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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在权力的祭坛上(1)
《清史稿》是这样评价皇太极的:“太宗允文允武,内修政事,外勤###,用兵如神,所向有功。虽大勋未集,而世祖即位朞年,中外即归于一统,盖帝之诒谋远矣。”《清史稿》作者认为皇太极的某些对外交往之道,甚至可以比美远古之圣贤。最后,作者用一句崇高的感叹结束了对皇太极的评价,曰:“呜呼,圣矣哉!”
翻检起来,在洋洋大观、整整四十八本的《清史稿》中,只有皇太极一个人得到了后代史家这个字眼的评价——圣。至于康熙皇帝被他的儿子加“圣祖”谥号,显然是不同的另外一回事儿。
在古人的观念中,极为崇高从而达于极致的睿智与道德方才可以称之为“圣”。这是一个仅次于“神”的字眼,不是可以随便使用的。
我们知道,《清史稿》是在辛亥革命以后修撰的。那时,大清朝已经土崩瓦解了十数年,中国人民正在军阀混战的黑暗里,苦苦寻找着生存图强的道路。当年不可一世的皇亲贵戚们则在钻头觅缝地忙于找到买家,好把祖宗留下的家财宝贝——从府邸物业、珍玩字画、翡翠扳指,到鼻烟壶、蛐蛐罐儿,卖上一个好价钱,以便苦度时光。八旗铁骑的雄风早就荡然无存,八旗子弟已经成为膏粱、纨绔、败家子的代名词。爱新觉罗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黄金种姓,如今成了不祥的字眼,黄带子、红带子们纷纷改名换姓,用以逃避歧视、仇恨或者觊觎的目光。
斯时,《清史稿》的撰写者们,即便是遗老遗少,却也已经没有了太多现实的压力或者动力,去为一个死了将近三百年的先皇帝无原则地歌功颂德,以便为自己赚一个残渣余孽的恶名。由此大抵可以部分地知道,在晚明前清时代,皇太极的作为,可能是同时代的所有人物中,最为可圈可点的一位。
皇太极生于公元1592年即大明万历二十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生地在努尔哈赤起兵后的第一个根据地费阿拉,治下在今天的辽宁省新宾县永陵乡附近。在努尔哈赤的十六个儿子中,皇太极排行第八。
关于皇太极名字的由来,至今还是一桩疑案。努尔哈赤家族中,许多人的名字与飞禽走兽有关,表明其生存状态必定与游牧渔猎的生产、生活条件密切相关。然而,专家们无法说清皇太极这个名字在女真语中的确切含义。于是,人们便不由分说地愿意相信,这是一个大福大贵的名字。汉族人、女真人、蒙古人之间相互影响极深。据说,蒙古语中的台吉,是汉语中太师的意思。蒙古人称呼皇帝的继承人为黄台吉,就是汉语皇太子的译音。我们知道,满语是借助蒙文而造出的。于是,皇太子——黄台吉——皇太极三者之间便建立起了某种神秘的联系。尽管学术界不同意这种说法,大清朝官方史书也予以否认,但是,既然学术界解决不了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学术界之外的人们也就只好将此看成是天意了。譬如,《清史稿》谈到这个话题时的表述就是,等到皇太极继位,人们“咸以为有天意焉”。(《清史稿》本纪二,太宗本纪一。)
史籍中,对皇太极的母亲评价很高。比如《清史稿》中,认为这位叶赫部落的孟古格格“庄敬聪慧”,温婉和顺,听到顺耳的好话,她不沾沾自喜,面对忤逆或诽谤,仍然能够和颜悦色而不改常态。她不好逢迎谄媚之言,也不接近奸佞之辈,“耳无妄听,口无妄言”,从来不干涉外界事务,只是一心一意地侍奉自己的丈夫。这样一位母亲,想必对童年时期的皇太极影响不小。
