢梭的著作,他说:这两个人摧毁了法国。

伏尔泰一生致力于探索自由、反对专制。1778年,84岁的伏尔泰去世,教会拒绝把他葬在巴黎,1791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他的遗体被迁葬在巴黎先贤祠,并补行国葬,他的心脏,被装进一只盒子,存放在巴黎国家图书馆。

圣朝特旨办丧葬,一队“杀手”下“贤良”(3)

伏尔泰、维克多·雨果、爱弥尔·左拉等人都经历过流亡的颠簸,不能像大清国的“贤良”们居庙堂之高、享富贵之尊。像雨果,不仅写出了《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等世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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