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园

第14部分（第2页）

三圩镇曾经是兴化的十大古镇之一，最远的历史据说要上溯到元朝。“十大古镇”的荣耀曾经让我的父辈们引以自豪。和我的父亲一样，三圩人多年来也一直做着自高自大的梦，他们把三圩镇区以外的人称为“乡下的”，到三圩镇自然称为“上街”。要知道，在兴化其它乡镇，“上街”有着特定的含义，专指上兴化城。可以看出，在三圩人的心中，“三圩”和“兴化”半斤八两，平起平坐。自大的梦像意淫一样，让三圩人快活了好一阵，甚至高潮连连。等到他们看到邻近的乡镇超越了它，才如梦方醒，唉声叹气。也难怪，三圩镇的位置没有优势，甚至很尴尬——离城市很远，那怕是兴化盐城这些中小城市。要知道，这个时代离城市越远意味着离信息越远，离信息越远也就离发展的机会越远。三圩镇落后了，它像一个垂暮的老人，步履蹒跚，灰头土面，遗世独立。

现在的三圩，镇区不大，一条东西大街把它分为南北两个部分。沿街是三四层高的楼房，下面做生意，上面住家。大街北边是老镇区，几排错错落落的老式瓦房，很是低矮；南面属“新区”，　大多是新砌的瓦房，贴着瓷砖，盖着洋瓦、琉璃瓦，高大明亮多了。

客观地讲，这些年，当苏南的一些乡镇“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时候，三圩镇却是“风雨不动安如山”，几乎没有变化。这也是父亲坚持要我离开三圩出去打拼的主要原因。父亲根据他熏烧业的兴衰起伏总结的体会是：三圩镇没有前途。自从三圩高中撤并到安丰高中以后，三圩的经济更是一落千丈。每天晚上，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街上便冷冷清清，人毛都没得一个。

三圩高中曾经辉煌灿烂过，有考上北大南大的，光考进空军飞行学院的就有九个，可以组织一个飞机编队了，这些足以让每个三圩人骄傲上半辈子。但现在起这种骄傲之情三圩人只有在梦中感受了：七年前，兴化市教育布局调整，把三圩高中撤了。全镇人唏嘘感叹不已，撤的不是学校，可是三圩人的脸面啊。

尿床了，你总不能不睡觉。经济发展虽然缓慢，但小日子照样要过，而且还要过得有滋有味。三圩人就这脾气，知足常乐，小富即安。三圩人能吃能喝。这里吃风很盛，吃光用光，身体健康嘛。夏天，太阳还老高老高，三圩人就吃晚饭了。小桌子往门口一拖，主人坐小板凳上，大腿跷二腿，晃荡着，就着半斤猪头肉、二两花生米喝酒，眯着眼睛，不紧不慢，半斤酒能醉上半天。三圩人见面打招呼第一句就是“吃”，可见“吃”的地位了：

“吃过了？”

“吃过了。你呢？”

“也吃过了。”

镇东头春兰茶馆，每天都是高朋满座，人满为患；镇西头的丰乐酒楼，晚上灯红酒绿，笑声不断。三圩人有沿袭了几代的生活法则：早上皮包水，喝茶；晚上水包皮，洗澡。

说到“吃”，自然少不了提到我们三圩的特产——黑猪仔。这是三圩人的先辈们用他们的勤劳和智慧培育起来的优良猪种：个头不大，浑身上下黑不溜秋；皮薄肉嫩，味道鲜美。镇上人形容这猪的习性是“一张嘴，两条腿”。“一张嘴”是说这种猪嘴头很刁，除了吃货真价实的米糠外，只吃三圩一带的鲜嫩野草，三圩人戏称其颇有“家乡观念”；“两条腿”是说这种猪爱跑好动，不爱困觉，不易长膘。镇东头，靠近河边的一块空地，曾经是三圩的“猪集”。每逢农历“五”“十”开集，远地他乡的客商纷纷慕名而至，购买黑猪仔。一大早，嗷嗷声一片，热闹非凡，场面很是壮阔。熟人相遇，总问：

“你逮了几窝小黑子？”

“走，帮我去抓几只小猪仔！”

“这次赶集，出了几窝？”

……

后来，可能是这种猪的“效益”不好，养的人渐渐少了，猪集也荒芜了。这几年，提倡绿色食品，不少大城市里的人来这寻找黑猪仔，但都失望而归。

和盐城人的勤俭持家、会过日子不同，三圩人是出了名的穷大方，家里来人到客，桌上的菜总摆得满满的，有荤有素，赤橙黄绿青蓝紫。酒？少不了你的，不喝得酩酊大醉不会饶过你。

三圩镇最好的娱乐自然是打麻将了，这里遍地都是麻将室，颇有“全民皆兵”的架势。输赢倒不大，百十块钱。上了桌子，就不知道时间了，能玩到天昏地暗，甚至通宵达旦。

不是没有外商来投资，来了又走了。你想，大白天，外商听到麻将声一片，回过神来，发现自己正处于三圩人民麻将的汪洋大海之中，肯定会皱起眉头，惊恐万分，更弦改辙就在情理之中了。完不成招商引资的任务，镇政府官员无奈，施出一招：化缘。

“化缘”就是集资，对象是官员们精心挑选的，都是镇上在外打拼的成功人士。“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一番思乡念土的宣传，成功人士往往都松点腰包，支援家乡建设。在石城办公司的周爱华，每年都捐不少钱。春节回家，镇政府把他捧为上宾，大鱼大肉招待，他的大幅照片也被悬挂在镇政府内，镇领导号召人们向他学习，为家乡建设贡献力量。