嫁给努尔哈赤时,孟古格格只有十四岁,努尔哈赤则为三十岁。那一年,是努尔哈赤起兵的第五年。当时,努尔哈赤可能已经有了至少五位妻子。他们是在结婚四年后,生下的皇太极。十一年后,孟古格格重病去世。努尔哈赤表现出了少见的悲恸。他痛哭不止,下令四个奴婢殉葬,不饮酒、不吃荤达一个月之久,并将灵柩停放了三年方才下葬。当时,努尔哈赤与叶赫部落的关系十分紧张,重病中的孟古希望最后见自己的母亲一面,被她的哥哥、叶赫部落酋长拒绝。为此,愤怒中的努尔哈赤,曾经不顾实力相差悬殊,在妻子去世后不久,便率兵攻打叶赫。这一年,皇太极不满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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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在权力的祭坛上(2)
史书记载说,努尔哈赤对皇太极“爱如心肝”。(《满文老档》,太祖卷三。)除了孟古格格的原因之外,可能和皇太极的聪慧有很大关系。据说,皇太极三、四岁时就很懂事,接触过的事情,“一听不忘,一见即识”。到他七岁时,努尔哈赤便“委以家政,不烦指示,即能赞理”(《清太宗实录》卷一)。就是说,这是一个七岁的小大人,不用劳烦大人指点,他就可以帮着把家里的事情打理好。
皇太极出生那一年,正值大明朝抗倭援朝战争爆发。七年后,这场战争结束。不久,朝廷又将李成梁派来第二次镇守辽东,时间又是七年。这十几年,正是努尔哈赤扩张实力的关键时期。有记载说,当时,皇太极年长的兄长如褚英、代善等,跟着努尔哈赤常年在外征战。努尔哈赤便将全部家政,交给了年仅十余岁的皇太极。
从史书记载上看,那是一个不小的摊子。当时,努尔哈赤全家住在费阿拉城的内城里,用木栅栏圈成了一个圆形的大院,有一到四间不等的瓦房、草房十余座,共三十余间,其中住着努尔哈赤众多的妻妾、儿女和卫兵、仆役、文书等工作人员以及教育子女的教书先生。此外,城外有众多的庄田,城内有大量的财产(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校注》)。公元1603年(大明万历三十一年),皇太极的母亲去世了。同年,努尔哈赤将他的王城由费阿拉迁到十余华里外的赫图阿拉,他们的家业更大了。不过,据说,皇太极仍然将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很对努尔哈赤的心思。这样的锻炼与经历,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应是十分重要的。
当时的一位观察家记录道,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酷爱射猎。每当大规模围猎时,人们带上炒面,用水调和后充饥,风餐露宿,不以为苦;马匹也很能耐饥劳,只吃很少的水草便可以昼夜驰骋;女子奔腾驰猎不亚于男人,十来岁的孩子也能够弓矢驰逐,争强斗狠(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多年以后,皇太极曾经回忆说:“小时候,听说要出去打猎,个个欢腾雀跃,事先就调鹰蹴球,如不让去,哭着向太祖请求批准。”(《满文老档》,太宗卷二十三。)这种情形,可能是皇太极成年后武功超群的部分原因。不止一种史书记载道:远征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时,途中缺粮,皇太极与全军将士一起射猎为生。他一个人一次便猎杀黄羊五十八只,其中,竟有不少一箭贯穿两只黄羊者,可见其武功神力。(王先谦《东华录》,天聪六年五月。)据说,沈阳实胜寺里收藏着皇太极当年使用的弓箭,矢长四尺多,寻常的强壮汉子根本就拉不开那张弓。(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一,“清帝甲弓”。)
皇太极的身材比父亲努尔哈赤魁梧,中年以后发胖得厉害,体重大约在二百五十斤左右。加上很重的盔甲,致使一般的战马很难负担这庞大的重量。他有两匹心爱的战马,名字分别叫大白和小白。皇太极死后,他的陵墓前面有两匹石雕的骏马,据说就是按照大白和小白的形象雕制的。皇帝心爱的战马,应该是最为神骏的了。可是,这两匹马,其中一匹,皇太极一天只能骑乘五十里,另一匹,一天也只能驮着他走一百里而已。
