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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2页）

石川先生立即向日本客户发了一份传真，反映面料不够的情况，并将我们的对格排料图也发了一份过去。

两小时后，对方有了回音——我们计算错误，请暂停生产。等面料补充完毕，再开刀裁剪。

这一次，我得到了石川先生的表扬。但我并没有过多的欣喜，只觉得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做了我该做的。同时也让我明白，无论何时何地，做什么工作，认真——是两个最需要重视的字眼！

在我做技术员的四年时间里，“认真”两个字像两个忠实的卫兵，时刻监视着我，提防着我，不让我出错，不让我粗心。

渐渐的工作就顺了起来。我几乎每年都是厂里的优秀，还被选举为厂里的团支部书记，经常参加镇上或区里的外来工活动，有时作为外来工代表发言，有时接受表彰，报纸上偶然还能看到我的名字，就这样慢慢的被上海承认了。走在街上，也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感觉自己除了口音之外，已经不像个外地人了，这样一想，又有几分得意。总算在这个排外的城市里站稳脚跟了。

每年春节，厂里总要举行联欢会。我每年都是节目主持人，和裁剪车间的一个小伙子搭档主持节目，还要煞费苦心地准备一些游戏活动，采购奖品，倒也搞得有声有色。

最重要的，我逐渐被排斥我的人承认了。我用我的人格征服了曾经敌视我的人，我用我的能力树立了自己的尊严。

妹妹美华还是没我有毅力。她在厂里做了一年半的拷边工后，就闹着要回家了。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我无法忍受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无法忍受组长的训斥，无法忍受机械枯燥的打工生活，我宁愿回家种地。”我太了解性格刚烈的妹妹了，她从小到大就最讨厌受窝囊气。妹妹来时签了三年合同，交了一千元押金，作为厂里对员工的培训费。如果合同未满即离厂，押金不退。

我劝妹妹再忍耐一年半，她却气鼓鼓地说：一天都不愿干了，一进工厂大门就心情压抑，一见组长的脸就心烦。妹妹的心情我太能理解了，我是从车间里摸爬滚打过来的，那种煎熬的滋味我尝过太多。只不过，我比她更能忍耐，更想出人头地，所有的苦我都能坚持。

妹妹走了，一千元押金也没要回来，我跟厂长交涉过几次，也无济于事，这是合同上明明白白写着的，谁也无法破例。我暗地里恨得咬牙切齿，但也无可奈何。实际上，厂里的员工像流水的兵一样，每个月都有跳槽或回老家的。也难怪那些外来妹们，每天趴在缝纫机上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很少有人受得了的，何况还要忍受师傅的责骂。

妹妹走后我才知道，她是为了爱情回家的。原来她和我继父的外甥，也就是我的表弟，姑妈家最小的儿子谈起了恋爱。他俩从小青梅竹马，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同班同学，早就情愫暗生。妹妹来到上海打工后，表弟与她一直书信往来，互诉衷肠。

妹妹的幸福那么简单。为了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她宁愿放弃在大城市打工的机会，宁愿放弃拿工资，宁愿住进三间石头垒砌的老屋，宁愿握锄头种地，宁愿帮婆家承担很多债务……爱情像一双占了魔力的手，把妹妹俘获了。

妹妹回家不久，即与表弟订了婚。次年春天，妹妹出嫁了。那是1995年的春天，一个孕育希望的季节。妹妹出嫁时23岁，正是如花的年龄。只是，尽管我拿出所有积蓄，也没能为妹妹置办很像样的嫁妆，妹妹应该算是村子里最寒酸的新娘了。当穿着一身火红嫁衣的妹妹被“轿夫”背走的时候，我想起妹妹曾说过要早点离开这个“活死人墓”般的家的话，我忍不住心酸。

妹妹终于开始过一种全新的生活了，总算逃离她痛恨的家了。母亲在房间里哭得惊天动地，哭嫁是农村的一种风俗，任何人家女儿出嫁时，母亲都会哭嫁一通的。但我相信，母亲此时的眼泪绝对不是哭嫁那么简单，她的泪水里包含了太多辛酸和伤感。在母亲的一生中，她流过的泪水太多太多了，前半辈子流的都是伤心泪。但愿从此往后，母亲流的都是喜悦和开心的泪水。

妹妹也是哭着离开家的，但愿妹妹的泪水能冲刷掉过去的悲伤，为她迎来全新而美好的幸福日子。

妹妹是个心地善良，思想简单的人，和所有农村女孩一样，只想嫁个自己所爱的人，种种地，喂喂猪，养养孩子，一辈子就这么平平淡淡地过去了。不像我，有那么多的野心和抱负，永远生活在马不停蹄的追梦之中！

人和人的追求不一样，人和人的命运也不一样！

妹妹结婚第二年，就生了大胖儿子。从此，妹妹的心愿已了，开始安心地相夫教子，过起了简朴、平静的农村小日子。

母亲从此也忙碌了起来，每天抱着她的宝贝外孙子，喜笑颜开，精神也好了不少。我相信，笼罩我家十多年的灾难阴霾终于散去了。

1996年春节前几天，我一个人来到西安。去西安有两个目的，第一是为看一眼魂牵梦绕的兵马俑和著名的大雁塔。二是去见一见我仰慕以久的《女友》、《文友》和《当代青年》等杂志社是什么样子。为此，我特意托石川先生帮我从日本带回一只佳能傻瓜相机，一千四百元人民币，心疼了我好一阵子。

春节前，我刚好拿到年终奖，加上平时积攒下的钱，有一千五百元的积蓄了。我想，够走一趟西安了吧！那时出门没经验，春节将至，车票极其紧张。在上海火车站排了好久的队，我只买到一张去西安的站票。也就意味着，我要在火车上整整站二十五个小时去西安了！但我全身心都被即将见到兵马俑和自己崇拜以久的编辑们的兴奋笼罩着，并不觉得这是个无比恐怖的旅行。

那时我即将跨入二十六岁的门槛，总想用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来祭奠自己飞速逝去的青春岁月，来庆贺并不值得庆贺的生日来临。

上火车那天，那情景真是恐怖至极！人潮如涌，窗户里到处是人的脑袋或屁股，正使劲往车上钻，哭爹喊娘的嘈杂之声不绝于耳。我几乎挤脱了一层皮才上了火车。车上的人像逃难似的，大包小包，人山人海，挤得鬼哭狼嚎，七窍冒烟。个子矮小的人，几乎脚都够不着地了。火车开动之后，躁动的人群才稍微平静了一点，站的站着，坐的坐着，任由火车带着我们向着西部奔去。

我在车上认识了两个在上海体育学院上学的西安籍大学生，一个练击剑的，一个练田径的。他们和我一样买的站票。我们都站在靠走道的地方，然后开始聊天。当他们得知我是一个人去西安看兵马俑时，不约而同露出了诧异的眼神。“击剑小伙”说：“现在的西安天寒地冻，连个游客的影子都没有，我估计有很多旅游景点都关门了，你居然现在去西安旅游？你太勇敢了，我太佩服你了！”一瞬间，我去看兵马俑的热情被他的口气吹凉了不少，我哪里知道什么时候去看兵马俑是最佳时机呢！我只有春节前放假那几天才有空啊，并且也只有这个时候才有积蓄。我有点沮丧了。上车之前，还一腔激奋，现在已经有点忐忑不安。怎么办呢，已经上车了，只能既来之，则安之吧！

那个练田径的大学生头脑十分灵活，不知用什么办法，居然找列车员要来了两只小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