经济上不去，三圩镇的文化建设却是欣欣向荣，如火如荼。“文化中心”地处镇区中心位置，可谓名副其实，实至名归。三圩镇不缺文艺人才，随手抓个人，也能哼上几句流行歌曲、扭一阵屁股，王木匠、田嫂都曾是“文化中心”的骨干分子。

前几年镇领导提出让“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口号，文化的台子是搭起来了，但是经济的戏并没有唱起来，或者唱得不够响亮。

文化搭台主要是靠庙会，老祖宗几百年前就搭了，现在只不过发扬光大罢了。每年农历五月二十是三圩镇的都天庙会，那是全镇的盛会。都天庙会是纪念唐朝张巡的，不过长这么大，我也不知道三圩镇和张巡有什么关系。迎会的这一天，四乡八邻的一大早就赶到三圩了，每个三圩人家里都要来好几个亲戚。方圆几十里卖针头线脑的、各种小吃的也登场亮相了，他们不想失去这一年当中最好的商机。每年迎会的前几天，也是我家最忙碌的日子，父亲要多储备一些卤菜，为五月二十准备。母亲常这样说，有得忙，才有得噇嘛。家家户户早早吃了中午饭，做好了看会的一切准备。庭院门口，早早都点好了的斗香，烟雾袅袅。一张小方桌，摆满了的供奉的西瓜苹果香蕉等水果。人们找好了有利的位置，或站或坐或蹲，等待着庙会的仪仗队伍。

来了，来了。仪仗队浩浩荡荡，连绵好几百米。先是几十辆摩托车开道，然后是几个壮汉抬着都天菩萨的塑像过来了，据说都天菩萨有金胆银心，灵验得很。接着是举着“肃静”“回避”牌子拿着刀剑戟叉的“天兵天将”，气派威严。再后面是舞龙队、打链抢的、挑花担的、荡湖船的，应用尽有。

田嫂每年都挑花担子。田嫂排头，七八个姑娘跟在后面，扮像个个是京剧里的花旦。花担子的扁担很软，挑的人要晃荡起来，能够进退自如，轻盈流畅，富有节奏。这里面是自有诀窍，步伐很是重要。王木匠是跳判官的，他这套功夫是和师傅田木匠学的，师傅年事已高，只有靠他了。跳判官不容易：两根长竹篙，上面绑着一个有铁把子的小椅子，四个人抬着，王木匠蹲在椅子上，扮演判官。前行之时，判官在晃动的椅子上要做出各种带有舞蹈性的动作，时而倒立，时而仰面朝天，单脚勾住椅背。动作突然，出人意料。这都动作都很危险，确实要有点体操的底子。

迎会的当天早上，会争烧头香。谁起的份子钱多，就归谁。抢不到的会感到失落万分，只有等明年卷土重来了；抢到的，高高兴兴，起个大早，捧了个大猪头去都天庙，后面跟着一帮善男信女，吹吹打打，呐喊助威，甚是壮观。去年烧头香是周爱华的母亲，花了两万元，反正她儿子有钱。

山高皇帝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三圩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着。总体来看，三圩人思想趋于保守，不敢越雷池半步。只有在麻将场上，你会看到一个开放的三圩。三圩的麻将把各种来法兼收并蓄，真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海纳百川”，确实，他们有海一样的胸怀，接受外来思想很快，只要外面有新的来法，管你“硬自摸”、“硬清浑”、“杠开杠冲”，三圩人一点就通，一玩就精。不同的年龄、不同收入、不同兴趣的人选择着自己的来法。　这一点三圩人区别于戴南张郭人很是明显。　戴南张郭是兴化最富庶的乡镇，工业兴旺发达。听朱老夫子说过，走在这些乡镇的大街小巷，你听不到半点麻将的声音——人们都到厂子里做工去了，这就是观念的差距。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想，耳濡目染，我能不会一点麻将嘛。

久违了，三圩镇。

第　37　节

“近乡情更怯”。是的，走在镇上，我有些紧张不安，心怦怦直跳。我的家在镇区北边，从街中心的小巷进去，拐两个弯便到。三间青砖瓦房，院子不大，东厢房是个平顶，那是父亲的工作场所兼厨房。厨房里正弥漫着腊肉的香味，几口大锅冒着热气，咕咚咕咚地“激战正酣”。见我回来，“云雾”中的父亲并不意外，淡淡一笑，“回来了。”“嗯。”我鼻子里哼了一下，随即，有些失落。记得我上大学第一次衣锦还乡的时候，父母姐姐外甥女全部到车站接我，在飞雪冷风中等了个把钟头，就像等待着凯旋的战士。现在，把我视同路人了。

当我把辞职的情况告诉父母时，父亲出人意料的镇定，没有成为我预料中的惊弓之鸟；母亲反正一辈子担惊受怕，树叶掉了怕打破头，目光还是那样，充满忧郁悲伤，好像在为全世界操心。

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会如此的淡定沉稳，也许经历的风浪多了；也许是时代变了，见怪不怪了。以前大学生跳槽、改行，可是比寡妇养汉子、男人包二奶还稀罕、还新闻。对此，我家隔壁的葛大爷颇有见地，说，现在找工作等于找相好的、找姘头，周瑜打黄盖，两厢情愿，不合适就说声拜拜。他的孙女大学毕业后工作两年就拜拜了三四次，“拜”一次，单位就好一次，现在每个月能拿三五千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父亲问我的下一步怎么“跳”。他以为我是骑马找马——有更好的单位了。我说：

“我想创业，自己搞。我想征求你们的意见，得到你们的帮助。”我知道，父母这几年存了一笔钱，准备给我结婚用的。

“自己搞？能搞出什么名堂？木板上钉钉的事了？”

父亲有些吃惊、慌张，停下了手中的活，木然地看着我。很快，他又恢复了正常，但目光中有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像母?