皇太极可能属于那种热性的纯阳体质。天聪四年,时值十一月,正是东北冻裂石头的时节,皇太极带领满、蒙、汉官兵举行大规模围猎。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寒风中瑟缩,唯独皇太极,只戴一顶小窄帽,手不入袖,像根本不知道寒冷一样纵马驰骋,致使周围的人们惊异兼钦佩莫名(《清太宗实录》卷七)。《清史稿》太宗本纪开篇就描述说:皇太极“颜如渥丹,严寒不栗”,就是说,他不畏严寒,脸色就像涂了红颜色一样赤红而有光泽。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观察,这种体征可不是好现象。身材高大肥胖,再加上脸色赤红,根本就是多血症加上高血压的体征。事实上,晚年的皇太极鼻衄严重,时常大量流鼻血、晕眩,并在伏案工作中猝然死去,可能就是高血压导致的颅内出血和脑溢血。
皇太极:在权力的祭坛上(3)
各种史籍中,对于皇太极的军事活动记载得很多。他开始领兵打仗大约是在二十岁左右。公元1612年,是为大明万历四十年,努尔哈赤征讨海西四部中的乌拉部落,皇太极是领兵大将之一。他的早期军事生涯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应该算是智取抚顺关一役。
抚顺关是建州女真通往大明帝国辽东腹心地区的重要关口,也是辽东商品集散地之一。公元1618年,即大明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在庆祝努尔哈赤六十大寿的生日宴会上,努尔哈赤正式表达了向大明开战的决心。席间,大小贝勒们一边向努尔哈赤献酒祝寿,一边议论从何处下手。众说纷纭,似有不得其门而入之感。皇太极认为,抚顺关乃建州出入之门户,必须先将此地拿下。他建议,趁春季大开马市之际,派部队乔装成马商,入城贸易,然后自己率五千兵马夜行至城下,里应外合,可一举而下。这是后金与大明为敌的第一战,其意义不言而喻。努尔哈赤采纳了皇太极的方案。结果,后来所有的发展几乎都和皇太极预想的一样。
冷兵器时代,在像建州女真这样崛起的渔猎部族国家里,若没有出类拔萃的军事建树,要想出人头地,成为领袖群伦的人物,其可能性微乎其微。在诸多史籍中,我们可以读到不少皇太极“料敌制胜,用兵如神”的记载,应该说,此种评价不算过分的溢美之词。事实上,不仅仅伐谋伐智,皇太极伐勇伐力,相当勇猛地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也颇为引人注目。以至于后来努尔哈赤担心他在战阵中发生意外,阻止他到战场上去冲杀。而皇太极本人也很快成为努尔哈赤最为倚重的将领之一。
沈阳攻防战号称辽东开战以来的“第一血战”,双方搏杀得异常惨烈。激战中,明军的大炮因发射频次太高,导致炮管过热,以至于装药即喷,无法发射。后金军也是死伤惨重,“却而复前,如是者三”——再三再四地溃退后,又冲上来。最后,在浑河边上,一员后金军将领面对众寡悬殊的明军不敢再战,向后溃逃。皇太极立即率骑兵迎头冲击,结果,竟然将兵力占有绝对优势的明军冲垮。史书中不止一次谈到,皇太极曾数次在战场形势危急的关键时刻,不顾死活地率队投入战场,从而扭转了战局。
在宁锦保卫战中,面对袁崇焕凭坚城、用大炮一策,皇太极一筹莫展,指挥了一次极为窝囊的战役,遭遇了不小的尴尬。除此之外,在三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中,我们在历史记载里几乎找不到皇太极其他军事上的失误或者失败。
从各种史料、实录中,我们会注意到一个醒目的现象,皇太极讲起话来特别平实。用今天的语言描述,就是他比较注重摆事实讲道理,绝少粉饰浮夸、装腔作势。一个特别刺眼的对比是,这种东西在同时期大明朝的官方文件中几乎比比皆是。在明清之间的最后一次大决战——松锦会战中,洪承畴统帅十三万大军,稳健持重,前线清军连连败绩,情势危殆。鉴于明军兵势浩大,皇太极麾下的高级将领们一再劝他缓行。皇太极笑着说:“我只担心他们听说我来了会潜师逃遁。他们要是不跑,我将破之如摧枯拉朽。”(《清史稿》本纪三,太宗本纪二。)这话听上去让人很不舒服,怎么看都颇有点自吹自擂的嫌疑。偏偏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了皇太极没有吹牛皮。
在同时代的诸般人物中,说皇太极的军事才华远在其他人之上,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当时,有两位朝鲜观察家,一位认为代善只是“寻常一庸夫耳”(《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一百六十九);另一位则认为皇太极“勇力绝伦”(李民寏《建州闻见录》),他们的观察不会是没有道理的。
在铁与血的搏杀中,一次次战胜对手,是古今中外英雄们建功立业的途径,为此,他们时常会在民众中形成巨大的威望。这是人类的悲剧,却也是人类的现实。因此,将皇太极受众人推举继承了后金汗位,理解为是这种英雄业绩的逻辑后果,似乎不会比在这个问题上的那些“阴谋说”之类更远离事实。诚如鲁迅先生所言: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先生的这番话,若用在皇太极身上,似乎颇为恰当。仔细翻检史料,我们几乎找不到任何稍微坚强一点的证据,足以证明皇太极是通过阴谋手段拿下的汗位。就是在辛亥革命前后,排满、仇满情绪空前高涨,也鲜见此种臆测。这多少令人感觉到了些许欣慰。想想看,今天的史家,大多倾向于同意这样一个看法,多尔衮之所以能够进据中原,并建立了大清帝国的稳固统治,是因为皇太极在十七年执政生涯中打下了根基。即本章开篇引用的《清史稿》所言:“盖帝之诒谋远矣。”如果皇太极仅凭借阴狠狡诈,便创下偌大一份功业,岂不令人眼前一片漆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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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在权力的祭坛上(4)
事实上,这里已经涉及到了皇太极的为人品格和政治品格问题。
女真人的渔猎习俗,涉及到了关乎生存的根本经济利益,因此,有着十分严格的禁忌。这种禁忌类似军纪或法律,简单、严厉而有效率。许多书籍都谈到,女真人射猎时,很像行军打仗,众人推举出的箭主——牛录额真——具有绝对权威,甚至可以处死违犯了行猎纪律的部族成员。在他们的行猎纪律中,包括必须听从牛录额真指挥,不许乱说乱动,不准擅自离开指定的位置,不准断围,不准践踏庄田,不准砍伐山林,不准把别人射杀的猎物占为己有,不准把自己射杀的野兽故意让给别人等等。
违犯了这些纪律的人,可能要付出严重的代价,远不仅仅是名誉扫地而已。这种习俗显然十分有助于培养一个人的纪律观念、忠于职守、合作精神和忠诚老实的品质。由此稍微展开一下联想就可以发现,这里,培养出来的根本就是一个优秀的战士。两百年以后,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西风日盛。有报道说,当西方人准备前往大清国做生意时,曾经到过那里的前辈们会忠告他们:到了中国之后,最好和满族人来往。因为,比较起来,他们更诚实守信。
公元1639年,即大明崇祯十二年、大清崇德四年八月,已经进入晚年,来日无多的皇太极很感慨地和臣子们回忆往事:“从小跟随太祖出猎,我从来没有把别人猎获的野兽占为己有,军中获胜后的战利品,我也从来没有私自留下过一件什么东西中饱私囊。因为我存心正直,所以才能获得上天的眷顾。”(《清太宗实录》卷四十八)
假如在十数年漫长岁月里,皇太极处心积虑干下了那些谋兄弑母、夺弟权位的事情,如今又说出这样一番话来的话,他就是古往今来排名第一的大坏蛋;那些十年前推举他走上后金汗位、十年后又拥戴他坐上大清帝位、两百多年后再用“圣矣哉”来赞叹他的人们,就是一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